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历史之都铎王朝 (三) 异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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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都铎王朝

英格兰历史: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

第三章   异教徒

1517或者是1518年,一些剑桥的学者开始在该城的白马(White Horse)酒馆开会,像历来的大学生那样,他们在辩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问题。然而,那个时代的紧迫问题是,所有人都在关心宗教,宗教成为十六世纪辩论的主题。其中一些学者带着年轻人具有的激情,被潜在的颠覆性新教义所吸引。人们呼吁改革。有些人希望改成简单的虔诚活动,希望回避中世纪教会的盛况和仪式,希望培养所谓的“新式奉献”,他们被称为浅薄的天主教徒(Poor Catholics)。其他人则希望按照《圣经》(Scriptures)的教义去做,特别要按照《新约》(New Testa ment)的教义。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的出版工作已经把一种更为纯洁的精神引入到神学的研究中。剑桥皇后学院(Queens’ College)的一位玛格丽特夫人神学讲座教授(Lady Margaret Professor of Divinity),已经完成了《新约》的希腊语和拉丁语译本,这似乎注定要取代用了一千年的旧版“拉丁文圣经”(Vulgate)。伊拉斯谟通过设立历史奖学金,找回了一些早期的基督教启示。

伊拉斯谟相信:《圣经》所传授的精神比教会的仪式和正规神学更为重要,对上帝恩典和对他儿子救世能力的一种内心信仰比墨守成规的外在崇拜更为有效。他写道:“如果你满怀谦逊地接近《圣经》,那么你将意识到:你已经感受到神圣意志(Holy Will)了。”通过讽刺文学,他对过分信奉圣物进行了攻击,太频繁地去圣地就不是朝圣了,还批评了修道院教规的退化。他罕见地提出:圣礼是正统宗教体制中的一部分。

伊拉斯谟从未接受异教徒的教义,却像路德(Luther)和威克利夫(Wycliffe)那样,是传统宗教的溶化剂。没有伊拉斯谟,就没有路德和廷代尔(Tyndale)翻译的希腊语《新约》。伊拉斯谟希望每个人都能自由地得到《圣经》,后来,这种强烈主张几乎被看做是异端邪说了。参加白马酒馆会议的一位学者托马斯·比尔尼(Thomas Bilney)声称:他读过伊拉斯谟的“最后我听到了耶稣”这段话。后来,比尔尼被捆在柱子上烧死了。

伊拉斯谟通常被认为是“人文主义者”(humanist),但直到十九世纪,该词才有相应的意思。一般而言,人文主义或者是十六世纪开始的“新学问”都被认为是教育和学术的革新,要通过追求新发现或者古典模式的新转变来实现。这是对中世纪权威和其支持的宗教信仰的根本性怀疑。新学问在寻找阳光和新鲜空气,它为教会打开了窗户。在建设性的批判和革新的年代,罗拉德派常说的反教权主义已经有些过时了,他们似乎认为,万能的教会能自我革新。

1517年秋天,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直言不讳,对普遍改革的号召进行了尖锐和武断地指责。他在许多方面与伊拉斯谟观点相似,但依靠他“唯信称义”(justification by faith alone)的观点,很快超过了伊拉斯谟。宗教信仰是上帝送给个体人的礼物,不需要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干预。教会不能,也不应该,处在基督和有抱负的灵魂之间。一个被基督拯救的人应该得到永恒的生命,上帝的恩典会把这个人的灵魂带到天堂。那些没有被宗教拯救人的唯一目的地就是永恒不灭的火焰。

在一系列小册子里,路德批判了正统宗教的信条和等级制度。罗马教皇是反基督的(Antichrist)。只存在两种圣礼,一种是洗礼,另一种是圣餐,而不是教会的七个圣礼。每个好基督徒已经是一个牧师。恩典和宗教信仰足可以救世。《圣经》的教义应该是独立的。1518年,红衣主教卡耶坦(Cajetan)在与他会谈后写道:“我不会再与这个动物讲话了,因为他目光深邃,头脑非常灵活。”

