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专题】 「查册」知多少? (五)入境处收紧「出生登记纪录」及「香港结婚纪录」查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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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撰:会说话的石头

审稿:卡西欧

上传:文粤

入境处去年10月悄悄收紧「出生登​​记纪录」及「香港结婚纪录」 查册安排,要求查册人需得到当事人授权,或提供合理的查册目的、用途供处方审批,有传媒其后申请结婚纪录不获批,引来争议。

出生结婚纪录查册须获当事人授权

入境处去年10月被揭在无通知的情况下,收紧「出生登​​记纪录」及「香港结婚纪录」 查册安排,要求查册人需得到当事人授权,或提供合理的查册目的、用途供处方审批。现时在未有授权的情况下,查册人不可经网上提交申请,只可以邮寄表格方式,或亲身到各登记处办理,亦需于表格上阐明查册目的、用途,及提交文件证明与当事人的关系。

入境处:原意是让申请人寻找失散亲属或防止重婚

2020年11月,入境处就事件回覆媒体,指咨询律政司后推出新安排,防止出生纪录及结婚纪录遭滥用或不法使用。处方更批评有传媒翻查社会知名人士或其家人的出生登记、结婚纪录,并公开纪录中的个人资料,令相关人士的私隐受到严重侵犯,形容情况极不理想。并指,有不少公职人员及市民的个人资料被他人透过翻查不同公共登记册而取得,有关个人及家人资料被公开,因而受到恶意滋扰和威吓。处方指咨询律政司后才推出新安排。

处方强调,根据《生死登记条例》及《婚姻条例》翻查登记纪录,原意是让申请人寻找失散亲属的资料或追查自身家族的历史,或防止重婚,并非为了公开披露该等个人资料,亦非让申请人任意翻查他人的个人资料而设。入境处又亦点名批评有传媒翻查社会知名人士、艺人或其家人的出生登记、结婚纪录,公开有关资料,形容情况极不理想。

根据《生死登记条例》第22条,任何人均有权要求查阅出生、死亡纪录,而缴付相关款项后,登记官员须安排该翻查,并在该官员认为合适的登记册索引、登记纪录或电脑纪录内进行。

律师:《生死登记条例》已清楚列明申请须得到批准

然而,根据《生死登记条例》第22条,任何人均有权要求查阅出生、死亡纪录,而缴付相关款项后,登记官员须安排该翻查,并在该官员认为合适的登记册索引、登记纪录或电脑纪录内进行。

法政汇思成员、律师文浩正质疑,入境处收紧查册措施抵触《条例》,认为即使处方以保障私隐为由修改安排,亦须证明加上的行政手段合理、合宪。他又强调,基本法保障新闻自由,政府不应拒绝有关查册原因。

法政汇思成员、律师文浩正指,《生死登记条例》已清楚列明,署方须向付款查册人士提供相关资料,并无明文指出申请须得到批准,故认为新措施与条文有抵触。 (资料来源:香港01)

文浩正:新措施或抵触条文 加限制需合理

法政汇思成员、律师文浩正指,《生死登记条例》已清楚列明,署方须向付款查册人士提供相关资料,并无明文指出申请须得到批准,故认为新措施与条文有抵触: 「法例是如此规定,处方后来加上的行政手段,就要证明是否正当。」

文浩正表示,即使入境处是以保障私隐为由,为查册安排加上限制,亦要视乎限制是否合理:「如为了保护私稳而禁止一切查册,我觉得不合理。」他强调, 《个人资料(私隐)条例》不会推翻原有条文,其保障范围亦有例外,从事新闻调查工作便是条例豁免范围之一。

至于《婚姻条例》第26条指,「登记官可容许翻查由他管有的所有证书」,文浩正认为有关表述即登记官有权反对部分查册申请,但强调入境处同样要给予合理的拒绝原由。

传媒过往透过查册出生及结婚纪录,核实新闻人物的身份及关系,例如2018 年初刚上任律政司司长的郑若骅,名下屯门海诗别墅4 号屋被揭僭建地库,《苹果日报》翻查婚姻纪录揭发毗邻同涉僭建的3 号屋,业主潘乐陶原来是郑的丈夫。

为保护警员限查册 查结婚纪录申请减 25%

2019 年 10 月反修例运动期间,警察队员佐级协会因应有警员被「起底」,入禀要求法庭颁令禁止公众查阅选民登记册。入境处同月以行政权力,收紧婚姻及出生查册程序,处方事后曾向申诉专员公署解释,收紧是为免公职人员被「起底」,受滋扰和威吓。

《立场》向入境处索取,收紧程序前后接获的婚姻查册申请数字,并统计得出2019 年1 月至10 月,处方共接获17, 561 宗申请,但在同年10 月收紧后,2020 年1 月至10 月的申请共13,014 宗,较上年同期减少25%,即逾4,500 宗。

至于出生纪录,入境处 2019 年 1 月至 10 月共收到 11,328 宗申请,而 2020 年同期申请数字跌至 10,980 宗,减幅约 3%。

记协主席杨健兴指,入境处收紧程序后,相信不少传媒受阻无法查册,影响采访和报道。他批评处方向申诉专员称传媒可续查册,实际上却拒绝申请,漠视申诉机制,亦损害传媒监察政府职能,也变相剥夺了公众知情权。

根据进步主义者的说法,私隐法例问题不应概括查册,因为人在一个紧密的社会中存在,什么规范了人的行为?法律和同济压力。同济压力就是要把私隐传播出来,在公共地方做的事情应该收到同济的监督和压力,促使对本身行为有所克制。而婚姻、成立公司或购买房产,都应作为公共行径去处理,而公共事件是不应该被禁止查册的。查册如果被限制为私隐范畴,那么社会的公义如何得到申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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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观点仅代表笔者本人

资料来源:立场新闻 香港01(一) 香港01(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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