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声音—班农的《战斗室》

图片:Gnews

约瑟夫·麦金农(Joseph MacKinnon)7月29日在电子杂志《美国思想家》(American Thinker)网站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盛赞班农的《战斗室》节目。

冷战期间,欧洲自由广播电台(RFE,Radio Free Europe)向铁幕背后的国家广播着反共产主义的信息,除了为左翼主义的受害者提供希望和反击苏联的官方说法之外,欧洲自由广播电台还支撑起了变革的希望。这种由西方支持和运作的“信息自由流动”的效力和威胁得到了苏联的认可,以至于1981年,RFE慕尼黑总部在斯塔西(Stasi)的命令下被豺狼卡洛斯(Carlos the Jackal)炸毁。

RFE成立七十一年后以及苏联解体二十九年后,西方继续“向禁止新闻自由的国家提供准确及时的新闻和信息”,只是这一次它的目标是新的听众:中国人民,还有朝鲜、柬埔寨、越南和缅甸的听众。自由亚洲电台(RFA,Radio Free Asia)于1996年开始广播,但中共在很大程度上凭借其强大的防火墙,成功地干扰了其信号。

在中国防火墙的背后,有超过13亿人,只有9300万是中共党员,其中掌握实权的不到5000人。RFA将西方反极权主义的信息和被中共政权残杀迫害、囚禁、折磨、洗脑和怯懦的数亿中国人联系起来,提供某种程度的希望和国际友情,因此其价值和重要性不可低估。毕竟,正如《国会山报》2017年报道的那样,中共每年花费超过100亿美元,以中共宣传的形式扩大自己的软实力,对此必须有一个反击。如此关键的人道主义和政治任务,不能让一个组织或广播公司来承担,尤其是在RFA的预算仍不足5000万美元的情况下。值得庆幸的是,有另一个使者在向老百姓传递信息,讨论改变、希望和行动。在几个月的时间里,这位信使已经对中共的公信力造成了足够的损害,就像RFE引起苏联人的愤怒一样。

川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家班农(Stephen K. Bannon)拒绝接受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在《注定的战斗》(Destined for War)一书中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结论—中国是崛起的大国,美国是既定的大国,前者将解除并取代后者。班农谴责在华盛顿的那些基辛格式的人,称这种失败主义为“基辛格主义”。他认为现在是采取大胆行动的时候了,要支持中国的异见人士,打倒中共的”走狗”,以及西方那些主张美国退出世界舞台的人,以及那些附和美国退出世界舞台的西方同伙,离开无神论、集体主义和种族灭绝的中国。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前,班农就坚信中美关系正处于重大变革的边缘。我们正接近威廉-施特劳斯(William Strauss)和尼尔-豪(Neil Howe)在他们的“世代理论”中所说的“第四次转折”的高度(简单的说,就美国而言,强者创造了好的时代,好的时代创造了弱者,而弱者创造了我们目前所处的时代,这可以说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或者说是第四次转折)。这场由中共推动的全球危机,在国内由弱者加剧,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大变革的机会,也为国家优先事项和全球力量的根本调整提供了机会。如果忽视或错过这个机会,美国将放弃自由世界,并保证自己的最终灭亡。

2019年秋天,在“通俄门”和党争气焰双重威胁破坏川普总统政府的高峰期,班农再次宣战。在他的国会山联排别墅的地下室里—以前被称为Breitbart大使馆—班农启动了一个名为《战斗室(War Room)》的反叛乱播客和广播节目。在他的团队中,放大信号,无视噪音,人员包括:前詹姆斯敦联营公司副总裁、特朗普2016年竞选发言人杰森-米勒(Jason Miller)、前Breitbart伦敦主编、奈杰尔-法拉奇顾问拉希姆-卡萨姆(Raheem Kassam)、弗吉尼亚州的”政治王者”约翰-弗雷德里克(John Fredericks)、资深特工、著名爱国者杰克-马克西(Jack Maxey)、约克维尔集团负责人维什-伯拉(Vish Burra)等人。有了“美国的声音”(America’s Voice)平台的支持,班农的《战斗室》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

