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历史之都铎王朝 (六) 古老的真实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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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都铎王朝

英格兰历史: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

第六章   古老的真实历史

为了亨利提出的“全体英国人”反对“英国天主教”,他已经决定行动了。他在1530年早秋宣布:十四个年长牧师犯有蔑视王权罪,其中有八个主教和三个男修道院院长,他们受到与教皇使节沃尔西相互勾结的指控。那位红衣主教死后仅几天的时间,抵制英格兰所有牧师的“通知”被传送。他们被控犯罪,因为他们在教会法庭执行基督教教会法规(canon law)或者罗马法律,当然,这是一个已经犯了几百年的罪。西班牙大使报告说:主教和修道院院长感到非常害怕。没有人知道这个新发明的原则怎样实施,人们普遍相信,它只是国王头脑里的东西。1531年初,议会开始开会,与此同时,牧师的正式集会从圣保罗大教堂转移到威斯敏斯特。两大组织都将处于国王的控制之下。

在这种恐惧和危险的形势下,人们得知:国王会欣然接受一大笔钱,以减轻牧师的罪过。事实上,这是牧师被迫支付了一笔津贴。坎特伯雷行政区及时地资助了100,000英镑,但他们的资助还要附加一系列条件:主教和修道院院长要求给出蔑视王权罪的清楚定义,以防将来出现问题,而且要求教会本身确定如大宪章里规定的那些古老特权。这些要求似乎激怒了国王,他不希望与臣民讨价还价。启用大宪章将对他希望在宗教事务上采取的单边行动造成威胁。

所以,亨利开始进攻了。1531年2月,他在牧师津贴的提案中,增加了五个条款。在第一条中,号召牧师正式集会承认他是“英国教会和牧师唯一的保护人和最高领袖”。这是他阅读古老原始资料的成果,是克兰默和其他人建议他这样做的。资料中记载,卢修斯国王是第一位被授予英格兰教会最高领导者的人。在第二条中,他提出了一个观点:他有真正的“治愈臣民灵魂”的办法。没有人曾经有过这么大的权力,没有哪个国王敢如此擅自行动。

牧师领导人随之产生了恐惧。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去读《英国法律》和其他资料,这些东西是给国王阅读的。所以,亨利想当然地控制教会的观点是一种独特的、难以想象的创新。他希望取代管理教会一千多年的教皇权力。他通过“治愈”和“关心”来暗示什么哪?这些都是神职人员要干的事。

神职人员也意识到:所发生的这些事与国王期望和凯瑟琳离婚有着密切关系,但他们不知道任何确切的事情。他们只是用焦虑不安的心情去观察。国家和首都已经被这件“大事”分裂了。当伦敦奥斯丁修士(Austin Friars)教堂的牧师要求会众祈祷时说安妮·博林为“王后”时,大部分人都从座位上站起来离去了。据说除了安妮·博林之外,这个国家的所有妇女都支持王后。西班牙大使写道:“安妮夫人比狮子还凶猛……她对王后的一个女仆说,她盼着所有西班牙人都掉进大海里。这个女仆告诉她,这种语言是对她主人的不尊重。安妮说,她不在乎王后的任何事情,她要看她上吊而不是承认她为主人” 。

牧师正式集会的成员现在进行着痛苦的辩论,在对教皇的责任和国王的效忠之间举棋不定。他们也知道,君主的愤怒是危险甚至是致命的。然而,集会的名义领导人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是支持王后的,在他领导下,大家试图去抵抗来自国王的压力。在此阶段,费希尔受到无名人士的威胁。他位于泰晤士河河畔的主教邸宅被人打了一枪,子弹似乎来自河对面威尔特伯爵的府邸,他是安妮·博林的父亲。一位费希尔的早期传记记者说:这位主教在枪声后的第一时间,就决定返回罗切斯特了。

另一个奇怪的事也引起了费希尔的警觉。这位主教的家庭成员喝了一种麦片粥,几个仆人也一起喝了。费希尔当时不太饿,所以就没喝。之后,一个仆人和一个可怜的讨饭女人死了,其他许多人也得了病。这个粥被厨师下了毒,他坦白说,他在粥里加了泻药,但坚持说,这是不成功的简单玩笑或恶作剧。亨利的反应是凶残的,他决定在议会通过一个法令:用下毒谋杀是叛逆罪,惩罚的办法是活煮。因此,那位厨子被放进史密斯菲尔德的一口大锅里。法庭上有人低声说:安妮·博林或她的支持者让那个厨子犯了罪。亨利用果断而残忍的手段了结此案,目的就是排除任何的嫌疑。

