德媒深度报道: 华为的“狼性文化”和残酷军事化管理的真相

图片来源:大橙报

据德国在线新闻网站“政治网络”(netzpolitik.org)与其合作伙伴(“信号网络”- The Signals Network,“每日电讯报”- The Daily Telegragh,“世界报”- El Mundo,“共和报”- Republik)数月的潜心调查研究,曝光了华为的“狼性文化”以及它在欧洲控制其员工的手段。

华为这个世界级的大型公司,虽然不断标榜自己的成功以及出色的管理文化,但“政治网络”与其合作伙伴根据内部信息和音频记录深入了解其内部的管理机制并分析,还与主要来自欧洲各国华为分部员工交谈,发现华为在对待员工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干涉员工私人生活,甚至是违反了人权法和当地劳动法来获取最大利益,提高自己的商业竞争,来完成残酷的资金积累和野蛮的全球扩张。

华为推崇的“狼性文化”

华为对待新员工采用一种准军事化的集训和洗脑,力求灌输狼性文化,以像军人一样牺牲和奉献来实现自己在公司的价值。也因此,在华为类似于9-9-6这样的作息也颇为盛行。碍于欧洲的劳动法,这样的做法在那里有所收敛,但超时工作仍然是常态,而且被冠以“自愿”来规避所在国的法律规定。

那些愿意顺从狼性文化卖命的员工有额外的股票奖励,但是对于那些不愿意百分之百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华为的员工,“政治网络”与其合作伙伴已从内部邮件、录音和法庭文件中获悉他们的处境,这些案件涉及法律上不应发生的歧视和解雇。

无论是谁,只要认真听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那毫不妥协、战斗般的言论,就会发现华为对其真正的公司文化毫不避讳。任正非用军事隐喻来演说,并自豪地将他粗暴的领导风格称为“狼性文化”。在欧洲的华为分部也不例外。

肥水不流外人田

在华为森严的等级制度中,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打个比方,如果把华为比成两层楼的话,不是来自中共国的员工永远只能呆在底层——不论他们在官方组织架构上的位置如何。顶层的员工永远是为那些来自深圳总部的中国人预留的。某华为前欧洲雇员说,对欧洲员工来说,的确有一个“玻璃天花板”,“当你走过公司走廊时,显然99.9%的管理层都是中国人。”虽然说的可能有点夸张,不过八九不离十。

在华为遍布170个国家的分部中,所有管理层都以中国人为主。华为的17位董事会成员全是中国人。华为德国的大领导也是中国人,只是首席技术官(CTO, Chief Technical Officer)是德国人。而那些雇佣的当地管理层员工基本就是装点门面用的,就像某华为杜塞尔多夫欧洲总部前员工说的那样,“每个德国经理背后都有从中共国来的一个影子经理。”而对于“玻璃天花板”和“影子经理”的描述,某华为发言人却不同意。他表示仅有59%的管理层来自中共国。同时,这位发言人还表示,在某些部门存在“分工明确的双领导结构”,据他描述,当地经理的工作是照顾当地客户,发展市场并遵循当地法律。另一方面,中共国的管理层员工形成了自己的中共国管理层。

不管该发言人怎么花言巧语,根据“政治网络”的调查,对于在华为工作的非中共国员工,他们适用的是另一套规则。他们接触的信息较少,并被排除在关键内部决策之外。有时在会议中讲到关键的地方时,管理层员工突然改说中文,无疑竖起了语言壁垒。

对此,华为欧洲强调官方工作语言是英语,根据内部公司规定,来自不同国家的员工必须用英文对话。不过,不少人抱怨很多外籍人士英文很差。

杜塞尔多夫的“中共国小使馆”

一位内部消息人士把杜塞尔多夫华为欧洲总部比作“中共国小使馆”,因为在那里,中共国员工窝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与其他国家的员工基本隔绝,基本上就是两个世界。有的时候,中共国员工晚上一起约饭,“在饭桌上你才能知道公司到底发生了什么”,而西方员工晚上下班以后不喜欢掺和这些饭局,回家了。

