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炬拾字】我的曾祖当红军

 温哥华扬帆农场 -文炬

老家副镇长发来一段视频,我家老屋和屋前果树荒草的画面颤抖着,他坐车颠簸着走乡串户,好几次路过我家门前都要拍一拍发给我,引起我对老家些许久远的回忆。

我出生在这个海拔约800米左右的山头,山顶幅宽狭窄平整,走势到我家老屋时呈一把半圈椅子型包裹着,屋后高出约20多米的山坡乱石间长满毛竹和丛生筋竹,再往上就是一些挺立的松树柏树,山顶有一绺凹凸的庄稼旱地,儿时的记忆里长满收成不高的玉米红苕。

这是一个靠天下雨才能插稻种粮的老家,少年时才知道这原本是我外公外婆的家,我的父亲入赘改姓与我母亲一个姓。我还有一位女性“爷爷”,她原本是我外公的小妹。

这些奇奇怪怪与邻居家的不同必须从我外公的父亲说起。 外公的父亲按书面语应该叫外曾祖父,因为父亲入赘改姓成为儿子,我们都一直称外曾祖父为祖爷爷(曾祖父),我是没有见过祖爷爷的,我父亲也没有见过,父亲两岁抱养来时祖爷爷就已经去世了。祖爷爷的往上大约第五世祖从湖广地带迁徙而来,子孙繁衍生息至祖爷爷时已分布乡野数十户。

大约是1933年,老家突然来了军队,乡邻悄悄地称其为“棒老二”,大约是棒槌强盗之意吧。那帮军队就是中共红军,红军所到之处打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祖爷爷是当时乡村里少有的读过几年私塾之人,也在老屋周边拥有几十亩自己垦荒出的土地,红军扛着大刀片子要求祖爷爷带头分田地,同时要求他加入红军组织,就这样祖爷爷当上了村里的“苏维埃农会主席”。

祖爷爷一夜之间变成红军,开始主持分田地的工作,工作对象几乎全是同姓族人。都是一个祖宗分支的大家庭,面临刀刀见血的“革命”和“斗争”,引起了强烈反响。尤其是同族隔了几房的四叔,红军来之前是“保长”,被称为“四保长”的四叔拜托族人中长辈找祖爷爷说情,在四保长家召开协调会时,躲在他家老屋阁楼上的四保长偷听到祖爷爷当着红军头领的表态讲话:一定要按照红军要求打土豪!“我见到四保长家的狗都想给他家杀了!”就这句几乎作秀的表态发言给祖爷爷埋下了血色教训,也为他的后代带来了灾难。 其实祖爷爷就这样说说而已,自己家带头瓜分了土地还把另一处好房子分给了穷人,四保长家的狗依然每天摇晃着尾巴,只不过土地被分了,保长当不成了,但性命无忧,毕竟都是族人。这些都是我家女性“爷爷”后来告诉我的,她非常难过地告诉我,大概过了两年红军就走了,大概就是“北上抗日”了,四保长自然又官复原职,他气势汹汹地带来一帮人把祖爷爷绑起来,吊挂在屋脊木椽之下,他们采用了“辣椒粉兑水灌鼻孔”的折磨方法,听说是当时红军习惯对反抗者的刑法,让祖爷爷连打带骂地体验了一天一夜。

红军走时并没有告诉村里人,祖爷爷也不知道,他们匆忙中放了几把火点燃了整个村子也拖走了粮食,说是“坚壁清野”,不能把房子粮食留给国民党反动派。只是苦了村民,他们抢修房屋遮风避雨,自然把怨气都撒在了“农会主席”身上,祖爷爷家所有能用的能拿走的东西都被再一次“充公”!老屋上无片瓦的堂房前,围着几十上百口都一个祖宗相隔三四代族人,他们指责祖爷爷带头分田地,眼睁睁看着祖爷爷七窍流血!

从此祖爷爷一病不起!大约两年后祖爷爷就病逝了,至死他都坚持说他良心还在,他没有坏心杀过一人,邻乡邻村有红军时杀反动派的“万人坑”(一般上百人集体掩埋被夸大吓人的称谓),唯独我们村基本没死人。但四保长还是不放心,“斩草除根”思想使他瞄准了祖爷爷的大儿子,大外公高大英俊已经成家,但就在祖爷爷去世不久之后的三五年里突然生病,通医术的四保长背起药箱以医生和保长的双重名义来到老屋病床前,“他不许病人喝水”,这是我女性爷爷流传给我和我们后代的唯一“证据”,至于其他做了什么手脚都无从得知考证了,大外公死后不久的一天,她四岁的女儿“春梅”摔死在屋前的土坎下。大外公的夫人黄氏拐着小脚改嫁到山下与大外公同辈的族人。 祖奶奶一共生养两男两女,大女儿嫁给同村的一位国民党县政府文书,“解放”不久,大姑奶奶的男人被当作“资本家反动派”镇压,被杀了头,她从此背上“地主资本家太太”的名份挨斗受气。70年代农村修水库时,我姐姐上学路上亲眼看到她在水库工地劳动改造,有民兵一边打骂一边往已经弯腰驼背的她的背篼里加了一筐土!我的模糊印象里她总是唯唯诺诺不敢大声一句话,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去世,一直低头沉默不语。

