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风云】2:《基本法》第23条和SARS

作者:香草山文艺组 Tiffany的早餐 校对/发稿:飞虹

摘要:《基本法》关于国家安全的23条立法风波。SARS在香港的爆发。七一游行,香港人的觉醒。北京加强对香港的渗透。

共产党一方面希望维持香港高度自治的国际形象,另一方面则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插足香港事务。2002年董建华连任,9月24日,香港政府公布了有关根据《基本法》第23条就叛国、颠覆、泄漏国家机密等7项罪行立法的咨询文件。香港政府原定2003年7月9日在香港立法会二读相关草案。董建华提出修订香港法律,把推翻中国政府、叛国、偷取官方机密等行为刑事化,并订出相应罚则,以符合《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

香港主权移交才五年,CCP就开始侵蚀香港社会制度,香港人则对此深感不安。2003年7月1日,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以“反对23条立法”为题发起游行,约50万人参加,是香港主权移交后最大规模的游行。无论是北京新上任的胡温政权、还是香港当权建制派,羽翼都尚未丰满。董建华之后提出让步,修改部分条文,但最后亲商界自由党的时任主席田北俊宣布辞去行政会议成员,并声言反对政府仓促立法,令政府在立法会无法取得足够的票数通过修订,最终撤回草案。面对民意压力,香港政府次年撤回相关条例草案。

2003年香港反对23条恶法 图片来源:MIKE CLARKE/AFP via Getty Images

七一游行使香港人一改政治冷感形象。香港人意识到政治上的保障、民主和法治,不仅是经济繁荣的基础,也是比经济繁荣更重要的需要。从此,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每年都组织七一游行,游行参加人数往往也成为衡量香港市民对特区政府满意度的标准之一。从涉及行政和立法产生办法的政改开始,七一游行的诉求开始集中在民主诉求方面。

2012年40万人,时值当日梁振英就职;游行主题为“踢走党官商勾结,捍卫自由争民主”。大批示威者还在中联办外抗议至午夜。他们要求北京当局平反六四以及彻查湖南民运人士李旺阳的死因。2013年43万人,游行主题为“人们自主,立即普选,占领中环,蓄势待发”,争取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议员双普选。2014年51万人。2014年雨伞运动后的香港民运走到低谷,之后到2018年,游行人数都不如既往,直到2019年返送中的55万人大游行。

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令CCP对香港政府不满。之后,董建华以“身体健康”为由辞职。在考虑董建华的继任者时,主要的人选是曾荫权和唐英年。北京方面认为唐英年依靠田北俊的自由党,而在24条立法时田北俊反水,加之唐英年和上海帮的关系,新上任的胡温最终选择了从较为政治中立的公务员系统中起来的曾荫权。

谭德塞于2017年接替陈冯富珍 图片来源:FABRICE COFFRINI/AFP via Getty

2002年11月开始,SARS疫情在广东省爆发,2003年疫情的重心到了香港,标志性的事件是3月下旬,SARS在淘大花园爆发。时任香港卫生署署长的正是陈冯富珍。借助SARS疫情的政绩和CCP的幕后运作,陈冯富珍于2007年1月4日就任WHO总干事(director general),十年后的2017年7月1日,又把职位交给了心腹谭德赛(Tedros Adhanom)。CCP的布局谋划之深远,可见一斑。

除此之外,香港大学的冠状病毒研究团队,也自SARS疫情后在国际学术界声名鹊起。许多专家日后在2020的冠状病毒大流行中成为风口浪尖的人物。

对香港政府处理SARS问题的不满,叠加了23条立法,推动了2003年的七一大游行。2003年,北京和香港见机而动,借SARS疫情的经济疲软,推动了京港之间签署《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CEPA, 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加之大陆居民赴香港自由行的开放。虽然的确是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交流的政策,从另一个角度也大大提高了CCP向香港的渗透能力。

2003年夏,SARS奇迹般地在世界范围内消退,6月23日,WHO将香港从疫区除名。一场来势汹汹的疫情,就在无穷无尽的疑惑中淡出了人们的记忆,等待着17年后的卷土重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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