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历史之都铎王朝 (七) 国王的快乐

俄罗斯莫斯科喀秋莎农场   和风

编辑   银河 星河   上传   银河

express.co.uk

第二卷 都铎王朝

英格兰历史: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

第七章   国王的快乐

国王反对教皇的法令已经发布,所以宗教改革的步伐加快了。亨利不需要在信念或者崇拜上有创新,最初的措施只是去引导别人。倘若把古老宗教比作拱门,那么教皇体制就是拱心石,一旦拱心石被取出,整个拱门就要动摇并倒塌。国家教会的出现最终导致一种民族宗教的产生。一位激进的传教士休·拉蒂默(Hugh Latimer)一直在布里斯托尔反对“朝圣,圣徒崇拜,偶像崇拜和炼狱”,他也是国王与凯瑟琳离婚的积极支持者。1533年,克伦威尔招募他为宫廷服务。拉蒂默很快就派出与他有同样信仰的传教士到英格兰的几个地方。他们去反对教皇,这足以满足国王的目的,但他们在献身等其他方面,倡导更激进的办法。可见,宗教改革事业和国王最高统治事业是相互关联的。

有几起破坏圣像活动的报告。约翰·福克斯(John Foxe)是一位作者,通常称他的书为《福克斯的殉道士书》(Foxe’s Book of Martyrs),书中记载:1531和1532年,宗教塑像“在许多地方被推倒和毁掉”。埃塞克斯郡多佛考特(Dovercourt)村里,有人从小教堂取走了基督受难的十字架。他们把它带到¼英里外的地方,烧毁之前,“圣像没有任何抵抗”。据说这个基督受难十字架有一种神奇力量,它能让教堂大门一直敞开着,对崇拜它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标志性失败。三个干坏事的人被逮捕后绞死了。

据记载,1533年秋天,一些教堂的塑像被扔出去了,因为它们不过是“树干和石头”,老百姓用锥子戳这些塑像,“看它们是否会流血”。这不是随意毁坏的简单事件。有人说:如果你拿走了罗马的绘画,你就应该毁掉它。这一定是有些人以为,是这些宗教塑像让他们做了奴役,也有许多人把镀金的雕像和绘画看成是对穷人的冒犯。1534年,一位奥古斯丁教团的修士写道:“今年,尤其是夏天,有许多的暴风雨和闪电,整个一年天气都很古怪。潜水者突然发起高烧,许多人对慈善变得冷淡了。没有爱,人们连最起码的奉献都没有,却出现了许多奇谈怪论”。这是一个紊乱时代。亨利受到某些人的谴责,如英国传奇人物“欧洲鼹鼠”(Mouldwarp)说:“上帝应该亲口诅咒他”。

在宗教事务上,议会仍然在做工作。1533年底,国王委员会召开日常会议,其目的是准备出台政策,会议还召来几个有学识的宗规专家,听取他们的建议。1534年初,议会开始开会,会议一连开了三个月,这期间,会议确认并批准了国王和他委员会提出的所有措施。《神职人员屈服法令》(Submission of Clergy Act)确认了之前的屈服;《绝对限制第一年收入法令》(Absolute Restraint of Annates Act)禁止给罗马教皇送钱,并同意主教由选举产生;《豁免和彼得便士法令》(Dispensation and Peter’s Pence Act)确定:坎特伯雷大主教现在负责按教规法律执行豁免。

1534年3月,教皇克雷芒七世发布裁决:国王与凯瑟琳的第一次婚姻仍然有效。这就漠视了安妮·博林和伊丽莎白的存在,据说,亨利没有把它当回事。但为了报复,教皇的名字被从所有祈祷书和启应祷文(litanies)上划掉了。又有命令说:“以后永远都不要提起这个名字(除了谩骂和谴责的时候),要永远地阻止它的出现”。假如非要提教皇的名字,那就叫他罗马主教。这个时期,“教皇制信奉者”(papist)一词变成了贬义词。这年冬天,支持王室最高权力的一个牧师堆起了代表教皇的雪人,有4000人过来看雪人慢慢融化。

