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一个普通战友的心路历程

撰稿: 黎明至前

(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按农历算,我是1963年底出生在中共国南方的60后。在我10岁左右开始能记事时起,就常听大人们说:你们是最幸运的一代,生在红旗下,长在甜水里;你们是最幸福的一代,等你们长大了,共产主义在我国也就实现了,你们就等着享福了。那时候我虽然年龄小,但直觉告诉我,说我们生在红旗下这确实没错,因为当时到处都可以看见恶心的五星红旗和斧头帮红旗。但说我们长在甜水里我那时候就不认可,因为我和我的同龄们不但连肉和糖都吃不起,有时还会挨饿,而且一年四季都穿着补丁衣裤。

我是1971年就读于当地纺织印染厂(1921年民国时期建的厂)的子弟学校。工厂的在职工人是8000多人。很多学生的父母上“三班倒”,大人们上早班(早上5点钟上班)就没法给小孩做早餐吃,那时候没有天然气和液化气烧,都是烧柴火,煮个饭至少要30多分钟,主要是那时候每家的大米都不够吃,是定量供应的,所以大多数家庭早上都不煮饭的,条件好的就蒸几个红薯当早餐。再因为那时候,1)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没有人做生意卖早点。2)那个时候本来就物资匮乏,也没有冰箱储存食物。3)计划经济,什么食物都要凭票到供销社购买。

星期天和寒暑假期,我们(我是四年级就开始)有时候早上都要跟随哥哥们走到十多里路外的农村山上砍柴,柴砍好了就吃带上的饭菜,吃完饭就挑着柴往回赶路,基本上快天黑了才到家,有时候和哥哥姐姐们及同龄人每人带着两个筐去工厂动力车间的排污口捡没有烧尽的媒渣,挑回家做燃料……所以,我们的青少年时期几乎都在为家务和家庭省钱而忙碌,很少有时间开开心心的玩耍过。家在农村的学生还得下田插秧,挖地种菜,要帮家里干的活更多。

11岁那年,记得有一次我很久没有吃肉了,心里慒得难受,看到厨房里母亲炒的又是清菜萝卜,我就哭着跟奶奶(80年去世)说:奶奶我饿,我吃不下清菜和萝卜了,我想吃点肉。奶奶无奈的看着我说:“嗨,你要生在旧社会天天都有肉吃,谁叫你生在新社会一年到头都吃不上几次肉”。奶奶的话把我吓一跳,这话里流露出对新社会的极为不满,如果传出去这可是死罪呀。我马上停止了哭泣,并义正言辞的对奶奶说:“奶奶你不要乱说呀,在我们学校讲‘忆苦思甜’的农民伯伯和老师们都说旧社会(民国时期)工人和农民不但经常要挨资本家和地主的打骂,甚至连饭都没有吃,天天饿死人”。

在中共统治下的所谓新中国新社会,给我和许多同龄人,在成长过程中留下的记忆大多都是苦涩与穷困,根本就感觉不到丝毫甜的滋味。我们只感觉到这新社会就是穷社会。那时候,每个人家里都穷都苦,只是各有各的穷苦之处,大多数学生都穿着有补丁的衣裤,个别穿得好些的学生就会被骂成地主资本家的狗仔子。但那个时候的大人们都非常憧憬共产主义,认为只要实现共产主义了,人人都可以享福了。所以那个时候的共匪党员都非常受人尊重,因为他们是带领中国和世界人民实现共产主义的先锋队员。

我父亲(2010年去世)也是一名共匪党员,1960年的时候已是当地一个比较出名的劳改农场(就是现在的监狱)的场长,应该相当于共匪的营级干部吧。但我在高中毕业前几乎没有见到过他,有些同学都说我没有爸爸,有些同学说我爸爸是反革命被抓走了,使我感觉很自卑。后来才知道父亲是在文革期间(1967年)被打成右派,被批斗了三天后发配到离家100多公里远的农村劳动改造(1980年后才平反回县城看守所任普通干警)。

1975年在我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们的班主任是30岁左右已婚的女党员,是教我们语文的也是学校教导处的主任。这个女党员对学生非常严厉,所以我们都不喜欢她,甚至是怕上语文课。有一天,由于母亲上早班,来不及给我们做早餐吃,家里的红薯也吃完了。中午下课放学了我实在饿得难受,我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橘子园偷摘了几个吃起来,结果被看守橘子园的中年农民抓住,翻开我的书包记下了我上学的学校班级和姓名。第二天上自习课的时候,我们班主任直接过来抓住我的衣领把我拖出教室,令我站在教室外面,并把一个有约40cmX30cm大的纸壳做的牌子挂在我的脖子上,纸壳上用毛笔写着六个大字:盗窃犯XXX(我的姓名),令我左手拿个破水杯,右手拿着一根筷子,边走边敲边喊我是盗窃犯XXX(我的姓名)绕着正在做课间操的学生们走了一圈。但同学们并没有取笑我和叫我”盗窃犯”,因为他们有时候也会跑到橘子园偷摘几个拿来吃,只是他们运气好没有被抓住。我还是感觉自尊心遭到了严重的打击,这个事件后我的性格大变,变得内向和孤僻,只要听说哪个老师是党员或者哪个人是党员我就感到紧张和害怕。