亨利的顾问不能确定他对牧师正式集会的要求所产生的效果,他们分成两派,一派被称为激进派,另一派是保守派。激进派(博林派)期望得到快速进展,如果国王是教会领袖,那么教皇在离婚上的意见不会产生任何作用,他与安妮正式举行婚礼是合适的。另一派则担心:教皇的一条强制令或者把英格兰开除教籍的命令,可能会引起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还可能与欧洲天主教国家发生普遍的贸易冲突。国王也不清楚他的未来战略,他是逐渐地往前走,每走一步,都要探探虚实。

这就是为什么他与牧师正式集会达成协议的原因,牧师似乎在精神上屈服了。经过多次辩论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国王之间的多次协商,达成的共识是:国王是英格兰教会的最高领袖——“这是基督教法律允许的”,有些资料说是“上帝法律允许的”,但意义都相同。当这个提案拿到牧师正式集会上时,大部分人都沉默了。大主教告诉他们:“无论谁沉默,都意味着同意”。一个人大声说道“那么,我们所有人都保持沉默”。因此,这个提案被通过了。在教会改革方面,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刻,从那时起,教会开始产生分裂。人们也对“联合基督教会”(united Christendom)这个概念产生了怀疑。之后,土耳其人从事实中得到了安慰,他们向欧洲的东部边界挺进。

然而,这个援引基督教法律的概念引发了多种解释,人们认为它的极端形式是:取消任何精神主权(spiritual sovereignty),就像亨利声称的那样,但完全不清楚,亨利是否已经下决心取代教皇的职位。他之前给罗马发出警告,在未来的任何对抗中,英格兰的牧师将会与他站在一起。每个人都知道,没有人敢不服从他的命令。他现在已经从牧师那里得到了钱,但似乎对离婚的事厌倦了,至少现在是。

亨利已经住进了几套称为“枢密院”的私房里,他在白厅宫(Whitehall)和汉普顿宫分别设置了“私人住宅”和“秘密住宅”。他现在搬出了凯瑟琳的住处。凯瑟琳给侄子写信说:她的生活“现在被厄运绞碎了,没有任何基督徒像她一样经受如此巨大的痛苦”。她的巨大痛苦严重地影响了女儿玛丽公主,1531年春天,公主得了三个星期的胃病。她的内科医生诊断出,她患有癔病(hysteria),是子宫有毛病引起的病。当凯瑟琳要求准许她去看女儿时,亨利建议她应该永远与女儿在一起。五月底,枢密院派来一个代表团会见她,乞求她“明智”地对待离婚一事。她变成了一个受诽谤而发狂的妇女,愤怒地回应说:“我是他真正的妻子。你们到罗马和其他人争辩吧,不要只对一个女人说”。

两个月后,亨利正式宣布与凯瑟琳断绝关系。凯瑟琳本来要在仲夏陪亨利去温莎,但亨利没有通知她就骑马去了伍德斯托克(Woodstock),并命令她:呆在原地不要动。于是,亨利接到凯瑟琳一封愤怒的信,他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词回应她。她认为他不尊重罗马教皇,之前还拒绝了王室委员会的建议。他不要看到更多的信件。她被转移到莫尔拥有的在赫特福德郡的一套大房子里,房子从前是属于红衣主教的;后来又被送到贝德福德郡的安特希尔城堡(Ampthill Castle)。她的王室成员一直和她在一起,她自然而然地成为反博林派的中心人物,反对他们追随的激进宗教策略。这位王后对她的宗教仪式更加严格了。她半夜起来去做弥撒,一个星期做两次忏悔和斋戒,她只阅读奉献的作品,在王室服装里面,她穿着圣弗兰西斯(St Francis)第三等修士的衣服。

这年冬天,代表公众情绪的现象出现了。11月24日,安妮和一两个人到泰晤士河边的朋友家去吃饭。她去那里的消息很快就在城里传开了,有七、八千妇女(可能男人也穿上了女人服装)向她所在的地方涌来,他们威胁要包围她。幸运的是,她听到了他们逼近的报告,赶紧乘船离开了。国王命令:对此事保守秘密。但威尼斯大使已经把这个事件传出去了。