教皇公布裁决几天后,议会通过了《继位法令》(Act of Succession),法令中确定:继承王位的人是安妮·博林的孩子们。这个法令要通过宣誓才能生效,每个成年人都要宣誓以保护法令中的规定。实际上,这是一个表忠诚的宣誓,所以任何拒绝宣誓的人都被认为有叛国行为。经过辩论后,法令在议会获得通过,虽然有一些模棱两可的词被去掉,但可以确定,它受到了普遍支持。这是与国王相互配合的办法,事实上,议会通过的是一个新补贴法令,它保证国王在和平和战争时期都能从税收上获得收入。可见,下议院支持他,贵族支持他,或者至少没有在公开场合说出反对他的话;主教支持他,虽然他们私下里有怀疑并保留了意见。这个时期受欢迎的短语是:“没有要死的理由”,只有两个男人拒绝遵从这个建议。

然而,让人真正害怕的是,一些说国王和他的新婚姻有问题的人受到了公开指责,被称为叛徒。一个村民抱怨说:如果三、四个人被发现一块走路,警察就会过来问他们在说什么,或者他们就被记录在案了。宫廷档案中记载了一段零碎的谈话:“是满足了,假如你去报告我,那我就说:我从没说过”。伊拉斯谟写道:“那些通常给我写信和送我礼物的人,现在既不写信也不送礼,他们彼此也不接收了,所有人都害怕”,他接着说:英格兰人在行动和反应上“就像睡在小石头上的蝎子”。1534至1540年,有300多人因犯有叛国罪被执行死刑,大量人口逃离了这个王国。

托马斯·克伦威尔亲自参与调查了那些被指控的人。他给莱斯特郡的一位牧师写信说:“国王喜欢的戒律是,把所有借口和拖延都找出来。你要无限制地去观察,以便帮我修正……”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请求。现代人提起监视别人都认为是时代错误和不公正的,但克伦威尔和其代理人显然是开创了一个有效的管控系统,即使它是非官方的。一个贵族写道:“我应该到乡下去,去看看是否有不怀好意的人,听听他们说什么或者忙着干什么,我知道你喜欢我这样做”。十六世纪,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无隐私可言,男人们共用睡床,王子们在公共场合用餐。每个社区的独立人都生活在邻居无休止的监视之下,如果他们超出了惯常的可接受标准,就会受到嘲笑甚至惩罚。人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倘若有人问:“我可以用属于自己的东西做自己希望的事情吗?”回答是:任何人都不可以做错事。不论在学校的教室还是教堂的讲坛上,人们都被灌输了服从的美德。这是上帝的法律,违背它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

牧师被要求监视他们的教区居民,地区法官被建议去观察主教们,搞清楚他们是否“正当忠诚地做事情,并且没有用任何掩盖、粉饰和虚伪的办法在执行和完成我们的意愿和戒律”。“讲故事的人”和“新闻伪造者”要被逮捕。《继位法令》被钉在国内每一个教区教堂的大门上,牧师被命令去做抵制教皇主张的宣讲,被禁止讲有争议的事情,如:炼狱和圣徒崇拜。这个国家每一个讲坛上都发出国王至高无上的声明。亨利指出:彻底准确地服从就是,没有国王在你面前时,你也服从。他让人们明白:服从他们的君主实际上就是在服从上帝。同一时期,亨利和克伦威尔通过把他们相信的人安插在郡议会来进行地方政府的改革。在爱尔兰、威尔士和英格兰北部地区,旧护卫队被新的、更忠诚的人所取代。这个国家受到一个强大中央政府的控制,该政府受托马斯·克伦威尔监管,他给郡长、主教和法官发出了一系列供传阅的信件。

对《继位法令》的强行宣誓很快就开始了。整个伦敦都宣了誓。约克郡人“最愿意宣誓”,诺里奇的郡长报告:“人们最愿意最积极地去宣誓”。在萨福克郡的一个小村庄里,九十八人签了自己的名字,有三十五人留下印迹。

然而,几个拒绝签字的人认定:这是违背教皇和整个教会意愿的。在这些勇敢或顽固的人中,就有天主教加尔都西会(Carthusian)卡尔特修道院(Charter house)的男修士们。据可靠报告,国王化装后亲自来到修道院,目的是与修士们争论这个问题。那些顽固不化的人不久就被关进了监狱。1534年6月15日,国王身边的一个人向托马斯·克伦威尔报告:里士满(Richmond)圣弗兰西斯宗教的第一等男修士(Observant Friars)也拒绝签字,他写道:“他们给出的结论是,为了严守教规,他们可以自生自灭,因为他们是信奉圣弗兰西斯宗教的”。好吧,他们可以死。两天后,男修士被装满两辆车,经过市区送进了塔楼。