祖爷爷去世后家徒四壁,邻里族人不敢接近,祖奶奶送别了她的大儿子,把满心苦楚寄托于庙宇观音,于是我外公的小妹遵照“高僧指点”,14岁出家当了居家尼姑,按当时想法是“向菩萨赎罪以求保命”。外公虽勤勉聪颖,但还是在1961年死于“中共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饿病交加,这之前外婆去世时我母亲刚满6岁。外婆是外曾祖母的亲侄女,与大外公的夫人是堂姐妹,她在回山对面河下娘家时摔破了头,从荆棘密布的山坡爬回家时已经气息奄奄。听母亲说外婆肚子里怀着孩子,据老人和医生观相把脉是个儿子。 外婆是不太喜欢我父亲的,也许更多的是因为贫困。

父亲的父亲就是我书面语的称谓“爷爷”也是很有故事的人物,简单来说他也是那年月加入红军组织的,与外公家相隔几里路的爷爷血气方刚当上了“苏维埃政府乡农会土地委员”,估计就是瓜分土地的执行人员,父亲的大哥——我的“大爸”曾经告诉我说:红军来了问邻居“谢瞎子”,“你说说是国军好还是红军好”,“谢瞎子”说“我看不见,你说国军好就国军好,你说红军好就红军好”,话音未落红军马刀从“谢瞎子”脖子一抹而过,连头带人滚到水田埂下的地沟里,红军刀洗染了半个“冬水田”,腥臭血红让大爸爬在田埂上吐得肝肠寸断。

我爷爷家本来也是有田地的,红军走时一把火烧掉了祖屋,国民党回来把没有燃尽的房屋框架都因支持红军而“没收充了公”,于是爷爷一家赤贫得叮当直响,把两岁的父亲托人抱养给曾经同为红军卖力做事的曾祖父家。那时是祖奶奶收留了父亲,一起与女性爷爷共同抚养。后来女性爷爷学了裁缝,手艺越来越好,外公死后凭手艺养活祖奶奶一家人:年少的父亲母亲和母亲的两个妹妹。为了节省生活开支,母亲的小姑妈——我的女性爷爷主持大局,安排名义上的兄妹——我的父母结了婚,同时也逐步安排母亲的妹妹们出嫁。待我们弟兄姐妹懂事时,也许为了尊敬,我的同辈们都有了女性“爷爷”的称呼。

顺便也说一句我未曾见过的爷爷,他因参加支持红军致赤贫抑郁成疾而逝,大爸参加过红军少年儿童团,解放后“根红苗正”当了几年农村生产队长,因贫穷30多岁才娶回丧了夫的妻子和顺便带来的3个儿女。 也就在这几间老屋里,发生了几代人百年际遇。祖爷爷因弟兄分家从山下搬到山上,开荒造田置办了几间老屋,土坯房烧了又盖上茅草或青瓦。到我21岁时,我和哥哥一起出钱出力请人重建了老屋,我们拆除了吊挂过祖爷爷的那根粗大的横梁木椽,将地基下沉一米,将堂屋变成吉祥朝向,我们毅然选择走出了那道山。

最近有族人动议重建祠堂,祖爷爷93岁的亲侄儿在视频里告诉我说:“你祖爷爷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他闹红那几年没有做过坏事”,他同时告诉我,四保长就在大外公去世不久后死了,四保长夜间做梦老是梦见我家祖爷爷和大外公跟在他身前身后找他索命,其实当年的四保长也是一个善人,他凭医术救死扶伤帮助了许多人,就只与祖爷爷一家参加红军苏维埃产生了生死过节,而今四保长的后代凡50岁以上的几个人都个个中风偏瘫,不知是不是因果报应。


其实我心里是不希望这份所谓报应的,久远的回忆和亲历者的讲述里,四保长的后代没有任何过错,一切苦难都是因为那个黑白难分、是非难辨的年代!无论是我的外曾祖爷爷还是四保长、我的爷爷和外公等那些曾经的亲人、族人,恐怕都没有明白,不论清朝倒了,民国来了还是红军来了,人世间一旦有独裁皇权、恐怖奴役,带来的一定是几代人沉痛的回忆!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与GNEWS平台无关)

编审/发布:Shuang

2 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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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雍
18 天 之前

最后一段总结很棒,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宽恕,同时也要反思,这两样东西在中共治下都是稀缺的。

wenju
18 天 之前
Reply to  文雍

谢谢您的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