人们越来越恨安妮,都称她为“凸眼睛的妓女”。惠特比(Whitby)的男修道院院长被逮捕并受到指控,因为他叫她是“烂醉的贱妓女”。王国许多教区里发生了激烈争论,人们对国王与凯瑟琳离婚的“大事”以及教皇的最高统治地位进行了全面地辩论。据说,谣言和猜测到处流传,人们谈论女巫、魔鬼、圣徒和幽灵的故事。托马斯·克兰默亲自看到天空出现的征兆:月亮上有一个蓝色十字架,同时还有一个马头和一把火红的剑。他写道:“究竟有什么奇怪的事情要发生,只有上帝才知道”。

1531年冬天,一个年轻女人成为能预测命运的人。她是来自肯特郡的伊丽莎白·巴顿(Elizabeth Barton),在坎特伯雷大主教的一个管家家里做侍女。她之前得了一种未知疾病,病了几个月后,她开始在迷睡时有了透视能力,在那种状态下,“她说出了一些不可思议的圣语”。她名声大噪,直到大到不可收拾。她说:圣母玛利亚来看过她,圣母承诺在某一天为她解除病痛。那一天,她带领2000人去了一座圣母玛利亚小教堂,在那里她进入了迷睡,之后她肚子上发出了声音:“宗教带来的快乐是那样奇妙和愉快,但违背宗教的恶行是可怕和凄惨的”。

伊丽莎白的一本圣贤书被送到亨利手里,他没有把它当回事。一位天使命令她带着国王去找听众,似乎她被允许在三种不同场合下与人面谈。1528年,她与托马斯·沃尔西有一次私人谈话。至少在那个时间,国王不想理会她。但她证明自己比他想象的还危险。到了1531年,她的预测涉及到国王本人。如果他与妻子离婚,那么他连“一个月的执政时间都不会有,只有像恶棍那样死去”。他必须对三件事情发表声明:“第一,他不会夺走教皇的权力,也不能继承教皇的权力;第二,他要把所有新人的观点和他们的新思想(宗教改革)作品毁掉;第三,如果他结婚并娶安妮做妻子,那么上帝将会用瘟病来报复他”。

她也做了同样性质的其他布告,所有布告只有一个作用:煽动坚信神启示的那些人的情绪。现在,牧师和修士在她身边形成了关系网,他们在讲坛上和十字形建筑物旁边传播她的信息。她开始与凯瑟琳身边的侍从交谈,约翰·费希尔听到她的话哭了,相信自己听到了上帝的话。这个女人现在很危险。托马斯·克兰默最后坦白地说:“我的确认为,她通过幻觉奇迹般地阻止了国王婚姻的进一步发展”。

更多不受欢迎的话从讲坛上发布出来。1532年复活节,在格林威治,一个方济会修士(Franciscan friar)皮托神父(Father Peto)在国王和安妮·博林面前布道。他勇敢地指责国王的所作所为,并预言:如果他要娶安妮,那么他就要遭到上帝的惩罚,就像上帝惩罚亚哈(Ahab)一样。“狗会舔你的血——是的,你的血!”幸运的是,这位修士没有因为推测国王的死而丢掉性命,但最终被赶出了王国。

在这种不稳定的形势下,议会再一次举行会议,国王在会上决定:继续开展反对教皇克雷芒七世的活动。会议迅速出台了一个法令:取消所谓的“第一年收入”,即取消新当选的主教和大主教把第一年收入上交给罗马。根据国王的意愿,该措施被推迟一年执行,换句话说,这是对教皇友善行为的一个贿赂。此法令遭到贵族的强烈反抗,尤其是宗教界的贵族,他们对亨利最终的意图深感不安。然而,他们只是少数人。

但下议院对宗教法庭的期望产生了更多抱怨,他们交给国王一封长请愿书,表达了对教会的不满,尤其对牧师正式集会所通过法规中的牧师权力提出疑问。下议院还抱怨宗教法庭、对异教徒的审判以及加入基督教收费的问题。人们对这些抱怨并不陌生,但抱怨给作为新教会最高领袖的国王增加了光彩。