路德在维滕贝格(Wittenberg)把他的九十五篇论文钉到城堡教堂的门上,之后,这位修士就一直在剑桥读书和研讨。人们称白马酒馆为“德国”,因为路德教派的人在里面讨论问题,参与者被称为“德国人”。然而,这是一个有各类人参与的组织,其中有托马斯·克兰默(Thomas Cranmer)和威廉·廷代尔(William Tyndale),尼古拉斯·雷德利(Nicholas Ridley)和马修·帕克(Matthew Parker)。后来,这些人中的两人成为大主教,七人成为主教,八人成为殉道者,被捆在柱子上烧死了。这是一个令人振奋,同时也是危险的年代。

路德的读物加深了酒馆辩论人的本能信念。“唯信称义”的学说与威克利夫的观点没有相似之处,但在之前的两百年内,有许多其他的反教权教义。然而,之前的教义从未像现在这样有说服力连贯性。剑桥的小教堂讲坛成为传教士的讲台,托马斯·比尔尼、罗伯特·巴恩斯(Robert Barnes)和休·拉蒂默(Hugh Latimer)在这里宣讲新真理。宗教仅仅证明是必要的,但宗教事业不能获利。如果你一旦相信耶稣基督流出了珍贵的血,为了你们的罪恶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个信念就足够让你得到拯救。牧师,或者主教,甚至红衣主教都是不需要的。

1518年春天,在国王的极力鼓动下,沃尔西被任命为罗马教皇的使节,在宫廷里做了最重要官员,现在又成为罗马的代理人。他干的每一件事都让改革者憎恨,他是穿猩红色衣服的男妓。无论何时去呈递罗马使节的文件,他都要离开宫廷,然后以新的角色在仪式中重新出现。不过,事实是:教会和王室委员会都在同一只手的控制之下。国王是不会忘记事实的,他在稍后的时间声称:王室君权在两者之上。沃尔西让亨利明白:在没有任何外部势力的干预下,管理和有效地运作教会都是可能的。所以,不久后,国王便取代红衣主教的地位,开始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力了。

沃尔西的罗马教皇使节身份使他有额外的权力来改革英国教会。1519年春天,为了记录修士的生活条件和习惯,他开始派“参观者”走访不同的修道院,当然,他们发现了不同程度的不当行为和恶习。男修道院院长把几条猎狗带进教堂;修士到酒馆去找安慰;小修道院院长被看见和磨坊主的妻子在一起。修士生活总是变化很少,已经当作生活方式被普遍接受了。但沃尔西惩罚了主要犯规者,并发出了严格规定或者法令,以指导今后的行为。

当然,他的严格规定并不妨碍获得财富,他以自己的方式,通过教会职务来敛财。他先是巴思和威尔士的主教,之后是达勒姆主教,温切斯特主教,后来又成为约克大主教。1521年,他获得了位于圣奥尔本斯的英国最富有的修道院。他桌子上堆满了金银盘子,官邸墙上悬挂着最昂贵的壁毯。沃尔西无可置疑地是英格兰最有钱的人,甚至富过国王,因为国王要用钱去干大事情,他的财富便减少了。但沃尔西总是争辩说,他自己的富丽堂皇有助于教会来维持权力。

不久后,沃尔西扣留了修士的二十九座房子,用房屋的收入开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学院,即红衣主教学院(Cardinal’s College),并打算把学院建在牛津市。几个修士修女的默默奉献不能支撑这种伟大的教育事业。沃尔西对好学术和好政府感兴趣,两者确实不能合适地区别开来。因此,教会的工作继续受到“新人”的公开指责和威胁,这些人也被称为“传福音者”或者“知名人士”。