来自欧洲最大工会“工业金属联合会”(IG Metall)的乌尔丽克•萨贝尔(Ulrike Saaber)联系上了几位前华为员工。他表示,“那些中国员工扎根在中共国,仅仅是在这里工作而已,他们与外界完全隔离。这些中国员工基本不懂德国法律,所以很难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中国员工还经常在他们的闲暇时间里被老板拉着聚在一起开非正式会议。”而对此华为却回应说闲暇时间的活动是由有兴趣的员工自行独立组织的。

“海龟”的统治地位

年复一年,华为把中共国的年轻人送到国外。在中共国,那些打算离开家乡去国外打拼的员工被称为“海龟”。他们的典型特征是:年轻,男性,受过良好教育。我们的消息来源表明,华为在欧洲的分部有明确的等级制度。“海龟”显然占了主导地位。初级员工压力巨大:艰苦的工作环境和公司的持续控制已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培育了任正非老板喜欢提到的“狼性文化”。

举个例子,有一位名叫乔(Joe)的“海龟”,大约五年前,他去了华为瑞士分部。在与“政治网络”的合作伙伴聊天的过程中,他爱上了一位欧洲女人,然后她怀孕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乔对自己的恋情保密,但他老板最终还是发现了。有一天,他老板叫他一起吃晚饭,酒过三巡,老板突然问他:“你打算跟她结婚吗?”

然后华为就打算把乔从瑞士调走,乔不同意,于是华为就威胁解雇他。乔还表示,他很担心自己的安全。在2018年年中,他偷偷录了一段他与人事经理的对话。“政治网络”与其合作伙伴看到了这段录像,通过这段录像,乔希望证明华为是如何对待那些想要留在国外的员工的。(讽刺的是,在公司网站上,华为承诺为员工提供工作与生活平衡的环境。)这段录像中,乔说:“我妻子要生孩子了,所以我得待在这里。”但是人事经理却坚持把乔调走:“公司有权决定你的工作地点,你必须服从我们的指示。”乔拒绝了,所以他于2019年春天离职。

“政治网络”还发现,在华为内部有一份用中文撰写的名叫“分配和流动性管理规定”的文件,通过这份文件可以发现华为是如何肆无忌惮的干涉员工私生活的。“对于属于如下类别的员工:已获得欧盟国家定居身份的、配偶是欧盟永久居民的、资源申请欧盟居民身份的,他们必须尽快离开欧洲。如果不服从,必须被解雇。”华为也承认这份文件真实存在,并表示华为对员工私生活“没意见”。不过,华为同时狡辩道,这些外籍员工在被派遣至国外工作前就已经知道这些条款了。如果该条款与员工的私生活有冲突的话,“员工必须遵守华为的国际分配政策和员工签署的相关协议”。又过了几天,华为某发言人告诉“政治网络”,关于居留许可的规定不再有效,“政治网络”继续追问下去,他却不想说是自从何时开始不再有效的。

“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在学德语”与性别歧视

严苛的公司政策的结果就是整个公司笼罩在恐怖之下。根据“政治网络”在杜塞尔多夫的消息人士称,一旦外籍人士开始学习当地语言,不信任就已经产生了。据一位联系“政治网络”的前员工所说,一位现任华为杜塞尔多夫中国员工竟然跟他说:“千万别告诉别人我在学德语。”

华为还有更匪夷所思的侵犯人权的行为。在华为西班牙分部,一起2018年的法律纠纷显示华为粗暴干涉员工的生育。原告化名安娜(Ana),是一位华为欧洲外派员工,来自中共国,她控告华为性别歧视。她在华为财务部门高层呆了将近十年,华为把她外派到西班牙,她与一名当地人结了婚。当她想要生孩子时,麻烦却接踵而至。她不幸流产两次,于是请了两次病假。根据法庭文件,华为声称安娜的工作效率下降,减了她的年终奖,而且当她开始生育治疗并再次请病假的时候,华为直接解雇了她。于是安娜把华为告上了法庭,并赢了官司,法院判定该解雇不合法。而华为某发言人却告诉“政治网络”说法院判定的理由不是歧视孕妇,这又被安娜律师提交给法庭的文件打脸:“由于雇员流产请假而导致的削减其薪酬的决定本身已不是暗示,而是直接的证据——证明(华为)由于她不幸两次流产而产生性别歧视。”