1976年9月毛贼东去世后,社会环境逐步宽松起来,街道边慢慢有了摆摊和开店的生意人了。母亲早上就给我和弟弟一人一毛钱,我和弟弟到早餐店刚好可以一人买一碗光头面(就是不配肉梢子的面)吃得连一滴汤都不留,感觉很爽。从那以后早上基本就没有挨过饿了。

1980年我母亲50岁退休了,我也高中毕业了16岁了,就顶替母亲直接进了工厂,和一些同龄人成了最年轻的工人阶级,苦涩乏味的学生时期终于结束了,别提当时心里有多高兴了。我们这些刚进厂的年轻工人阶级每个月的工资39元左右,拿出10元买一个月的餐票(3元饭票7元菜票基本上够吃一个月),其余大多用在穿着打扮上。我们留着长头发穿着新潮的喇叭裤花衬衫尖头皮鞋,条件好的就提着双卡录音机,推着自行车(当时的有车族),没事就在厂家属区逛来逛去,成了当时工厂里最靓的仔,1983年,我慢慢也有了初恋女友(同车间的)。

正当我认为自己的人生一切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的时候,突然一天早上,我和车间的另一位同龄的同事就被车间的党委书记当着车间很多人的面把我们叫到办公室问话:你们老老实实的交代,从什么时候开始盗窃厂部办公室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交代完再上班。原来厂里发生了一起盗窃案,他怀疑我们这些年轻人穿着打扮的钱是偷来的。我都懵了,什么时候我又成了盗窃犯?交代了还能回去上班吗?我们从不去厂部办公室附近玩的,学生时代的“盗窃犯”阴影还没有完全从我脑海中抹去,如今又成了盗窃犯。我们没有偷窃怎么交代?半个月后的一天晚上,真正的盗贼在第三次作案时被厂部保卫科的人员抓住,交代了所有盗窃作案过程和犯罪事实,据说被判了7年刑。于是我们才重新回到车间上班。但女友不理睬我了,并托人回话说她有男朋友了,要我不要再找她了。当时我想反正我还小,不好就算了。

后来听说厂里机械车间要招15个年轻学徒工,但要考初中和高中的数理化语政,录取前15名。于是我决定通过考试离开这个令我伤心的车间了。厂里200多年轻人考试我获第一名被录取了,以前干辅助工的我终于成了一名年轻的技术工人,而且再不用上“三班倒”了。俗话说:学好“车钳刨”(就是车工钳工刨工),可以天下跑。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车工钳工和刨工,以及机械加工的其它所有工种的技术。

89年5月底通过新闻联播知道了北京暴发了反官倒反腐败,爱国的学潮运动,但不知为什么6月4日学生反官倒反腐败的爱国运动就被共产党定性为反革命暴乱。据一些那时去北京出差的回来的人说6月4号凌晨3点多钟,天安门广场的很多学生被共军杀害,但媒体上报导只是驱离了所有聚会的学生,没有死一个学生。究竟是去过北京的人说的是真实的还是中共媒体说的是真实的,这个疑问便留在我心底,我想我总有一天会获得真相。

1990年工厂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在厂里办计算机专业的电视大学,招收25名,35岁以下有3年工龄的在职工人带薪脱产三年上学,通过考试录取前25名。这对于那些想摆脱上“三班倒”和辅工的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机会。而对于我的诱惑只是一般,因为我觉得机械加工的技术我还没有学好学精,还是有些舍不得离开机械加工行业,但我还是报了名,所以我就没有投入什么时间复习中学的数理化语政。总共参考人员三百多人,没想到我还考了第21名,进了录取分数线。心里也确实挺开心的,因为工厂电大学习期间是脱产带薪的,毕业后基本上都会进入企业的管理层,成为厂里的中层干部。我似乎觉得美好的未来正在向我招手。

然而命运再次捉弄了我。车间的党支部书记兼车间主任,不批准我上厂电视大学,理由是1987年初的一天下班后我在别人家看了一次淫秽录像(也称A片或毛片),被厂部罚款处分了,当时厂里处分了100多个看毛片的年轻人不知是誰举报的。车间党支部书记说我思想不健康不适合上电视大学。无论我怎样求情都无效。当时已是1990年8月底了,我已经26岁多了,没有去上电视大学我不是很生气,我气愤和疑惑不解的是:号称“爹亲娘亲不如党亲”的党为什么都会在我人生的关键时刻出现,并踹上我一脚。从那时起我越来越好奇,这个党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这个疑问便驻扎在了我心底。

