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家庭正准备逃离这座城市

作者:Shibani Mahtani, Rachel Cheung, June 15, 2020

消息来源: Thte Washington Post 《华盛顿邮报》

翻译/简评:Chloe(文秀)

校对:孙行者

简评:

香港人发现近几年他们在“一国两制”框架下所能享受到的自治和政治自由度急剧下降,因此精英们用脚投票,纷纷移民到外国。

担心中共恐怖统治的香港家庭正准备逃离这座城市

香港—中国共产党已纠缠梁家好几代了。 梁的父亲梁国耀从中共文化大革命的强制劳动和暴力清洗中逃到香港,以求过上更好的生活。 国耀及妻子于1973年到达香港,寻求中共大陆不存在的自由和繁荣。

多年后,当他的家人观看中英1997年香港交接仪式时,他当时才十几岁的女儿有一种预感。

今年36岁的梁说:“当时我心想,也许将来有天我们得再一次逃离中共统治。 我只是没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样快”。

如今,在父亲去世后的十七年之际(她父亲的名字在普通话中的意思是“国家的荣耀”),梁正准备逃离香港。中国共产党批准的一项新法律于今年夏天生效,将允许中共强大的国家安全机构在香港开展活动,为将来的政治清洗和中共秘密警察恐吓政府批评者铺平道路。香港的政府官员正力推在学校里进行共产党的宣传。

随着港人可享有政治自由度的恶化,护士,律师,商人和其他熟练工人急于更新他们手中一种可以提供留居英国途径的证件,或寻找移民台湾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的路径。

甚至在国安法颁布之前的2019年下半年,港人办理移民所需的无犯罪记录证明的申请同比激增80%,达到近21,000份,这与中共镇压香港反送中运动的时间相吻合。动物救援组织报告说,随着主人离开香港,弃养的宠物狗数量有所增加。示威者们担心遭受迫害,转向德国荷兰和美国寻求庇护。

香港精英的出逃让人回想起移交前的岁月,彼时对北京统治的不满情形驱使成千上万人离开香港。 当最初中共对香港统治相对温和时,已移民的许多港人又逐渐回流,但保留他国护照以应不时之需。

这次不一样了。许多港人说,他们没有计划再重返香港,对香港的未来也不再抱希望。那些准备离开的人说,他们对在关键时刻放弃家园满怀内疚,但如果留下(粤语留低),又对自己和孩子们的未来深感担忧。

由于担心被当局或其雇主报复,被采访的几家人都在部分或全部匿名的情况下与《华盛顿邮报》交谈。

“离开香港并不是件令人开心的事,”现年40岁的企业高官罗先生说。 他打算在新冠疫情引起的旅行禁令缓解之后就与家人搬去台湾的台中市,“没有觉得我们要庆祝离开香港。 我有些羞愧,总觉得我背叛了那些示威者”。

‘我们的政府憎恨我们’

最近几周北京重建了其与香港的关系。 此前北京承诺保留香港的自治和政治自由直至2047年。

在其入侵遭到港人广泛抵制时,中共已转向采用国安法来压制港人的反抗。 西方政府称中共国安法违反了《中英联合声明》及其建立的“一国两制”模式。华盛顿已表示,不会再将香港与中国区别对待,并已开始重新考虑是否应该再给与香港特殊贸易地位,这种地位曾帮助香港以一个金融中心的定位蓬勃发展。

中共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上周将国安法比喻为“杀毒软件”,并说香港有些势力正试图颠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强调北京现在认为香港乱局必须得到控制。

现年39岁的克里斯-杨(Chris Yeung)同时持有加拿大和英国护照,但居住在香港。这位因参与抗议活动而两次被捕的政治活动家说,他计划和家人一起移民到温哥华。(Shibani Mahtani/华盛顿邮报)

国安法将“外国干涉”入罪。法律专家说“外国干涉”这术语可适用范围很广泛,可以将与外国政党有联系的任何人定罪。 这对梁的丈夫克里斯·袁(Chris Yeung)来说是个问题,因为他是英国自由民主党的海外成员。 相邻的中共辖区澳门于2009年通过类似法律,如果中共认为某外国政党的下属组织威胁到中国国家安全,其成员最高可判25年徒刑。

持有加拿大和英国双重国籍的袁此前曾和妻子讨论过在香港局面变得不可收拾时他们的撤离计划。 去年6月底,当香港开始爆发针对中共引渡条例的示威时,袁和妻子的讨论变得愈来愈认真。 袁一步步地看着香港社会中政治分裂加剧,在街头遭到警察血腥殴打的年轻人变成了手持汽油弹的战士。

对丈夫积极参加抗议活动而可能违法这一点,梁女士已做好思想准备。 但去年9月袁先生因为参加反政府的一次抗议活动被逮捕,并被拒绝合法探视长达数小时之际,他们第一次意识到香港的法治正在崩溃。

从事商务拓展的梁女士说,国安法“已经改变了一切,我们现在意识到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国安法的目标”。 梁女士一家计划搬去温哥华,但尚未定下离港日期。

梁女士说:“(与政府)和解没有任何希望。 即使我们非常热爱我们的城市,但现实是我们的政府憎恨我们”。

‘我们是最后一批离开香港’

40岁的商业主管和38岁的广播制作人劳斯计划在冠状病毒旅行限制放松时搬到台湾。(Shibani Mahtani/华盛顿邮报)

罗家去年开始制定撤离香港计划。商业高管罗先生的妻子是一名38岁的广播制作人。 去年的某天她正记录示威活动时,看见警察用水炮向示威者们喷洒添加了化学物质的液体,一名14岁的示威者皮肤被烧伤而痛苦不堪。

她想,几年后可能就会轮到她的孩子(她有两个,分别是7岁和5岁)。

她说:“我无法保护她。除了走,还能做什么呢?”

罗家还有其他三家遇到了一位经纪人。 这位经纪人根据一项投资计划帮他们获得了台湾居留权。居留文件在手,他们待新冠旅行禁令结束即可离开香港。

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离开香港这一决定感到痛苦。

身为广播节目制作人的罗太太说:“我深感自私。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民主氛围下的自由之地养育我的孩子。 希望有一天,无论他们回港与否,他们都会记得根在香港”。

其他人也挣扎在类似的痛苦之中。当医院康复病房的何护士今年参加罢工迫使香港政府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关闭与中国的边境时,她并不担心会遭到政府的报复。她想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她辞职不干也就没事了。

现在随着国安法压顶,她担心会遭到政治清洗。

何护士说:“根据新法(国安法),你不知道中共会给你安个什么罪名。 参加罢工是否会被视为颠覆国家?”

40多岁的何志明计划放弃香港金融业的工作,和家人一起搬到台湾。(Shibani Mahtani/The Washington Post)

何家正通过台湾一项针对外国专业人士的计划申请移民到台湾,何的丈夫从事金融业,他在香港再多停留几个月,赚点钱养家。

他们离开香港的决定如此突然,都没来得及为两个孩子在台湾选学校。 她先生不知道在金融相对不发达的台湾可以做什么工作。 但即使在餐馆打工他也可以接受。 他说:“拥有言论自由更值得”。

他说他们的朋友大多数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专业人士,大多数都已有孩子。 朋友中十分之九已经离开或正离开香港。 在他工作的公司,拥有双重国籍的同事都在衡量他们的所有选项,另一些人正努力获得外国居留权。

他说:“离开香港已成为常态,我们是最后一批。 从很多方面来说,我感觉我们就像难民,正在逃离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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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喜马拉雅战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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