华为对安娜的对待不是个例,而是套路。华为子公司工人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告诉法庭,她知道至少有五名妇女因为生了孩子而被华为解雇。其中三名是中国人。

辞职时必须把股票留下

华为如此粗暴地对待员工,却鲜有人反抗,这是有原因的。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华为支付其中国雇员的方式。华为以其“股权激励”闻名,员工拥有华为99%的股份。广大员工拥有股份,这样他们也可以在利润中分一杯羹。对于员工来说,这样的模式看上去能让他们受益颇丰,不过这是有前提条件的:他们得跟华为“步调一致”。而且,员工拥有的股份很大可能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任何主动辞职或被华为解雇的员工必须卖掉自己手中的华为股票。唯一的例外是长期工作的老员工,只有他们能在退休时真正拥有那些股票。

中共国法定退休年龄是男60岁,女55岁。而在华为,四十五岁左右就退休的华为老员工比比皆是。他们那时一般把股票兑现,然后退休。所以说,当一个外派员工被召回中共国而他/她不愿意的话,他们不仅会丢了工作,而且还会丢掉一大笔钱。就像一位在华为杜塞尔多夫工作五年多的前员工所描述的那样:“华为是一个公司,不是一个监狱:你想辞职的话就可以辞职。不过,这个决定会非常艰难。”

严格的轮换原则和雇佣机制

华为对待中国籍海外员工的控制更多更严格,包括对公司的忠诚,公司用来加强中国员工忠诚度的方法之一是严格的轮换原则,就是以让员工获得更多经验为名,强令员工离开已有的熟悉的工作环境和人事关系,避免员工在国外“扎根”,并获得欧洲国家的居留权。“公司的内部氛围是,如果你和当地人结婚并获得公民权,那么这就被视为一种背叛。

外国人在中国以外的同一个国家停留不得超过5年。几位消息人士表示,该公司希望阻止中国员工与东道国发展密切关系。在华为西欧的指导文件中写道:“在一个国家连续工作满五年以后,不直接面对客户的员工无论如何都将会转移。”而华为的内部文件真正揭示了这条规定的本质:控制员工。“因此,建立该条规定是为了保证来自外派员工服从公司的安排。”

华为偏爱在竞争对手公司有工作经验的员工

多年来,华为一直被怀疑在西方从事间谍活动。英国、瑞典、澳大利亚和其他国家禁止在其5G网络中安装华为组件。在美国,该公司几乎完全被排除在市场之外。去年12月,《星期日世界报》(Welt am Sonntag)报道称,一名经理曾要求德国员工研究并复制竞争对手的软件。但是公司否认了这一指控。毫无疑问该公司在中国寻求技术主权和霸权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一本名为《华为的国际化之路》的书中描述道,在华为走向世界的扩张之路中,并不怎么受待见。

据调查,华为在德国就很喜欢高薪吸引同行有经验的员工。据华为内部人力资源部门文件显示,员工信息表格有一栏专门列出员工在对手公司(如思科,爱立信,中兴等)的工作经验,还有一栏专门列出员工在潜在客户公司(如T-mobile,西班牙电信等)的工作经验。根据去年的一份法庭文件显示,华为把德国员工的个人信息转给了其在中共国的总部和马来西亚的分部。据《德国经济周刊》(WirtschaftsWoche)报道,法院裁定华为应向员工赔偿损失,因为华为拒绝回答收集到了什么样的个人信息,也不说到底把这些信息如何处理了。

