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石专栏】腐败,作为统治手段

作者:文石
编辑:翼族

图片来源:https://www.cbnweek.com/

腐败无处不在,无论在民主法制的体系中,还是在人治专权的社会。就像巴约尔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中说的,当一个权力拥有者面对利益诱惑时,他会做权衡。如果获得巨大收益而不受到惩罚,那么他腐败的可能性就很大。反之,如果他会因此有牢狱之灾、失去职位和名誉,甚至失去生命,他就不愿铤而走险。所以腐败不是个人的道德问题,而是制度决定的。一种制度能及时惩戒非法侵吞公款等行为,同时起到震慑和防范作用,必然会减少腐败。但有些制度正是利用腐败作为诱饵,将整个官僚系统,甚至普通民众都绑架在贪婪和掠夺的社会系统,以稳固统治者的权力。

在《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一书,作者巴约尔用大量的事实证明,纳粹德国的腐败不仅是纳粹党一党专制的必然结果,而且是希特勒实施威权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实像希特勒这样有意识地建立一套“门客恩主”的体系,将腐败系统化,同样适用于所有极权体制。所有的极权体系得以建立和维持,无论表面上鼓吹的是何种意识形态,其实都严重依赖于腐败。

20世纪三十年代,纳粹党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利用了魏玛共和国民主体制的弊病。一方面纳粹党人采用的手段无非是大肆宣扬魏玛共和国官员的腐败,虽然并不是所有案例都能站住脚,但却有效地煽动了民众的不满。这种不满随着经济形势不断恶化而增强。这和1949年前中共对国民政府的攻击有相似之处。另一方面,纳粹党人高调标榜他们的清正无私。尤其是在纳粹高层,一直在努力维护一种“公正高尚”的虚假包装。希姆莱甚至把对犹太人的屠杀都宣扬成为维护民族利益进行的“不掺杂私利的”行为。然而在现实中,虽然帝国检查官一直没有停止对大小贪官的调查和起诉,腐败却一直是纳粹无法摆脱,而且越演越烈的顽疾。

上至希特勒本人,下至帝国以及占领区的地方官员,都有自己的“小金库”,包括现金、房地产和紧俏物资等。它们的来源很复杂,有政治献金,有被勒索来的“捐款”,有被拍卖的犹太人的企业,有被害犹太人的个人财物。虽然政府明令要建立账目,禁止私吞,但实际上财物混乱的状况非常普遍。贪污腐化根本无从查起。希特勒喜欢用大笔现金和贵重物品作为礼物或奖励笼络高级官员,以换取他们的忠诚。在他的宫廷小圈子中,私人感情、个人忠诚被看得特别重要。这就要求他手中必须握有巨额来历不明的资金,随时可以抛出,以换取下属的忠诚。

在参与1944年刺杀希特勒行动的将领中,就有些人获得过他恩宠和赏赐。这让希特勒极为恼怒。帝国的权力运行并不是依靠一套有效的法律系统,而是依靠所谓元首在纳粹党中的“个人魅力”。希特勒非常清楚它的脆弱性。如果他的笼络手法失灵,他如何确保自己的权力不受挑战、不被颠覆?这就决定了希特勒不可能认真对待腐败问题。帝国高层中最腐败的是戈林,这位元帅的奢靡无度在当时尽人皆知,但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难和追究。

上行下效。从纳粹帝国的金字塔尖到下面的一层层官员,无不利用这种手法结党营私。一个个小集团结成越来越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利用一切机会扩充金库和腰包。

而每当腐败行为受到反腐机构的追查,“党”便出面了。和中共一样,纳粹党是凌驾于政府体系之上的,是绝对不可以碰触的。因而,只有“党”能决定一个官员是否可以被调查。但“党”,无非就是一些人组成的权力集团。每个官员的背后都是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只有在这个官员在派系之争中被抛弃,或者需要舍车保帅时,他的腐败行为才可能受到惩处。不过这样的几率并不高,而且偶然性很大。

腐败对一个体制的侵蚀会有诸多恶果。最明显的就是无法保证国家财政系统的良性运行。但因为帝国对犹太人不断大规模掠夺,只有到临近战败时财务状况才变得越来越窘迫。其次则会导致逆淘汰。真正有才干的官僚如果不被吸收到利益集团中,就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而贪婪腐败,整天偷鸡摸狗的人,甚至流氓罪犯却可以通过贿赂官运亨通。巴约尔的调查表明,纳粹系统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高效,帝国里一些无法解决的症结都被舆论宣传掩盖了。戈培尔的手法如此成功,以致在帝国倒塌之后,人们依然有一些根深蒂固的误解。这也说明,一个国家如果依靠宣传部的包装,必然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纳粹帝国的臣民对官员的腐败当然心知肚明。但和中共国的很多百姓一样,他们认为这是低级官吏的个别行为,最高领袖一定不知情。在他们心目中,希特勒生活简朴,为人公正。这与当年对毛泽东等人的崇拜如出一辙。至今一些中共国百姓还在怀念“文革”。因为他们相信毛时代没有大贪官,没有普遍的腐败,领袖本人更是清廉爱民的典范。这当然是垄断信息,同时不断强化个人崇拜的必然结果。中共国在建国后极力维护高层领导的“清明”形象。比如宣传毛泽东的旧睡衣被缝补多少次,但只字不提在普遍饥荒的时期,依然用成吨的粮食为最高领导人酿酒。这些洗脑宣传在几十年后不仅没有消退,反而被红色政权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人更为有效地利用。和纳粹帝国一样,中共国普通民众因而极少有人把腐败和极权制度联系起来。

此外,德国纳粹的腐败也不可避免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一些民众不仅不质疑戈林豪宅的来历,反而觉得这是值得夸耀的,是帝国强盛的表现。而戈林也利用这种心理,以炫富来强调自己在帝国高层中具有不可撼动的权威。不择手段地攫取财富不仅不会受到惩罚,反而会成为普遍羡慕的对象。从敲诈犹太商人,暴力掠夺犹太商店,到直接侵吞集中营囚犯的个人财物,这也成为大规模迫害犹太人的一个巨大的动力,参与者甚众。同样,当今中共国大量豢养维稳队伍,培养可以为自己所用的爪牙,并故意不限制他们的权力,让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吞并受害者的财产。

即便是帝国最普通的人也可以从拍卖犹太人财物中以很低的价格获得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奢侈品。甚至在帝国占领的波兰、拉脱维亚等地,最底层的农民也可以随意侵吞被屠杀的犹太邻居的房产。所以在盟军节节胜利时,很多人感到恐慌,害怕德国战败后要归还自己占有的财产。就这样,腐败的体系也使德国一些民众成为纳粹罪行的参与者、获益者,被绑缚在帝国的战车上无法脱身。

和中共国一样,纳粹德国也不断提倡反腐,但大家对此心照不宣,知道最终不过是“打了苍蝇,放了老虎”。一些倒霉蛋被绳之以法,不是派系斗争的结果就是作秀而已。在这样的体制中,反腐必然是越反越腐。

极权体系的建造者和民主法制的立法者一样,都深谙人的贪婪本能。所不同的是,极权体系要利用人性的弱点维护统治,腐败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工具。而民主法制社会则是在确认人性恶的前提下,极力健全法制制度,来约束人的贪欲,以最小的成本减少恶行的泛滥和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文章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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