4月初,国王把这个请愿书送给坎特伯雷大主教,当时他在参加牧师正式集会,国王要求他赶快给答复。大主教收到一个星期后,答复说:他否认针对他们的所有指控,还声称他们的立法权力是建立在《新约圣经》基础上的,他们的活动不可能由王室特权来决定。之后,国王把下议院的代表召集到他面前,让他们看大主教的回复。国王告诉他们:“我们认为,这个回答会让你们高兴一点,因为对我们来说请愿书的理由不充分。你们会是一批聪明的人,我相信,只有你们才会谨慎地观察事物。我们会对你们保持中立态度”。可见,国王已经含蓄地让下议院去和教会作对了。

这位大主教知道,他们的回答不能让国王或者议会满意,所以,又立刻提出了一个让步。他们保证:在国王有生之年,对与宗教无关的事情,他们绝不干涉法律的制定。这个限定条件很弱,不能解决任何问题。5月11日,国王再次邀请一个代表团来交谈。他说:“我发现,牧师对我只有一半的忠诚。所有高级牧师在献祭仪式上对教皇的宣誓与他们对我们的宣誓是矛盾的,因此,他们似乎是他的臣民,而不是我们的”。他的话有所保留,但意图却很清楚,他要彻底摧毁教皇的威信和权力。

国王把另一份请愿书送给牧师正式集会,或者更可以说,他给他们发布了一系列命令。没有王室许可,任何新的教规或者法规都不能被提出和颁布。所有现存的宗教法律都要被一个选定的陪审团去复审,陪审团由神职人员和议员组成,各派十六人。废除法令要得到大多数人的同意。任何这样的大多数意见都要得到国王的同意,他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

牧师正式集会对此讨论了五天的时间,这时,国王已经变得不耐烦了,他要求一个回答。除巴思主教(bishop of Bath)外,所有牧师都回复说:他们接受这个提议,完全理解国王的“杰出智慧、宽宏大量以及对上帝荣誉的挚爱”。他们的回答或者屈服就是人们熟知的“神职人员屈服”(Submission of the Clergy)事件。西班牙大使写道:“牧师现在还不如鞋匠,鞋匠至少有集会和制定规则的权力”。之后,一位大历史学家艾克顿勋爵(Lord Acton)写道:“屈服”象征着“一种新政策的问世”。没有与罗马统治的这种根本脱离,独立国家英格兰不可能真正出现。不过,此变化能用更直接的词来说明。绝对的君权需要对所有臣民(俗人和牧师)进行绝对的统治。

“屈服”事件的第二天,托马斯·莫尔辞退或者被迫辞退了大法官职位。他对教皇、教会古老权力的支持表现得太突出了。他曾经说起了国王:“如果一头狮子知道自己的能耐,那么想要驯服它就难了”。另一个反对国王意愿的人是罗切斯特主教约翰·费希尔,他秘密地与西班牙大使保持联系,他们商定:如果在公共场合不期相遇,就装作彼此不认识。然而,几个月以来,费希尔一直在建议:西班牙应该从海上入侵英格兰以推翻国王。坎特伯雷大主教威廉·瓦哈姆(William Warham)命令抄写员写下一封遗嘱,他在遗嘱中谴责对教会法律的抵制。他说:“通过这些文字,我们要否认、拒绝和驳斥他们”。之后,他躺下死去了,最终没有让国王整死他。处于顺从的习惯,处于对王位的忠诚,其他所有主教都默许了。他们可能害怕激怒国王。

在进展过程的每个阶段,亨利处于安全考虑,每次都要寻求议会的支持。为了影响投票,国王在三个不同场合亲自去了议会。他不敢保证这个国家是否能接受他正在准备的改革,所以他尤其想让议会去促成或者寻找抵制教会的措施。尽管他是反教权的真正行动者,但他认为:远离是非是最好的办法。

在这个过程中,下议院获得了额外的权力,被看成是国王的合作伙伴。在最近的一个演讲中,国王告诉议会:“通过判断得知,我们绝不让王室地位高于议会地位,我们是领导,你们是成员,咱们被结合成一个政体了”。这实际上是一个新的正式声明,凭借“国王在议会的作用”,国王在新的统一国家内掌握了最高统治权。