92年结婚,93儿子出生。不知不觉到了97年,那时候流行练法轮功,我们厂至少有3~4百人练功,很多中老年人都加入练功的行列。我也接触过一些练法轮功的人员。给我的感觉他们就是一个练气功健身的团队,信仰真善忍的言行会得到福报。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政治,在一起都是交流练功心得,他们都很乐于助人。不知何故99年法轮功就被共产党定义为邪教组织。

我们车间有一个40多岁的车工师父,他老婆也是一名法轮功的练习者。突然有一天,很多人都说他老婆练法轮功发疯了,成了精神病患者。也是那段时间厂里有几个练法轮功的坚定者都被公安机关的人抓走了。法轮功的事件过去了的6个月后,我就问这个车工师傅,我平常和他关系还不错,我说你老婆练法轮功患的精神病好一些没有?他说我和你说实话,你知道就可以了,不要说出去。我老婆根本就没有患精神病,我们只有配合公安机关这样做,才不会把我老婆抓走。同事的遭遇使我再次陷入沉思:这个所谓伟大光荣正确的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组织,它到底要干什么?

2005年,我带妻子和儿子回家过春节,其间我和父亲进行了一次深谈。我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工作,承担起一个做父亲的责任,而犯错误被发配农村一离家就是十几年,你知道妈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我们几兄弟拉扯大容易吗?他说我也不想这样啊。我父亲就和我说起了他被打成右派的前后经过:1960年他从县城派出所调到劳改农场当场长(相当于现在的监狱长),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了解,他发现农场关押的劳改犯都是一些所谓的地主富农资本家和一些在民国时期城镇任过职的一些知识分子。

我父亲(1928年出生)在民国时期还给地主家打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工,那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他并不觉得地主是坏人。所以他对农场的劳改犯并不严厉。有一天,农场的一个狱霸带领几个同伙群殴一个地主,导致地主死亡。上级想以法不责众了结此事。而我父亲已经忍他很久了,这次忍不住了,将狱霸押到一间房里就是一顿暴揍,然后戴上手铐关进一个单人间牢房。当天晚上,我父亲想起调来劳改农场当场长所发生的很多事睡不着觉失眠了,夜里2点左右,他突然听到门外有动静,有人撬门,木门门栓在慢慢移动并发出吱吱声。他立即起床将背包和衣服枕头塞进被窝里就像有人睡在被窝里样,接着马上拿着连枪(当时中共干警的标配短枪)和手电筒钻进床底。这时门开了,那人影有点熟悉,但看不清楚,拿着把斧头,走到我父亲床前就是一顿乱劈。如果不是床上的被子厚和木床结实,我父亲可能就葬身斧下了。那人接着走到房间的另一边已熟睡的同事床前,举起斧头就要往下劈,我父亲打开手电筒,同时举枪朝人影连开三枪击毙了准备杀人的罪犯。打开灯一看,被击毙的人就是他白天教训过,并已戴上手铐关进单人间牢房的狱霸。我父亲顿时傻眼了,预感自己闯祸了。果不然,父亲随后就被停职调查,然后划成右派,发配农村劳动改造。父亲的遭遇使我感到共产党有些不可理喻,更加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想知道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也使我打消了多年对父亲的怨恨。

我2007年开始上动太网和无界浏览网站,了解墙外的信息,看到了64学生被屠杀的照片,我震惊了,原来共产党的军队是用来杀人民的。后来用vpn翻墙上推特和youtube网了解墙外信息。直到2017年元月差不多10年的翻墙浏览海外网站,也看了一些海外民运的政经视频。我始终弄不明白共产党到底是个什么组织,总感觉所有信息都把我朝这个方向引导:共产党组织及政府是好的,只是一些掌权共产党官员变坏了。2017年初的那时候,我已非常厌恶政治方面的信息了,不想再看政治方面的信息了,感觉这辈子难得看到共产党倒台了。2017年3月8日,我翻墙上youtube网,无意间看到明镜的陈小平采访中国富豪郭文贵先生的视频时,我彻底震撼了。郭文贵先生谈共产党以假治国,以警治国,以骗治国,以黑治国有理有据,列举的无数事实胜于雄辩,使我耳目一新,大开眼界,三观尽毁。原来共产党不是坏不坏的问题,而是共产党本身就是魔鬼撒旦,它是来毁灭人类文明的! 我感觉到郭先生的横空出世,会使无数追求公平正义的人们跟随,不可一世的共产党的末日来临了。共产党究竟是什么东西,这个困扰我多年的心结终于解开了。从此,只要有空就关注郭先生的爆料视频。2017年6月底因在微信上传了3-4段郭先生爆料的视频,被当地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行政拘留5天。2018年4月份上班休息时间多次上郭媒体网站,又被共匪网警发现,5月初的一天下午2点左右被当地派出所民警开着警车把我从工厂拉到派出所喝茶,写下保证书后才放我离开派出所。后来我改变了翻墙的方式,使共匪网警无法查到,一直跟随爆料革命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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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稿:MG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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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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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3
1 月 之前

原來有那麼多的中國老百姓,都不知道 CCP的真正面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