1520年底,路德的教义被视为异教邪说,他的书被禁了。这些书“闻起来有一股炒锅的味道”,被放在史密斯菲尔德的火堆上烧毁了,这是地狱之火。第二年春天,在一个重大仪式上,沃尔西在圣保罗教堂庭院的柴堆上焚烧了路德的文稿。但这来的太迟,已经不能阻止新教义的传播了。据托马斯·莫尔说,这些知名人士“在每一个酒馆和小客栈间忙碌地行走”,详细地讲解他们的教义。莫尔当时已经是枢密院的官员和宫廷的官吏。被认为是异教徒的人出现在律师学院(Inns of Court),兄弟般的友爱在这里转变成宗教关系。他们“常常在一个房间里阅读到半夜”。异教徒开始在泰晤士河谷(Thames Valley)、埃塞克斯郡和伦敦的一些地方集会。在赫特福德郡的里克曼斯沃思(Rickmansworth)教区,有些人把塑像和圣坛隔板扔进火里。这是后来发生在英格兰的破坏偶像的前兆。

就像用布袋走私禁运品那样,路德的书被人从低地国家和莱茵兰(Rhineland)带入英国。这些小册子不仅传到对社会不满的人手里,而且国王也有这样的书。1521年4月21日,有人看见亨利正在读路德的《关于教会的巴比伦囚禁》。5月,国王给罗马教皇利奥十世写信,说自己决定镇压与那本小册子有关联的异教徒。沃尔西给国王提建议:通过展示博学和正统,他将比其他欧洲王子更卓越。所以,在像莫尔这样的王室官员帮助下,国王写文章答复了路德,标题是《维护七个圣礼》。

这不是一篇才华横溢或吸引人的文章,但它是有用意的。罗马教皇声称,看到亨利的文章非常高兴,并授予他“信仰维护者”的称号。这个称号是不能世袭的,但此后,王室一直使用它。路德对这个回复又写了一个答复,他公开指责亨利是“说谎国王”,是“一个可恶和堕落的懦夫”。其结果是,亨利对路德教再无热情,并在许多方面保持了正统天主教的做法。

在授予亨利那个称号两个月后,罗马教皇去世了。有人相信,沃尔西可能要荣升到教皇的职位上。然而,红衣主教团的秘密会议绝不可能选一个英国人来任教皇,在任何情况下,沃尔西都只能对英格兰教会施加影响力。他对修道院的巡视只是他宗教改革计划的一个方面。他为世俗或非修士神职人员设计了新法律,给本笃会(Benedictine)和奥古斯丁教团(Augustinian)的修士制定了新法规。为了使他推荐的候选人得到满意的结果,他主持了二十个修道院的选举,并解雇了四个修道院院长。

1523年春天,沃尔西解散了在坎特伯雷举行的高级牧师集会,召集他们到威斯敏斯特来,他在此强行实施了一个征税系统来搜刮他们的财富。今后,主教和大主教在实施自己的权力之前,必须给他一份“贡金”。他也计划对宗教法庭进行改革,并声称:所有涉及遗嘱和遗产的事情,都要由他来处理。自从亨利二世以来,教会从未受到这么严格的管理。事实上,沃尔西发布的教皇诏书、信件或者被梵蒂冈批准的许可证,都引起了英国主教对他的愤怒。

然而,国王是他的保护伞。沃尔西是在按亨利的命令做事情,实际上,他的升迁是由最高君权来担保的。在后来所谓的“教会”和“国家”之间,不存在任何的敌对,它们被掌握在同一个人手里。不过,在这个时期,教义改革的问题还没有提出来,沃尔西只用很少精力关心异教在王国的传播。他关注教会的自律和效能,特别关注剥削教会的财富。

沃尔西担任教皇使节还有其他一些责任。作为教皇的代表,他有责任给欧洲的基督教王子们带来和平,一个初步行动是,成立一支联合十字军去抗击土耳其人。在外交事务上,红衣主教是一位大师。1518年整个一年,他不断地与神圣罗马帝国的马克西米利安、法国的弗兰西斯以及西班牙的查尔斯进行谈判。这年秋天,以上三国的代表到达伦敦,郑重签订了一个世界和平条约,即著名的《伦敦条约》(Treaty of London)。红衣主教设计了它,并得到了荣誉。对成立十字军的可能性只有一个间接暗示,在谈判中,罗马教皇被人称为“伴星”或者“伴侣”。另一位红衣主教写道:“我们能看见,教廷和教皇不得不指望这位英国大臣”。