那个拒不服从的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拒绝宣誓,同样也被送进了塔楼。他从监狱给克伦威尔写信,请求他给予同情,“让我在这个年纪有这种事情,对我也是必要的”。一个访问者说:费希尔看起来骨瘦如柴,连把衣服搭在背上的力气都没有了。

托马斯·莫尔被召进兰贝斯宫,在克兰默和克伦威尔面前,他被要求拿着一份文件照本宣科地宣誓,他拒绝了。他能愉快地发誓:安妮·博林的孩子们能继承王位,但他不能在宣誓词里声明:之前议会的所有法令都是有效的。他不能否认教皇的权威,“否则,我的灵魂就会永远地被罚入地狱”。他也被送进塔楼,一直呆到被执行死刑的时刻。另一个拒绝宣誓的重要人物是国王的第一女儿玛丽,人们不能说服她与母亲断绝关系。官方也不能给她做签字测试,但她的立场是足够明确的。安妮·博林听到这个新闻后说:这个“该死的杂种应该受到一顿好打”。实际上,玛丽已经被软禁在自己的房间里,她的一个仆人被送进了监狱。她不久又生病了,国王的内科医生给她看完病说:这种病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悲伤和烦恼”引起的。

为了与教皇长久地分裂,必须采取一些最后措施。议会于11月举行第二次会议,其最后的法令是一个结论,把之前所有的工作带向高峰。鉴于莫尔和其他人宣誓的经历,继位的宣誓被改进了。一项新的叛国罪法令被通过,它禁止处在死亡痛苦中的人对国王和王室发表恶毒的演讲,例如,说国王是异教徒,或者分裂教会者,或者暴君,都是犯了叛国罪。现在的问题是忠诚而不是宗教。

议会也通过了《最高权威法》(Supremacy Act),它对国王已经取得的所有权力给出了法律的和有条理的描述,并声明:“国王是我们的国君,他的继承人和继任者应该被看成、接纳和作为英格兰本土教会的唯一最高领袖,该教会称为圣公会教会(Anglicana Ecclesia)”。国王能改正所有错误,能纠正所有的异教邪说,他在宗教上的权威不能受到挑战。他唯一缺乏的是圣职权力(potestas ordains),因为他不是牧师,他没有权力管理圣事或者去传教。他也是天主教教会的领袖。正如约翰·福克斯说的那样,教皇“从这块土地上被推翻、消灭和根除了”。国王是英国人思想和实践的道德标准,这种现象曾经首次出现在十二世纪,那时威廉·鲁弗斯(William Rufus)和坎特伯雷安塞姆(Anselm)之间的对立与亨利和沃勒姆大主教(Archbishop Warham)的对立是类似的。英国有尊重王权的历史。

迈尔斯·卡佛岱尔(Miles Coverdale)翻译的《圣经》(Bible)于1535年出版,其卷首有一幅插图:国王坐在万能上帝下面的宝座上,他每只手里都拿着一本书,书上写着“上帝的话”。画面上的亨利正把复印本递给克兰默和其他人,并说:“拿着这个去传教吧”。在卷首下方的图上,画着人民用拉丁语高呼“国王万岁!国王万岁!”,那些不会讲拉丁语的孩子们喊着“上帝保佑国王!”

为了对《最高权威法》进行报复,教皇发布了一份禁令诏书,将亨利开除教籍。亨利现在是受谴责的人,他死后的尸体不能被埋葬,他的灵魂要被永远地打入地狱。教皇声明:除非英格兰人立刻站起来反抗,否则,他们是违抗命令的,他们的婚姻被认为是非法的,他们的遗嘱也无效。教会真正的儿子现在不应该与这个岛进行贸易和交流。然而,在法国国王极力主张下,教皇在三年内都没有把这个广泛的逐出教会令公布于众。在此关键时刻,国外的政治斗争帮助了亨利。