1532年早秋,国王给安妮·博林披了一件深红色丝绒斗篷,戴上了金色小宝冠。她获得了世袭贵族头衔——彭布罗克侯爵(marquess of Pembroke),是英格兰第一位获得如此荣誉的女人。这清楚地说明:她不久就要发达了。尽管凯瑟琳强烈反抗,但王后的许多珠宝现在都转给了安妮。不过,不是所有事情都搞定了。当国王带她外出经过南方一些县时,人们的反应最多是不高兴,还没有公开地敌视。当她出现在王室时,国王仔细查看所有人的脸色,以确保他们对她有尊重的态度。据报道:国王“请求上议院去拜访新王后,讨好她”。

国王的印刷商托马斯·贝尔特莱(Thomas Berthelet)是国王“大事”的支持者,这期间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其中一本为《一杯真相》(A Glass of the Truth),书中部分内容可能是国王亲自写的。此书以圣经禁令为理由来维护国王与凯瑟琳离婚的决定,书里还描述了凯瑟琳与亚瑟王子在所谓婚礼夜晚的某些私密细节。

国王带安妮一起到法国,现在他与查尔斯五世几乎到了公开对抗的程度,而王后侄子被迫与弗兰西斯一世保持联盟。然而,法国国王的妹妹和宫廷的其他夫人都不愿意与安妮见面,亨利的妹妹玛丽也拒绝陪他们过海峡到法国去。安妮不得不呆在加莱,亨利则自己前往布伦与法国君主会谈。他们的出访时间大大地超出了计划,暴风和大雨使他们不能乘坐“燕子”号船返航,这一等就花了半个月的时间。当他们终于返回英格兰时,在坎特伯雷又遇上了伊丽莎白·巴顿,“肯特的疯修女”再一次告诉他们所犯的罪和面临的灾难。

然而,国王的意愿和决心现在不能改变了。一两天后,他似乎就和安妮·博林同居了。可以确定的是,她12月初怀孕,九个月后,生下了伊丽莎白。决定开始性关系的唯一原因是,他们俩人都同意快点结婚。据称,他们从法国回来两天后,举行了一个秘密婚礼,只有安妮的亲密家庭成员参加了仪式,但没有这方面的记载。不过,国王可能对某些宗教官员就他与情人发生性关系提出了预告,因为私生子的风险是非常大的。

1533年1月25日拂晓之前,国王的牧师在新建成的霍尔拜因门(Holbein Gate)上面的“高议厅”(high chamber)为他们主持了正式婚礼,这里也在白厅宫内。婚礼的其他情况没有记载,但人们相信,国王枢密院里有两、三人参加了婚礼。不久后,国王的牧师开始为“安妮王后”祈祷,而凯瑟琳的头衔被下令取消了。在下个月之前,安妮·博林的状态变得众所周知了,这位夫人开玩笑说,她刚发现自己特别想吃苹果,她的笑声在走廊里回荡。她告诉威尼斯大使:“上帝使陛下产生了要娶她的灵感”。

他们的婚姻预示着与罗马的彻底决裂。2月初,议会召开了会议。会议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制鞋皮革的质量,商品的公平价格,消灭乌鸦和渡鸦,铺设从海滨大道至查令十字(Charing Cross)这段路。之后,与会者直接把注意力转到宗教事务上。《限制上诉法令》(Act in Restraint of Appeals)声明:所有宗教案子都要在英格兰境内判决,任何所谓的上级管理机构不得介入。这就意味着国王离婚的案子将在伦敦或者坎特伯雷判决,而不是在罗马。该法令被认为是十六世纪最重要的法令,因为正是它有效地破坏了中世纪的政体。

在序言中,法令充分强调了国王的帝国雄心,它声称:“依据各类古老的真实历史和编年史,现在明确地声明和表示:英格兰王国是一个帝国,这是全世界都已经承认的,它由一位至高无上的元首和国王统治……由各种品质和级别的人按契约组成了一个政体,它受上帝约束,对上帝保持自然和谦卑的顺从”。所以,宗教改革被认为是要回到人们喜欢的过去。所有的改变和革新都需要古老法律和惯例的权威。这里没有先前法令中提到的“教皇陛下”,仅提到“罗马的主教权限”。亨利已经恢复了做绝对帝国统治者的皇帝尊严,他还希望控制整个大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二十年前,他命名了两艘新船,一艘叫“亨利帝国”号,另一艘叫“玛丽帝国”号。印章和勋章都已发行,表明他正式就职了。