沃尔西作为英国大臣占据着支配地位,在做大法官的十四年里,他只召集过一次议会。当梵蒂冈大使第一次到达王国时,沃尔西按照习惯应该对他说“英国陛下将要做什么什么”。这段话后来改成“我们将做什么什么”,最后变成“我将要做什么”。不过,他总能意识到真正的才能和权力应该放在什么地方,他只是按照国王的意愿来行事。红衣主教在《伦敦条约》上获得的成功,也是他君主的胜利。在外交策划中,国王的荣誉是最重要的因素。亨利似乎对这个胜利也很满意,他对梵蒂冈大使说:“我们要让所有君主都满足于他们自己的领地,我们也满足于我们自己这个岛。”在这期间,他写了几行诗,以此来证实他的满足。

最好的事情发生了;最坏的事情避免了;

我的愿望应该是

利用美德,拒绝恶习,

我要这样利用我。

然而,神圣罗马皇帝在1519年2月去世了,继承他头衔的是他孙子西班牙的查尔斯,所以亨利非常不满意。查尔斯现在十九岁,是奥地利、波兰、瑞典、德国、低地国家以及西班牙的名义主人,由此他决定着半个欧洲的命运。

三个年轻国王现在参与了一些精心策划的和平仪式,也可以解释为战争游戏。1520年夏天,亨利带着4000个随从,乘坐“大哈里”号船(Great Harry)去见法国国王。亨利的船队浩浩荡荡,会见地点后来成为著名的“金布场”(Field of Cloth of Gold)。“金布场”位于阿德尔山谷(Vale of Ardres),在英国属地加莱附近,山谷里已建有亭楼、宫殿、塔楼和通道,还有人造湖、桥梁、雕像和喷泉,喷泉能喷出啤酒和红酒。亨利穿着所谓“纯金条”衣裳,弗兰西斯国王看他太耀眼,以至于不能直视他。人群中,有骑士在马背上的长矛格斗,有技艺表演和摔跤比赛,还有庆祝会,这次会见共延续了十七天,被描述为世界第八奇迹。有一幅珍贵壁毯生动地表现了这个场面。几份重要条约的讨论不在他们会见的日程里,但表现在他们的行为上。他们是在展示权力而不是友好关系。

然而,在这个场景后面还有一些秘密交易。甚至在亨利乘船去法国之前,西班牙的查尔斯就已经到达多佛,打算与亨利本人见面。大型仪仗队把查尔斯护送到坎特伯雷,他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姑姑凯瑟琳。舞蹈和技艺表演共持续了三天,谈判的时间包括其中。亨利在“金布场”会见完法国国王后转到加莱,又在这里与查尔斯相互勾结。他们的所有计划都是对抗法国的。亨利再次声称:自己与生俱来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中,包括了法国王权。

同年夏天的几个夜晚,当君主们在金色的大帐篷里睡觉时,伦敦的巡警正在寻找“可疑人物”。他们报告说:一个裁缝和两个佣人玩牌和骰子,一直玩到凌晨4点钟,此时游戏被强行禁止,玩耍的人向巡警做了交代。在南华克区和斯特普尼(Stepney),巡警正在追捕“流浪汉和行为不端的人”,发现许多“无主之人”生活在一些破烂的房子里。德国人都居住在南华克。“一个老人和一个年轻少妇”被发现躺在地窖的脏床单上,而在楼上的地板上,休·刘易斯(Hugh Lewis)和爱丽丝·鲍尔(Alice Ball)被“抓起来,他们不是夫妇。”在威斯敏斯特,安妮·索思威克(Anne Southwick)在玫瑰酒馆受到质询,因为这个酒馆可能是一家妓院。几个车夫被发现靠在一家酒馆的墙边睡着了。报告中还写道:割草的人、制干草的人、做瓦片和砖的人,都安静地住在郊区的客栈里。合法的或其他的男人女人都在做自己的生意。这个夏季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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