比较保守的主教认为:亨利现在是抵御德国邪教的强大力量,而克兰默希望,宗教改革可能要借助国王的力量。托马斯·克伦威尔支持他的观点,克伦威尔知道,他的主人现在变得既富贵又强大,他已经开始准备一份文件,内容是“为了国王陛下,有些事情需要改变,即增加和扩大王室地产,让他拥有最多的地产”。有人提议:大部分教会的土地和收入应该归入国王的金库。

所以1535年初,对教会财产的调查开始了。这是自十一世纪《英国土地志》 (Domesday Book)以来最大的调查行动。官员们进入每一个大教堂和每一个教区教堂,每一个修道院和每一个医院,每一个女修道院和每一个大学的教会,强迫他们打开地产簿和账簿,通过宣誓来回答他们从宗教捐款和土地上获得的收入。他们被要求出示金制圣杯和银制烛台的账目。在很短的时间内,国王就知道了他期望从教会收入中拿到的精确数目,并规定:这些收入的十分之一应该归他。在这方面,他获得的财富要远远多于教皇之前所得的。

同一时期,托马斯·克伦威尔被任命为“代理人”,或者在宗教事务上的行政代理,准确地说,就是监管收敛钱财。他熟悉教会的金钱事务,因为在沃尔西手下,为了红衣主教在牛津的新学院,克伦威尔就侵吞过某些修道院的收入。这年夏天,有人开始在英格兰西部的小修道院进行“巡视”,在修士和男修道院院长中间找出贪赃枉法和不道德的事例,这些巡视者有权处罚和开除不服从命令的牧师,还鼓励教友相互揭发各种罪过。据说:一个小修道院院长“有六个孩子,只有一个女儿……他感谢上帝,说自己从未与已婚妇女发生过关系,都是与处女交往,这是最公平的事情……教皇担心他会变坏,所以准许他收容了一个妓女”。按照法令规定:男修道院院长和修士是不允许走出修道院的。有些新修士穿着高筒靴戴着花边帽子出现在仪式上。巡视者决定:开除年龄不满二十四岁的所有修士。

之后,巡视者把注意力转移到大学,他们做出决定:学者和中世纪神学家都要放弃学术研究,要去支持伊拉斯谟和其他改革者的人文主义学问。要开始用拉丁语和希腊语进行日常授课,重点研究文艺复兴的道德原则。终止教规法律的研究。即使巡视者把提高税收放在首位,但也亲自参与了宗教和教育改革的事务。

对许多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濒临死亡的年代。《叛国法令》(Treasons Act)刚一通过,卡尔特修道院的修士就被指控犯有叛国罪,是第一批被判死刑的人。陪审团不想急于处死这些圣洁的人,但克伦威尔告诉他们,如果拒绝执行,他们自己也得死。当小修道院院长约翰·霍顿(John Haughton) 听到这个判决后,脱口说道:“这是对全世界的审判”。 1535年5月4日,他们穿着宗教服装被推上断头台。神职人员穿着宗教服装被执行死刑,这在英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霍顿是第一个死去的人。他先被吊到半死,然后心脏被挖出,有人捧着它蹭他的脸;他的肠子被从肚子里抽出来,在他面前烧掉了,但他还活着。他被斩首,尸体被切成四段。之后,又有两人被弄死,有三人在下个月被处死。许多贵族和侍臣也在围观的人群中,其中还有一个公爵和一个伯爵,据记载:“国王本人喜欢看这种残杀”。有一幅象征他权力的图画出现在现场和教堂里。

伦敦市民对这种惩罚不乐观,许多人对修士穿着宗教服装被执行死刑感到恐惧。据说,从他们死的那天开始,雨就下个不停。谷物歉收,收成只有往年的三分之一。所有这些都被认为是上帝不悦的象征。谁还敢说反对国王吗?然而,有些贵族秘密地给西班牙送消息,想让他们赶快入侵英格兰。对全体臣民来说,国王已经失去了人心。

在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备忘录里有这样的笔记:

条目——提醒国王对费希尔大人下达命令。

条目——与莫尔大人接触时,了解他的喜好。

费希尔大人确实在六月中旬被审判了,他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因为他说过:“我们的国王不是英格兰国土上教会的最高领袖”。费希尔的命运没有因为教皇决定授予他红衣主教而改变。对国王来说,这似乎是在插手英格兰的事务,他承诺,帽子没到,他就会人头落地。帽子此时刚到加莱。