少有50岁以上的员工

华为要求其欧洲经理像外派员工一样遵守纪律和忠诚。但是公司对员工的忠诚却是欠缺的,特别是对欧洲老员工。“政治网络”与几位前员工交流后得知,他们在多年的忠诚工作之后均被华为解雇,唯一的原因是他们的年龄。华为却好像对自己拥有一支“年轻的工作队伍”颇为沾沾自喜:据公司网站显示,2019年该公司总共有19万4千名员工,仅有2%超过了50岁。如果年长的员工不自愿离开的话,华为会绞尽脑汁施加各种压力逼他们离开。“政治网络” 表示他们不能把这些案例说的太具体,因为容易把这些前员工的信息暴露,这样可能会招致华为的法律报复。总的来说,华为为了逼老员工离开,用的手段可谓五花八门:比如说,给员工一些毫无意义的工作,或者干脆把他们晾在那里不给他们工作,又比如把他们换到别的部门,或者直接换工作地点。这些穿小鞋的手段目的就是为了扰乱老员工的日常生活,给他们一种华为不再欢迎他们了的感觉。甚至还有前员工抱怨有骚扰行为。

在德国,许多类似事件(华为无故解雇50岁以上的员工)以打官司结束。有一位在华为杜塞尔多夫工作了将近十年的老员工说他听到一些并不合理的解雇,事先完全没有通知:“这些都用钱摆平了——华为不在乎钱。他们关心的是‘问题’解决了。”在西班牙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2020年11月,马德里某法院判决华为无正当理由解雇五名西班牙中年员工。法院判决华为年龄歧视,勒令华为向每一位员工赔偿两万欧元。尽管华为发言人百般狡辩,然而法庭文件显示,任正非的某演讲中恰恰显示了“到年龄解雇”就是公司政策,因为超过五、六十岁的员工“要花掉公司上百万欧元的费用”。所以华为似乎宁愿惹官司,赔钱,也不愿意改变这样的雇佣策略。

对工会的恐惧

华为对待员工的方式也引起了工会的不满。工会成员乌尔丽克•萨贝尔(Ulrike Saaber)表示,在华为位于杜塞尔多夫的欧洲总部建立工人委员会的努力迄今毫无成效。华为某发言人对于此又道貌岸然地表示华为尊重德国当地相关法律,并没有阻止员工建立工会。“建立工会的倡议在于员工,而不在于公司。”该言论又被萨贝尔了解的信息打脸。萨贝尔表示工会三番五次想要联系员工,但是中国员工都躲开了,“因为他们害怕。”连员工都不愿意站出来,工会不可能成功建立。对此,萨贝尔表示:“这违反了德国相关法律,因为根据法律,如果一个公司有五名或更多雇员的话,必须成立工会。”

在华为德国的子公司中,仅有一家的雇员能任命自己的代表。2016年,华为从爱立信挖走了数百名员工,其中大多数是工会会员。经过数月的谈判和罢工的威胁后,华为屈服了,不得不接受工会集体谈判和工会。萨贝尔表示,尽管如此,也未能撼动华为在该分公司的权力结构。每一个德国经理后面都有一个影子中共国经理,管理结构等级森严,德国经理基本没有什么实权,几乎事事都要与中共国的人协商。

华为侵犯员工权利、欺压员工的行为不仅对本公司的员工造成了伤害,而且对整个行业造成了伤害,包括其竞争对手。如果员工的权利得不到尊重,不论是工资还是工作时长,结果是这些公司就会提供更为廉价的产品,通过严酷压榨员工相比其竞争对手获得价格优势,扭曲公平市场竞争。在“政治网络”与其合作伙伴的追问下,由德国社民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简称SPD或社民党,德国主要大党之一)人胡伯图斯·海尔(Hubertus Heil)领导的联邦劳动和社会事务部不想对华为案发表评论。一位发言人提供的理由是他们“不对个案发表评论”。

“不能屈居第二”

