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反食品浪费法,是解药?还是棋?

作者:美国纽约七星会农场写作组|BLACK 5

编辑、美工:灭共小宇宙

多年以来,伴随着中共的改革开放,农村人口如潮涌般进入城市工商、服务业,农业从业人员大量流失。沿海地区乡镇民营企业兴起、城市规模扩大,农村土地不断被蚕食;内陆地区耕地或是荒废,或是转而用作种植经济作物。一边是人口日益增长,一边是农业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锐减,在此恶性发展趋势下,粮食危机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出来混,迟早要还的。

2020年中共墙内霜冻、蝗灾、洪灾、台风诸多自然灾害接踵而至;中共病毒全球肆虐,经济停摆,出口受阻,外汇储备近乎枯竭。屋漏偏逢连夜雨,还债的日子到了。 开源节流双管齐下,中共一系列“还债”措施先后祭出:带有历史性标志的农村合作社死灰复燃;不惜尝试用人民币向非洲“兄弟”购粮;临上轿,现扎耳朵眼儿,拆房毁林,恢复耕地;鼓励毕业即失业的大学生到广阔天地去,上山下乡的号角再次吹响;巧借水域环境保护的名义,禁渔禁捕;“光盘行动”的宣传在各媒体轮番轰炸。

诸上经济、行政、宣传手段尚不足够,身负粮食安全保障重任的《反食品浪费法》正在路上。此法能否堪当大任?中共国墙内食品浪费究竟是何程度?来看看中共墙内媒体在报道此法时对食品浪费的介绍:

中国新闻网2020年12月24日的报道称“每年城市餐饮浪费的粮食多达340~360亿斤。”而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是:“据《中国城市餐饮食物浪费报告》显示,我国城市餐饮业仅餐桌食物浪费量就有1700万至1800万吨,相当于3000万至5000万人一年的食物量。”两份报道的数据差之千里。

另外上述数据相关调查研究报告的样本原始数据从何而来?中共常规统计数据尚且为人诟病,实在无法想象此类报告的相关人员能够一丝不苟置身泔水桶边收集原始数据。食品浪费具体程度未能得知,又如何量化此法执行效果呢?

再来谈谈此法在执行中可能遇到的问题:

食品浪费在现实执法过程中如何界定?远非法律文字解释那样简单。例如一个被虫蛀的苹果,有人仅剔除蛀洞,有人削去一块,有人削去一半,有人甚至直接丢弃;或是一个苹果,有人不削皮,有人削得厚,有人削得薄;再如个人牙口好坏有别,啃鸭脖、撸烤串的干净程度也不同。哪些属于浪费,如何法律评判?浪费一碗饭和浪费一个鸡腿,在裁量违法层级时该如何确定?如果没有较为完善清晰的裁量级别,对法律的公正性会产生严重威胁。如果对违法行为均处以教育批评,那要法律何用?直接道德谴责不就可以?如果处以行政罚款,其裁量难度极大,难免有失公允,随后产生的行政复议、诉讼带来太多的社会管理成本。或许,中共借机赤裸裸抢钱,也未可知。

此法草案明确,餐饮服务提供者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圾的相关费用。请注意此处调整的是餐饮服务提供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属于民事关系范畴,餐饮服务提供者不是行政主体,消费者也不是行政相对人。收取相关费用使用“可以”二字,费用可收可不收,费用收取未设定合理标准,明显浪费该如何界定?非但未能调和商家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相反为双方制造了潜在矛盾。此法的设立目的旨在遏制食品浪费,而此款所起的作用值得疑问。

此法实施后的具体行政执法主体同样也是避不开的问题。无论餐厅消费,还是家庭用餐,餐厅方或亲戚朋友作为民事主体,没有执法权,在别人发生浪费行为时,只能做到善意提醒,此时法律没有丝毫作用。即便餐厅依此法收取厨余垃圾处理费,也不属于行政处罚。不敢想象中共为此再设立举报、连坐机制。大量安排执法人员不现实,这就成了具体实施中的又一死结。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此法针对的食品浪费还涉及食品生产、加工、储运环节。按正常逻辑,食品损耗、浪费与食品厂家、商家的经营收益直接相关,厂家、商家从自身利益考虑,减少损耗率有着原生动力。此法对上述环节的关注,或许会存在以下影响:其一,为食品生产的以次充好留有一定空间,厂家、商家可能因此而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其二,厂家、商家的食品浪费也好,食品安全问题也罢,都将成为行政制裁的对象。

中共的反食品浪费法,终难解粮食危机之围,或许是下着另一盘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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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星会(为子孙爱七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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