人们现在经常说:托马斯·克伦威尔是监督和设计这些宪法改革的大臣,但许多人都干预了提案。克伦威尔自然在其中,而议会中的律师同样愿意帮助起草法规。他们中的许多人反对宗教法庭的权力,曾经支持普通法高于教会法规,这毕竟是他们的职业。接着就出现了一个推论,如果教会法规附属于普通法,那么也应该附属于国王。因此,帝权的概念就逐渐形成了。这个概念就是人们熟悉的“政教合一”(caesaro-papism),国王现在既是凯撒又是教皇。亨利被描述为肚子里装着教皇的国王。重要效果也因为这个双重权力产生了。这年春天,帝国大使报告说:“国王决定把神职人员拥有的东西收回来,归他所有”。

托马斯·克兰默已经被亨利选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因为威廉·瓦哈姆去世了,但人们仍然认为,他有必要接受教皇的确认。如果只是为了克兰默就任的合法性,那么旧制度不得不再遵守长一点时间。所以亨利对《限制上诉法令》没有给予王室认可,只是扣留了给教皇的第一年收入。在克莱门特七世看来,亨利仍然是一个不服从的、反教权的宗教捍卫者,教皇甚至要求罗马教皇使节陪同亨利去访问议会。

教皇不得已为克兰默写了一份教皇诏书以示确认,但作为罗马使节的这位新大主教在正式宣誓之前却声明:他决定对上帝和国王履行自己的责任。三月底,他正如预期地就任了圣职。这正是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时候。牧师在正式集会上宣布:亨利与阿拉贡凯瑟琳的婚姻是无效的。216个牧师中,只有19人不同意。教会被彻底打败了。约翰·费希尔被软禁在家,直到安妮·博林最终确定了身份,他才被释放。

5月23日,宗教法庭在邓斯特布尔(Dunstable)开会,克兰默发布了一个裁决:国王与安妮·博林的婚姻是完全合法的。这位大主教之前已经写信给托马斯·克伦威尔,要求这个会议秘密举行,他不愿意冒险让凯瑟琳出席会议。当克雷芒七世听说这个裁决是由“我的坎特伯雷阁下”发布的时候,说道:“这种做法让我太伤心了,我都不能站着做任何事情了。他们是在抵制我对上帝的责任,而这个世界还得容忍他们”。他说这些话时,伦敦主教就在他面前,主教对教皇提出了抗议,因此,克雷芒威胁要把他活活烧死或者用一个铅制锅煮死他。伦敦主教告诉国王:教皇“一直躺着,用手帕拂面来退烧,除非在非常气愤的状态下,否则他从不这样做”。

5月31日,安妮·博林坐着一辆白色敞篷马车从塔楼前往威斯敏斯特,两匹供女人骑的小马拉着这辆马车,马身上还套着锦缎。她头上方有一顶金色华盖,周围系着银色的铃铛。市民和他们的妻子用猩红色的花帷和深红色的绣帷装饰了自己的家,所以整条街看起来就像飘着彩色的云。神秘的剧目在一些特殊的舞台上演出,伦敦的喷泉还喷出了葡萄酒。第二天,她从威斯敏斯特大厅被送往大教堂,在这里接受王后加冕仪式。克兰默写道:“是我给她戴上了王冠,然后,人们开始唱《感恩赞》(Te Deum)”。

尽管仪式壮观,但老百姓的表情并不是那么阿谀奉承。当她经过伦敦的街道时,每个教区的警察都拿着棍子在站岗,准备“让人们保持良好的间隔和秩序”。国王和新王后名字的字母组合为“HA”,被有些人解释为粗俗的“哈!哈!”(Ha!)。不过,威尼斯大使看到大批人群“极度有序而安静”,虽然部分安静更可以解释为仇恨的沉默。人们或许是处于好奇心,而不是尊重。据说,安妮只数出十个人喊出了常用的祝福语“上帝保佑大人”。一个同时代作者评论了她加冕服装上难以理解的图案,他说:“她的衣服上覆盖着舌头被指甲穿透的图案,这表示那些反对她的人所期望的事”。有权可能是美好的,但权力可能很快就变得残忍了。三年后,这位喜气洋洋的新王后亲自经历了这个过程。