华为自身的立场是,获得机会的唯一途径是努力工作。它将该公司的文化描述为“成功的关键”。然而对于员工来说,这更像是一种榨取和负担。“如果你不卖产品,你就等着降职吧。”一位杜塞尔多夫的老员工说。对于公司来说,只在乎结果,不在乎原因。另一位老员工把华为的管理哲学总结如下:“对华为来说,不能屈居第二。”

公司严格的“狼性”文化是员工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公司深圳总部的新员工必须接受为期两周的新兵训练,这包括每天早上5点的训练,竟然还有名字就叫做 “洗脑”的课程。据《纽约时报》报道,在华为总部的墙上挂着一副裱好的作品,用中文写着:“牺牲是军人的最高事业,胜利是战士的最大贡献。”

毛式公开批斗

“政治网络”的消息来源一致认为,华为会定期当着所有同事的面惩处其中国员工的所谓“失败”,在杜塞尔多夫欧洲总部也是如此。通过内部群发邮件,公司有时让所有人知道是谁在华为看来“行为不当”以及对他们的惩罚。公司要求其经理对员工的失误负责。在小组内部,经理们把自己当作手下员工的父母。

华为特别喜欢在员工间展开毛泽东文革时常用的“批评与自我批评”。 一位消息人士告诉“政治网络”,他/她曾参加过一位中方经​​理在招标程序失败后公开认错的电话会议。每个参加会议的人都得批评这位经理。“政治网络”的消息人士表示,他们对此非常不舒服。此后不久,华为将该经理从杜塞尔多夫调回了中共国。

对于文革式的公开批斗,华为却恬不知耻地美化道,自我反省是“我们企业文化的重要原则”,有助于改善公司及其产品和服务。鼓励管理人员在团队会议中“讨论当前状况”,并探索“改进空间”。

华为的超时工作

图片来源:Kevin Frayer/Getty Images

华为采取了一种在欧洲相当不寻常的做法。实际出勤时间经常超出核心工作时间,这与中共国所谓的9-9-6原则一致。华为要求某些部门的员工工作时间长得多。据半官方的公司自传“华为系列故事”描述道,早先几年,华为甚至给新员工发毯子和床垫。

在杜塞尔多夫,字面上的官方工作时间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六点,不过据某些前员工称,华为要求某些部门的员工工作更长的时间。有的会议甚至安排在深夜十点,办公室周日也全是人。某些中国员工有时睡在公司。

这与德国劳动法几乎不相容。据“政治网络”的消息来源报道,多年来工人只能在时间记录系统中输入他们的到达时间,但不允许记录工作日结束时间。好在非中国籍员工对此表示了抗议,此后被有效地豁免了这项规则。而华为依旧不让中共国的外派员工如实记录他们的工作时间。对此,连华为公司发言人也不得不承认确实有欧洲总部的人抱怨出勤记录。据《星期日世界报》报道,德国当局也确认已收到根据劳动法的相关投诉。杜塞尔多夫当地政府告知我们,自2018年以来,华为已“接受了职业健康与安全法规的检查,尤其是《工作时间法》”。对此华为强词夺理道,员工是“自愿”在公司工作到晚上八点以后的。

在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智库工作的汉学家马莱克·奥尔伯格(Mareike Ohlberg)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她告诉“政治网络”及其合作伙伴,中共国是华为主要的市场,华为必须向中国共产党效忠。然而,华为试图在全世界面前将自己展示为一家国际化的现代化公司,“这主要停留在表面,而不是骨子里。”“在中共国的员工所拥有的权利比华为非中国籍员工少得多,因为当华为在海外雇佣当地员工时,起码会产生文化碰撞。而华为基本不可能改变其企业文化。”奥尔伯格表示。

“英雄是锻造出来的,不是天生的”

图片来源:TWITTER和微博搜索

华为提供了一种高压氛围,公司分发给员工的宣传册上的插图很好地说明了公司是如何看待员工的。仿佛人类是原材料,可以在工厂里加工成完美的士兵。其中一张照片显示的是一架二战时被击中的千疮百孔前苏联战斗机,但它仍在飞行。标题写道:“英雄是锻造的,不是天生的。”

