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今钩】 人性与社会制度之关系浅谈(二)

作者:香草山写作组 kathy(文艺)

人性问题是一个哲学命题,伦理命题,同时也是经济命题。记得托克维尔的《论美国民主》里,就从美国的地理位置分析开始,谈到它的民主制度的确立与推行,决定了它的独特性。

中西方文明的差异,也是地理环境的差异,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人际关系的形式有关。比如说,中华早期先秦时期的以宗族为主的小型诸侯国分居各地,以农耕生产方式而各自封闭的关系,形成的是以儒家伦理的礼教为主的文明。而西方欧洲尤其古希腊罗马,因为先天地理环境形成的自由来往方便,而形成以人际契约为基础的城邦制,这样的方式就会打破宗族的以伦理道德为基础的文明,而代之以社会的法律的(或契约的)文明。

这样的历史背景形成的观念的不同,以至于文明,制度的不同,是不是就不能融洽或被改变呢?答案肯定是可以的。只是先改变人性还是先改变制度的问题。很显然,改变一种政治学意义上的制度,比改变人性论上的人相对要容易得多。当然,社会制度也是人设立的,而且每一种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在一种人的思想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比如,大一统秦朝的吏治就建立在商鞅的刑法之术的严苛的对老百姓的管控下的产物。

今天的中共极权统治制度,更是在几千年封建专制基础上,加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专政理论,更加扩大到全人类的所谓“大同社会”,“命运共同体”,人类文明“大重启”等违背人性自然的普世价值的追求的邪恶观念。那么,人类该如何遏制这种恶魔的思想观念,以及推翻这种邪恶的共产极权制度,就是很考验人类智慧的一个终极挑战。

人类历史上一次次发生的人民起义,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无不给人一种启迪。那就是,人民与社会制度的冲突发生时,往往人民占理,统治者失理。英国18世纪的保守主义先驱埃德蒙伯克在《自由与传统》里说过:“当大众的不满四处弥漫时,一般都能找到充分的例子和证据,证明国家制度或政府行为中存在的某种差池。人民无意存心制造动乱,他们在动乱中得不到特别利益。他们做了错事,那是因他们不慎而失误,并非是他们的罪行。”

今天的美国也到了法国大革命,中国六四时的危机关头,怎样化解这场民主与自由,极左与保守的矛盾,加上背后与共产国际的深层影响所形成的复杂局面,正是人类凤凰涅槃般重生的契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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