王室委员会的代表来见凯瑟琳,现在她的官方头衔变成王子遗孀(princess dowager),而不是王后。他们把邓斯特布尔法庭的决定和国王结婚的事通告了她,她回答说:“哦,好啊,我们知道了权威能做的事情,它是通过权力而不是通过司法”。她要求看看他们带给她的提案复印件,当她看到“王子遗孀”这个短语时,拿起一支笔把它划掉了。为了报复,国王降低了她的王室规格。那年夏天,两个妇女的耳朵被拴在一根木杆上,她们被脱光并遭受棒打,因为她们说“凯瑟琳王后是英格兰真正的王后”。

现在,国王和王室委员会把矛头指向了伊丽莎白·巴顿。1533年夏天,国王要求克兰默和克伦威尔去调查这个修女的言行,据说,她向大主教坦白了“许多愚蠢的事情”。因为她预言过都铎王朝的厄运,所以被指控犯有叛国罪,被带到伦敦的塔楼接受审讯,可能被放在了刑架上。还有人说,她坦白:所有她的幻觉和启示都是骗人的,在随后的星室法院会议上,“有些人开始是低声谈话,然后喊道:应该给她上火刑”。之后决定:带这个修女在王国内游走,让她在不同地方坦白她的诈骗行为。1534年初,议会宣布了她的叛国罪,之后,人们把她从塔楼沿着街道拖到泰伯恩行刑场,她被斩首了。这清楚地表明:任何反对国王的人都有丢命的危险。守旧的虔诚信徒曾经祝福和支持这个修女,但却不能救她的命。

据说,在伊丽莎白·巴顿被捕和坦白期间,国王“非常快活”。他已经闯过来了,现在既是教皇又是凯撒。他被比作所罗门(Solomon)和参孙(Samson)。一位同时代的人写道:“我不敢正眼看,只敢斜瞅国王这个灿烂的太阳射出来的耀眼光芒”。国王在白厅宫又建了一个新斗鸡场,新王后已经怀孕,他盼着是个男孩,这样,这个王朝就安全了。

然而,在王后怀孕期间,他是不忠的。人们不知道那个女人的身份,但帝国大使说她“非常漂亮”,国王也说,“许多贵族都帮助我和这个女人相处”,这或许就是安妮发脾气的原因。在发现这个浪漫关系后,安妮与亨利对质,还说出了“某些国王非常不喜欢的话”,于是,龙颜大怒。据说,国王告诉她“闭上你的眼,就像从前那样去忍受”,他还声称:他可以降低她,也可以抬起她。

风暴过后,安妮仍然对自己怀有希望。王室的占星家和医生都预言她会生个儿子,亨利在为这个儿子用亨利还是用爱德华的名字而犹豫。然而,9月7日,在被称为处女室的房子里,安妮生了一个女儿。帝国大使给他主人写信说:“上帝把他彻底忘记了”。这个婴儿取名为伊丽莎白,与她奶奶约克的伊丽莎白同名。亨利很失望,但表示自己盼望很快有一个儿子。伊丽莎白出生一个星期后,十七岁的玛丽公主被剥夺了头衔,她现在变成“国王的女儿,玛丽小姐”。她写了一封委婉的抱怨信,说她是“他合法的女儿,出生于真正的婚姻”。在回复中,国王指责她“忘记了做女儿的义务和忠诚”,并禁止她“傲慢地霸占”公主头衔。三个月后,伊丽莎白被带进赫特福德郡的哈特菲尔德王室(Hatfield House),她的王室在这里建立了。伊丽莎白入住的第二天,玛丽被命令去哈特菲尔德,她只是去“为这个公主服务”。据说,国王期望玛丽郁闷而死。

然而,住在王宫里,一切都不顺利。意料之外的女儿出生,国王情人的出现,都让安妮·博林明白:她的位置不像从前那么牢固了。在一个宴会上,她告诉法国使节,她不敢随心所欲地讲话了,因为“担心自己的地位,担心有许多眼睛在看她的表情”。王宫是一个让人害怕和多疑的地方,到处有密谋和手腕。她也知道,人们很不喜欢她。让她悲痛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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