显然,该公司正试图用这种粗暴的管理言论来给员工洗脑,来自欧洲的前雇员对此感到非常不适。尽管如此,公司就是这么管理的。联系“政治网络”的消息人士称,华为特意营造一种高压工作环境,却不怎么给员工以支持或积极的反馈。哪怕员工犯了一点点小错,经理都会大声呵斥,这说明整个管理系统有很大的问题。在华为的管理系统中,经理频繁地在不同的部门之间换来换去。几位消息人士都表示他们的领导虽然具有技术知识,但是完全缺乏人际交往能力和领导经验。一位长期在德国工作的德国员工说:“这是一窝(没情商的)书呆子。”

关于“战斗机海报”, 公司声称这“与华为的日常工作无关”。不过,“政治网络”与其合作伙伴已经得到了包含此海报的公司电子邮件。华为欧洲总部的人力资源部最早于2019年8月把这张海报按着群发给了员工。该电子邮件还包含据称由任正非在员工就职典礼上的讲话。根据演讲,任正非表示,华为需要提高直面客户的“前锋部队”的技能。他还谈到了工地上的员工可以听到“炮声”,他们应组成“区域野战军”,等等。对此,华为发言人却装聋作哑的表示他没觉得公司文化中有什么“好战的军事暗示”。

以隆美尔为灵感

军事隐喻深深嵌入了该公司的DNA中。任正非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当了近十年的工程师。当他在1987年创建华为时,该公司为军方提供服务。

由此可以看出,华为在进军世界通信领域特别是5G方面表现出的攻城掠地的态势,让人们误以为任正非出色的管理才能造就了一个世界一流的公司。而观察任正非的背景和他在华为内部推行的公司文化,可以发现,华为把自己塑造成了一个准军事单位,高管们动辄用将军,战斗,前线一类的词,从上至下推行利益捆绑和严酷压榨的企业文化,把员工变成生产资料,像士兵一样的牺牲自我。在华为欧洲总部的邮件中,甚至把二战德军军官隆美尔当成灵感。不久前,在华为中文版的网站上,还称赞隆美尔是北非的“无敌”指挥官。(译注:事实上,在二战北非战战场,隆美尔率领的德军最终被蒙哥马利将军率领的英军在阿拉曼战役中击败。)

如此狼性企业文化、军队化管理和中共军方背景打造的“华为商业帝国”,世界其他大的网络科技公司怎么可能竞争过这样一个科技公司呢?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认为,经济竞争是一种持续的“生存斗争”。

任正非认为这种霸权主义和“狼性企业文化”是“终极武器”。

译评:

“政治网络”与其合作伙伴的这篇深度报道向读者表现了华为不愿意向世人展示的另一面。哪怕是通过华为的欧洲分部,读者就不难发现,华为就是打着民企的外壳而已,实际上就是妥妥的中共军方企业,连管理、企业文化都是完全军事化的。他们把员工当成原材料,觉得可以像在加工厂加工原材料一样把员工加工成完美的士兵机器,彻底否定人性,这恰恰是中共奉行的“唯物主义”的恶的体现。

此外,作为中共军方企业,华为在欧洲使出浑身解数阻止员工形成工会。讽刺的是,中共恰恰就是发动工人组成工会发动各种暴动起家的,现在轮到自己当老板了,对员工的压榨比他们嘴里的“万恶的资本家”不知道邪恶多少倍。说到底,这恰恰显示了他们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是怎么夺权上位的,非常心虚。

最后,作为一篇以德国记者为主要作者的深度报道,华为“不择手段的胜利”显得格外有弦外之音。对于这种纳粹“意志的胜利”式的企业文化,经历过二战的德国人有切身之痛。而华为却乐此不疲,甚至把它当成公司“终极武器”,还以隆美尔为榜样。在译者看来,这似乎暗示了华为注定失败的结局。

原文链接

翻译者署名:冰糖葫芦喵 卡拉马佐夫姐姐

校对:卡拉马佐夫姐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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