十二个土地终身保有者(freeholder)组成的陪审团要求:不能对上了年纪的神职人员使用叛国罪的死刑,应该用天主教加尔都西会教士的办法,但亨利坚持不改,只是把惩罚换成了简单的斩首。五天后,即1535年6月22日,费希尔被送上断头台,他疾病缠身,连走到塔山执行现场的力气都没有,所以被放进一把椅子里抬过去。在执行之前,他请求在场的人为他祈祷,他说:“我乞求万能的上帝,用他无限的美德来拯救国王和这个王国……”第一刀下去后,他的头就落地了,人们感到吃惊的是,这个骷髅般的躯体没有喷出许多血。

费希尔被执行后的第二天,国王参加了反教皇的盛装游行,这是根据《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举办的活动。这样的表演和戏剧性场面变得越来越频繁了。帝国大使观察到:国王本来处在隐退状态,“但他看到牧师的头被砍下时,有代表自己形象的图画出现,他很愉快,因此为了在愉快的时候发笑并给人民以勇气,他便出现在大庭广众面前”。

在约翰·费希尔之后,托马斯·莫尔也被送上断头台。约翰·费希尔死后的第四天,为了定莫尔的罪,一个特殊委员会成立了。自从莫尔被关进塔楼后,他就受到克伦威尔的哄骗和恐吓,莫尔以为此人会发慈悲。克伦威尔甚至暗示,莫尔的顽固是一个坏榜样,会让天主教加尔都西会牧师遭到毁灭。这个问题太严重了,莫尔不能接受。他回答:“我没有伤害任何人,我说没有伤害,我认为没有伤害,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好。如果这不足以让一个人活命,我真是不想活了”。

审判在威斯敏斯特大厅举行,莫尔在这里表现得思维敏捷且有尊严。但这个裁决绝不会给出片刻的质疑。他被判有叛国罪,五天后,被带到塔山,一把斧头等待着他。他最后的话是对行刑者的嘲笑,告诉他:“今天,你要给我一个很大的恩惠,超过了任何凡人能给我的。男人,提起你的精神,不要害怕做官事。我的脖子很短,留心点儿,为了成全你的忠诚,你别砍歪了”。

阿拉贡的凯瑟琳见证了那些人的惨死,她把他们看作圣徒,在给教皇的一封快信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不赶紧采取解决办法,毁灭灵魂和杀害圣徒将是无休止的。好人是忠贞的,但要遭罪。如果他们发现没有人帮助,那么温和的人也会冷漠了”。但眼下就是无人帮助。莫尔、费希尔以及天主教加尔都西会牧师的死刑被欧洲天主教国家看成是野蛮行为,而基督教王子们随便就忘记了自己对所谓异教徒的野蛮镇压。英格兰没有审判异端的宗教法庭(Inquisition)。

所以为了寻找同盟,有人建议国王去联系德国的新教教徒(Protestant)领袖。比如在给萨克森(Saxony)选举人的短信中,亨利夸奖他“最有道德”,并声称“对于抗击敌人来说,两个国家站在一起会变得更强大”。亨利期望在欧洲建立一种国家间的改革联盟,而德国希望亨利能同意签署一个路德教会的信仰自白,即著名的奥格斯堡自白(Confession of Augsburg),它是五年前被德国王子起草的。这些期望都没有得到结果。

1535年秋天,巡视者对小修道院的巡视范围扩大了,先前他们把注意力限制在英格兰西部,当那里的工作完成后,他们便转移到东部和南部,1536年初,又到达北部。由于不同地方的可靠度不同,所以他们的调查速度是不能预测的。他们盘问和调查小修道院院长、男修道院院长、修士以及他们的仆人:“不论白天和晚上,在合适的时间,是否有人坚持做礼拜?通常有多少人参加?谁经常缺席?”“他们是否有女人陪伴,在修道院内还是外边?或者如果有任何后门,女人们能从那里进来吗?”“是否有男孩子睡在他们身边?”“是否有哪个教友是屡教不改的?”“你是否经常穿宗教服装,除了上床,你从未把它扔在一边?”