新年伊始,随着弹劾狂潮的平息,班农换了个姿势。他开始讨论中共病毒和中共政权对后来成为全球大流行病的罪责。据报道这种病毒已经夺走了超过14万美国人的生命,在国际上夺走了近70万人的生命,并使世界陷入全球金融风暴。到了2月,班农和他的团队将大部分的广播时间用于分析发生在中国湖北省的严重被忽视的混乱事件。他们注意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被焊死在他们的公寓里,或者被拖到大街上;而几十座工业焚烧炉,为在中国死亡的猪或其公民而建,并在武汉不停地运转。美国主流媒体急于不得罪中共这个恩人和政治盟友,将武汉的可怕报道淡化为阴谋论,并抹黑举报人。那些政治家、专家、异议人士和举报人在CNN、MSNBC和其他媒体渠道上被剥夺了发声的机会,于是他们涌向了War Room—班农的自由中国电台。

中共的媒体部门也认识到《战斗室-大流行》(War Room–Pandemic)的影响力和信息的清晰度,他们试图扼杀班农,或者至少让他感到一些恐惧。5月,CGTN称班农为“现代煽动者”,并在第二天再次抨击,指出他“毫无可信度”,班农对此一笑置之。事实上,他被中共政权的抹黑和其五毛党的攻击而变得更加无畏。班农把中共比作纳粹,他们想让他闭嘴,因为他说的是有价值的东西。

中共政权希望西方忘记或无视在中共优生优育政策下实施的数以亿计的强迫堕胎和绝育;对家庭基督徒、地下天主教会和法轮功的迫害;将数百万维吾尔族穆斯林关进集中营;在中共新的非人道的社会信用监控计划下对异议者的镇压;中共折磨人的学习集中营。中共对台湾、西藏、日本、香港、越南及其他东海邻国的侵略,以及建立非法的海上堡垒;掠夺性的“一带一路”计划,利用该计划使发展中国家破产,并确保具有地缘战略价值的地区在未来获得掠夺和军事优势;网络间谍活动和对西方知识产权的持续窃取;货币操纵;以及中共在所谓的“大跃进”中杀害的四千六百万中国人。班农和他的团队在节目里一起细数着中共过去的种种罪行,强调着中共想要隐藏的一切。此外,他们还强调了中国人民和中共之间的区别。

班农在战斗室的报道中很早就指出,中国人民不是敌人,这也是对福顿·希恩(Fulton Sheen)的引申—他在1955年指出,俄罗斯只有3%的人口属于共产党。事实上,中国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受害者。数千万中国人被同一个威胁碾压、枪杀、饿死,现在这个威胁要统治亚洲,要把印度打趴下,要惩罚韩国、朝鲜还有日本。正因为如此,班农的“自由中国电台”为的是两类人:一是美国人民,美国精英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出卖给了共产党,反过来共产党通过欺骗、信息战和贸易战,又使他们失业,失去亲人,破坏了他们的经济;二是从来没有自由过的中国人民。

在第一件事上,《战斗室》给了参议员汤姆·科顿一个发声平台,而在其他地方他都受到嘲笑,因为他指出改造的CCP病毒并非来自于海鲜市场,而是来自于P4实验室;中共对人与人之间的传播也撒了谎(部分是通过世界卫生组织),逮捕了举报人,压制了发出警报的科学家,销毁了关键的医疗文件,并允许从武汉出发的国际旅行,而所有进出武汉的国内旅行都被禁止。除了科顿,班农还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位专家,同时放大了热衷于行动的爱国者的信息,如国会议员马特·盖茨、白宫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前海军情报办公室和中国专家杰克·波索比茨。在他们的美国听众看来,《战斗室》倡导的是“美国优先”的民粹主义事业(Sohrab Ahmari可能称之为共同利益的保守主义),这让公民身份重新变得有意义,在共同的价值观中找到共同的事业,以及两者所需要的一切。

《战斗室》的第二个目标问题上,班农和他的团队试图通过Nexus.org和VPN将他们的民主民粹主义话语传递给中国人民,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该节目被翻译成了中文。班农的希望是,当中国的千年大坝被推到极限的时候,也许会有中国民粹主义的反抗涌动。

在这场专注于解放中国人民、让世界从极权凶残的中共手中解脱出来的信息战中,由班农掌舵的《战斗室》(非官方的自由中国电台)经常高呼:“是的,中共,我们是冲着你们来的!是的,我们会战胜你们,打败你们,就像我们打败法西斯、纳粹和苏联党魁一样。”这不是结束所有战斗的战斗,但这是一场正义的战斗,班农站在我们这边是件好事。

原文链接

翻译:D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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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p12345
6 月 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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