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如何培养外国政客

新闻来源:The Economist《经济学人》;发布时间:2020年12月10日

翻译/简评:Lully;校对/审核:万人往;Page:拱卒

简评:

文章讲述了中共通过外交手段对各国执政党进行渗透,输出“习近平思想“。在中共糖衣炮弹的轰炸下,外国一些没有底线的政客为中共唱赞歌,称赞中共国所谓的扶贫、战胜疫情,甚至要向自己所在的政党宣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中共国所谓的全民脱贫背后,是6亿人月收入少于1000人民币;所谓的战胜疫情,不过是封堵百姓之口,让党媒颠倒黑白。本可以用来改善民生的财政收入,被用来搞大撒币外交,在国际上供养一些口是心非的政客,以至于国内民生凋敝,百姓生活举步维艰。一个为了几个家族利益而压迫14亿人民的政党,不配在中国执政,必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原文翻译:

中国共产党如何培养外国政客——输出习近平思想

它正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左右未来的领导人

12月初,中共国领导人习近平宣布,共产党已经完成了自己设定的任务期限。极端贫困(定义为每天收入1美元多一点)已经从中共国被完全消除。当然,中共热衷于告诉别人其战胜贫困的成功。去年10月,中共举办了一个为期两天的研讨会,有来自100多个国家的近400人参加。官方媒体援引与会者对中共国的进步大加赞扬。但这次会议不仅仅是为了改善穷人生活,这也是为了炫耀中共国的政治模式。

在西方,最近有关主要谈论中共国外交的报道变得极其咄咄逼人。一些中共外交官被称为“战狼”(这个标签指的是带有沙文主义的中共国电影的标题),因为他们惯于对外国评论家咆哮。相比之下,对于非西方观众,中共国官员的讲话则更为温和;他们鼓吹这种治理方式的优点,并且认为这种方式能够让中共国致富,也可以帮助到其他国家。即使是在多党民主国家,也有些政客喜欢这种方式。在扶贫论坛上,肯尼亚执政的朱比利党秘书长拉斐尔·图尤(Raphael Tuju)表示,中国共产党理应成为他自己政党的一个榜样。

2017年,习近平在西方引起了轰动,这表明中共国的发展模式为其他国家提供了“一个新选项”,而“中共国模式”可以对解决人类的问题有所帮助;尽管习近平后来坚称,他的国家不打算输出“中共国模式”,但实际上,该国官员正在这样做。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些人属于外交部。然而许多人,比如那些组织最近关于贫困问题研讨会的人,都是为共产党的一个分支机构——国际部工作;其任务是赢得外国政党对中共国的支持。

这一部门非常适合这项任务。因为它不能直接代表中共政府,它在言语上没有任何作用。但作为一个政党机构,它有相当大的权威。它与外交部密切合作,并与外交部互换人员。

2017年底,中共国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会议,来自120个国家的领导人和其他政党成员参加了会议。一些代表来自富裕的民主国家,如日本、新西兰和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参加了)习发表了主题演讲。许多参与者签署了一份声明,“北京倡议”,赞扬共产党和习近平。该部门对与之打交道的政党类型没有什么顾虑。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沈大伟(David Shambaugh)说:“他们将与右翼政党和左翼政党以及两者之间的所有人打交道。”

在习的领导下,外交部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为外国政党,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党组织培训课程。虽然其并没有直截了当地说独裁主义是好的;但它的使命显然是宣传高度中央集权领导的优点。11月,该部门负责人宋涛在一次面向36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领导人的网络简报中称,党的发展成就证明了五年计划的智慧。他说,“中共国的体制”可以为他的观众“提供参考”。他说,“只有坚持党的领导”,这样的计划才能“保持在正确的轨道上”。

在疫情大流行期间,该部门的大部分指令都是在网上进行的,并且通常集中在中共国在消灭covid-19方面取得的成就上(教训之一:采取强硬措施)。对习的三部《治国理政》的阐释也是一个共同的特点。最近几个月,安哥拉、刚果-布拉柴维尔、加纳、莫桑比克、巴拿马和委内瑞拉的执政党官员都参加了此类培训。

中共国的官方网站经常宣传这些事迹。其中一个宣传描述了2018年中共国资助的坦桑尼亚一所意识形态学校的奠基仪式。该部门的主管宋涛以及来自坦桑尼亚、南非、安哥拉、莫桑比克、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的执政党官员出席了此次活动。

在加纳、肯尼亚和南非等民主国家,国务院赞助执政党成员赴中共国学习党建和治理。圣母大学的约书亚·艾森曼(Joshua Eisenman)是该部门在非洲活动的专家,他发现,2018年加纳执政的中右翼新爱国党(NPP)要求进行此类培训,部分是为了“加深其意识形态技能”。加纳前执政党全国民主大会(NDC)已派出数十名工作人员到中共国接受此类培训。国家发展委员会还在加纳开办了一所领导学校,它使用了中国共产党设计的教材。

目前还不清楚外国党员从中共国的培训课程中得到了什么,诸如此类可能不过是一种晋升的手段,或是为了讨好中共国——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共国是一个宝贵的贷款和投资来源——或是对习的智慧表示礼节性的敬意。研讨会可以是酒宴,也可以是沉闷的打盹宴,或者两者兼而有之。一位埃及的资深人士说,他们几乎不严谨;她把这次经历比作一次“带薪休假”。

国务院表示,他们与160多个国家的600多个政治组织有联系。在习的领导下,这种接触有所增加。《国际研究季刊》的作者克里斯汀·哈克内什(Christine Hackenesch)和茱莉亚·巴德(Julia Bader)发现,从2012年到2017年,政党间高层会议的数量增加了50%以上,达到每年230次以上。一直观察中共国在中欧活动的Sinopsis的马丁·哈拉(Martin Hala)称,这类似于形成一个“新共产国际”——指的是旧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然而,两者之间有一个关键的区别:中共国不是在宣扬共产主义;相反,它的目的是表明,一个国家可以在不民主的情况下变得更富裕。那些对民主的制衡感到厌烦的政客们对这一选项很感兴趣。六月,肯尼亚的图尤先生(在十月的反贫困研讨会上为中共国喝彩的人)被内罗毕一家报纸的读者质疑他的政党对中国共产党有偏爱。图尤回答说,他不认为“向世界上最成功、运行最好的政党学习”有什么不对之处。

这篇文章出现在印刷版的中共国版,标题为“党是如何培养外国政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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