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说历史:世纪骗局之:1931~1935(五次围剿、 “长征”与遵义会议)

  • 编辑:文顺
  • 作者: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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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2021年1月13日电/西喜社——

按照中共党史的记载:

1931年-1935年期间,中共召开了很多很多具有标志性的会议,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这五年间,中共成功的粉碎了敌人的几次“围剿”,并开始了其发展史上具有史诗般意义的万里长征……

这些只是中共的宣传,由于党史记载的会议过多,本文不做过多叙述性描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中共党史大事记》。

这五年发生了很多事儿。“9.18”事变的爆发、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被中共描述为“对革命的背叛”、狼狈逃窜的所谓“长征”、被中共刻画为具有史诗般意义的“战略性大转移”……为什么“攘外必先安内”?为什么遵义会议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真实的历史又是怎样呢?

五年中的国民党:

1928年张学良的改旗易帜让蒋介石于1929年结束了十三年的内乱统一了全国。虽然形式上统一了全国,但是蒋所面对的局面可谓内忧外患。在1931-1935年,这五年左右的时间里,蒋不但要接受国民党内不同派系和“新军阀”的挑战,对他来说还有两个最大的挑战,“共产党在东南部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后的对抗”和“日本在东北、华北日益加剧的侵略”。

蒋的“内忧”:(党内之忧、党外之忧)

党内之忧:

归国后的汪精卫于1931年5月,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以分裂国民党中央领导权,后经调停,蒋、汪表示“和解”。(蒋汪最终能够和解有历史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蒋与胡汉民产生分歧分道扬镳。)

急于达成全国统一的蒋介石通过与一些军阀谈判后达成协议,授予并确认军阀地方性半独立地位的委任状,以换取他们承认南京政权为中国的中央政权。而这些军阀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只要与南京政府没有利益冲突,便可长时期的与南京合作。一旦发生利益冲突,他们便见机行事,暗地里与南京政府展开较量。(这些军阀主要为:1、李宗仁为首的桂系;2、冯玉祥和他的“国民军”;3、张学良控制的“奉系”;4、阎锡山的山西“根据地”。)

各地军阀对自我利益的保护,并遭受中共背地里四处制造内乱,极大的消耗了这一时期国民党重建国家的精力和资源。

党外之忧:

国共分裂之后,中共并没有停止瓦解国民党、谋求政治权力的脚步。一面依靠宣传等手段拉拢国民党员,一面在大城市的“地下”组织并策划罢工、暴动等活动。

1933年,广东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受中共宣传及华南政客(李济深)影响,发动了“福建事变”。十九路军将领在福州成立了一个“人民革命政府”,并与中共和苏联合作,反抗国民政府。这次政变于1934年遭到镇压,十九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路军。而毛泽东、刘志丹等人也在这段时期内在在偏远的农村地区发展武装建立“苏区”。

1930年12月到1933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四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

蒋的“外患”:(日本侵华)

日本对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在1910年吞并朝鲜后,日本曾三次挑唆“满蒙自治运动”(1912、1916、1928)。随着日本军方势力在内阁的权力不断强大,日本于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策划并发动了“9.18事变”,为了使国际视线从东北转移出来,随之又在次年1月发动了“1.28”事变(又称“淞沪战争”)。与日本周旋了一个多月后,蒋的防线崩溃了。在当时国联的出面调停下,上海的战争停止了,但是国际却放任了日本对东北的侵占。1932年3月,日本在东北成立了“满洲国”。1933年签订的《塘沽协定》,将冀东划为非军事区,从此北平与天津的防御便失去了屏障。

五年中的中共:

在国民党(蒋介石)内忧外患(满头是包)的这五年中,中共又在做什么呢?

简而言之便是:党内内斗、给国民党捣乱、在农村发展、打不过就跑。

国共分裂后,中共实质上分裂成了两个性质各异的实体:1、由共产国际(莫斯科)培养的中央政治局,在上海转入地下活动,不断的在各城市策划发动罢工、怠工、暴动等活动;2、毛泽东在远离国民党控制的湖南和江西农村组织农民力量及发展苏区(苏维埃区)。

上篇文章曾经提到过,1927年4月,蒋开始了“清党”运动之后,同年8月,中共便发动了南昌起义。共产党员们只控制了南昌城三天,便被国民党的军队团团围住了……突破封锁后,他们逃往粤闽赣交界地。随后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罢免了党的领导权,斯大林的门徒瞿秋白以中央政治局书记的身份接手了权力。