这是八十六个问题中的一部分。一个小修道院院长被控宣讲谋反,在坦白之前,被迫跪在地上。喷泉(Fountains)男修道院院长供养了六个妓女。在给克伦威尔的报告中,巴特尔(Battle)男修道院院长被描述成“十足的海恩(Hayne)、甲壳虫和刺果,我从未见过的坏脾气人”。海恩表示恶棍,甲壳虫代表傻瓜,刺果是指一个蠢人。莱斯特修道院的几个咏礼司铎(canon)被控犯有鸡奸罪。一名拄拐仗的小修道院院长被发现在星期五上午十一点钟与一个女人躺着床上。西兰登(West Langdon)男修道院院长被描述为“无赖醉鬼”。

巡视者在工作过程中,也记录了许多圣地和遗物,用“迷信”这个字来标注它们,同时也为克伦威尔和仆人要去那里标注了方向。例如,在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大教堂,他们发现了砸死圣斯蒂芬(St Stephen)的那块石头和烘烤他的那堆煤。在同一个巡视中,他们偶然发现了圣彼得罗尼(St Petronilla)的头骨,当地人把这个头骨放在头上来退烧。因此,修道院被认为是天主教的温床,据报告,修士在某种意义上是罗马的陆军预备役。托马斯·克伦威尔认为他们是“教皇的间谍”。如果没有发现犯错误的证据,巡视者就下结论说,修士合谋保持沉默。他们总是在积极地寻找违法行为,所以总是能找到的。

1536年2月,议会开始开会,前一次全体大会的时间是七年前,后来这届议会成为著名的“改革议会”(Reformation Parliament),可能是整个英国历史上最重要的议会。国王带着一份有关修道院状况的“声明”来到下议院,此声明无疑地出自于不同巡视者的报告。休·拉蒂默在前一年被任命为伍斯特主教(bishop of Worcester),他也出席了会议。有记载说:“当这些弥天大罪被宣读时,人们怒火冲天,他们除了要求打倒罪犯外,什么事情都没做”,虽然有些不满意的人想发表意见。一份报告说,国王把下议院议员召集到王室教堂的旁听席,说道:“我听说,我的提案不会通过,但我要让它通过,否则,我就要你们几颗人头”。

《解散修道院法令》(Act for the Dissolution of Monasteries)确实被通过了,根据该法令,所有年收入不超过200英镑的宗教场所都要被取缔。这是一大笔钱,理论上,有419所修道院将被迫关闭。因此,男修道院院长们请愿要求豁免,有176所修道院被保证缓期执行。这清楚地表明,克伦威尔和他的仆人得到了金钱或者物资上的贿赂,修道院才没有出现普遍的关闭。较大的修道院没有被涉及到,所以小修道院的修士被准许离开并转到他们那里。“(感谢上帝)在大的和正式的修道院里,宗教活动被很好地保持和遵守了”,所有事情仍然进行得很顺利。然而,人们很难相信,虔诚非要从200英镑起步。

随后,抗议的人很少,组织协调也不好。人们本以为,克伦威尔的政策进展得既慢又谨慎,一次只搬开一个绊脚石。然而,更可能的是,国王和他的首席大臣正试图在陌生领域找办法,他们还不清楚自己的最终目标,当继续往前走时,他们应该制定怎样的政策。与此同时,在牧师正式集会上,年长牧师在国王最高权力之下,正在为宗教制定新原则。帝国大使写道:“他们不承认炼狱,不承认要遵守四月斋(Lent)和其他斋戒期,不接受圣人的节日和偶像崇拜,对这个国家的朝圣者来说,取消偶像崇拜的捷径就是去坎特伯雷的圣托马斯教堂去抢劫”。从结果上来看,这位大使说得对。他们是在制定一种实用和金钱方面的原则,而不是一个教条和教义的原则。

在最近一次会议上,议会还建立了一个加强法庭(Court of Augmentations),被解散修道院的所有收入(包括租金和捐款)都要通过该法庭裁决后交给国王。其他人也对这种抢劫感兴趣,一个贵族写信给克伦威尔说:“请求你帮助我向某个老修道院说说我过去的事情”。这个法庭成立的时间应该是1536年春天。托马斯·克伦威尔现在第一次说了这个词:“变革的世界”。

+1
0 评论
Inline Feedbacks
View all com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