这一时期的毛泽东,自行进入了湖南,通过煽动当地民众的不满情绪最终孕育成功了“秋收暴动”。“秋收暴动”很快便被政府军镇压下去,毛随后便逃亡湘赣交界的井冈山整顿队伍。秋收暴动的失败,使毛丢掉了政治局委员的职位。1928年,朱毛在井冈山“会师”后,便将司令部前往瑞金,在那里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同一时期刘志丹与高岗在陕西也建立了共产党的根据地。这两块根据地中心是完全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管辖以外活动的。(这些发生在1930年前的事件之所以放在这里叙述,更有助于读者借助这些背景理解“长征”的目的地为何是陕北的遵义。)

城市暴动接连被国民政府镇压下去,使共产国际的“城市路线”走向失败。而这一时期接连不断召开的中共各种会议中,中央政治局的权力持有者也走马灯似的更换。瞿秋白的权力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落入了向忠发与李立三手中。1931年,这一权利最终落入了王明(陈绍禹)、博古(秦邦宪)手里,王明与博古是莫斯科留学生的共产国际代表,这些留学生又被称为“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

(中共自成立以来的每一次重要会议都是一场权力的斗争,这种内斗也是中共天生的本性。)

1931年在瑞金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收到毛的邀请驾临瑞金。这些在莫斯科接受过共产国际直接教育的布尔什维克们,在心底里是瞧不起毛的。在会上他们摒弃毛的方法,企图取代毛建立的机制。而毛派分子在大会上完全控制住了局面,最终毛在这次大会中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没有丢失权力)。

1933年初,博古随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抵达瑞金。1934年的第二次中华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上,毛虽然职位有所保留,但是权力被架空,几乎丧失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支配权。

1930年12月到1933年四月,蒋介石发动了四次“围剿”,毛泽东以“化整为零”的游击战使蒋的这四次“围剿”均以失败告终。1934年,蒋在德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采取了“战略进攻和战略防御”,依靠封锁并步步进逼的策略。这时的毛已经失去了军权,取而代之的李德采取了阵地战的策略,但红军没坚持多久便被打垮了。1934年10月,长征正式开始。

在长征的途中,中共的一些军政领导人对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垂头丧气,对李德和博古的无能领导感到极度失望。1935年1月,中共占领了遵义,在军阀(柏辉章)的公馆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朱德等都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最终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夺回了实权,不久在张闻天的帮助下,毛泽东取得了对军事的绝对控制权,这成为了毛权力的基础,从此以后他再也没有放弃过这个控制权。这便是中共宣传中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并没有给毛彻底的胜利,但是它却是毛在争取最高权力道路上的一大跃进。(1945年的中共七大才是毛在权力道路上取得完全胜利的标志,以后的文章中会提到。)

1935年10月,毛率领的部队到达了保安县吴起镇,长征结束,毛泽东所辖的部队只剩下八千人。1936年4月,陕北根据地创建者、在陕北农村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刘志丹在战斗中阵亡。(刘志丹之死蹊跷颇多,感兴趣的读者可以查找相关资料阅读,本文不在叙述)同年12月,中共首脑机关全部迁入延安……

回首这五年,对于国民党来说可谓“内忧外患”,蒋中正先生一定是忙得焦头烂额。统一全国后,各地军阀带来的“内忧”只是内部的利益之争。而一直包藏祸心,未被清除干净的中国共产党带来的或许会是“性命”之争。先“攘外”还是先“安内”,笔者完全赞成蒋先生“攘外必先安内”的观点。就好比在出兵打仗前,家里的后院被人埋了一颗炸弹,炸弹不除,一切的努力随时都会功亏一篑。毕竟那个时候中华民国政府已经是被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而中共在那时就好像是在中国的一个到处兴风作浪的恐怖组织。从其建党之时,便在国民党内渗透挑拨、阴谋夺权。在阴谋被人识破,被清除出党后,他们便转入了“地下”工作,在大城市四处中煽风点火、制造暴动,在农村及偏远地区发展武装、建立苏区……面对这种局面,放置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权,都会选择“必先安内”的这条路吧……

回首这五年,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斗争”、“使坏”、“保命”。共产党的会,每一次都是一次内部的权力斗争,每一个城市的“地下党”时刻都在策划着阴谋罢工和暴动,打不过就跑的游击战术,有效的打败了四次“围剿,而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又来了一次两万五千里的“大逃亡”。

殊不知在那个时候,中共是否也会有一个“搞弱国民党”、“搞乱国民党”、“搞死国民党”的“3F”计划……

下期: 1936~1937:西安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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