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历史之都铎王朝 (二) 浑身都是猩红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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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 都铎王朝

英格兰历史:从亨利八世到伊丽莎白一世

第二章   浑身都是猩红色

理查德·亨恩(Richard Hunne)是一个富商,他刚出生的儿子史蒂芬于1511年春天过世了。他住在怀特査佩尔教区(Whitechapel),教区长托马斯·德莱菲尔德(Thomas Dryffield)需要这个孩子的洗礼袍作为“停尸房的一件礼物”,按照传统,在孩子安葬时,袍子要交给牧师作祭品。亨恩拒绝遵循这个传统。一年后,他被传唤到兰贝斯宫(Lambeth Palace),被判犯有违抗罪。他拒绝支付自认为是极不公道的费用。这年底,当他进入教堂做晚祷时,德莱菲尔德正式开除了他的教籍。德莱菲尔德大声说道:“亨恩,你是被诅咒的,你一直要被诅咒”。

这是一件严重的事。任何人都不允许与亨恩做生意,他也没有朋友了,因为谁都不希望被人看到与开除教籍的人在一起。当然,他也得到死后遭受地狱之火的诅咒。但是亨恩起来反抗了,他控告教区长犯有口头诽谤罪。他还因为先前被判的罪,对教会法庭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这个案子后来进入法律程序,并在二十二个月内保持暂缓状态。1514年秋天,教会当局搜查亨恩的住所,发现了许多用英语写的异端邪说的书。他被抓进圣保罗教堂西部的罗拉德塔(Lollards’ Tower),冬天,在这里被绞死了。伦敦主教声称:这个异教徒带着忏悔和罪恶自杀了。亨恩的同情者指责教会是杀手。殉教史传记记者约翰·福克斯(John Foxe)说:“他的脖子被铁链勒断,身体的其他部位也有伤,然后用自己的腰带自杀了。”

亨恩是被定罪的可恶异教徒,所以尸体被埋进史密斯菲尔德(Smithfield)之前,要有一个验尸官来检查他的死亡方式。1515年2月,陪审团裁定:三个牧师犯有谋杀罪,其中有伦敦主教威廉·霍西(William Horsey)。这位主教立刻给托马斯·沃尔西写信,呼吁让没有偏见的人进行审问,他告诉沃尔西:伦敦人如此“蓄意地支持异教徒”,即使他“像亚伯(Abel)那样清白”,都要受到道义上的谴责。

之后,国王安排几个黑衣修士(Blackfriar)去审问,地点是位于泰晤士河北岸的贝纳德城堡(Baynard’s Castle)。那位伦敦主教利用这个机会指责陪审团成员是“作伪证的卑鄙人”。然后,亨利出面进行干预,并做出赦免霍西和其他人的决定。他命令律师宣布:这些人没有犯那个指控的罪。霍西后来离开伦敦,很快去埃克塞特旅游了。这个事似乎应该结束了。

然而,有几个严重的后果出现了。三年前的1512年,议会通过的一个法案规定:低等神职人员犯有谋杀罪后,其“牧师福利”将被取消;“牧师福利”是:牧师在教会法庭受审判,而且死刑会得到饶恕。低等神职是较低级别的牧师,比如读经或侍祭的牧师。在亨恩案件的控告中,这个法案有了新意义,高级神职人员得到了赦免。温切斯特男修道院院长现在对上议院声称:1512年的法案是与上帝的律法和教会的自由相冲突的。他传教的文字来自于《编年史的第一本书》(First Book of Chronicles),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别碰我的受膏者”。

亨利·斯坦迪什(Henry Standish)是伦敦教堂托钵修士(Mendicant friar)的监护人,是国王的一个宗教顾问,他不同意以上的说法。他断言:国王对教会没有偏见,事实上,教会处于国王的管辖之下。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提出了。非宗教法庭可以传唤牧师吗?俗界领导人能限制上帝授予主教的圣职吗?在一个高级牧师的正式集会上,斯坦迪什被召集参加会议,回答与会者对他观点的提问,他恳求国王保护他。

1515年冬天,知识界人士,包括英格兰的所有法官,在黑衣修士教堂举行了一次盛大会议。之后,大多数人都站在亨利·斯坦迪什一边,他们控告那位修道院院长犯有蔑视王权罪。这就意味着需要外国法庭或者机构进行审判了。对于这个案件,外国机构就是罗马教皇和教皇法庭。托马斯·沃尔西在三个月前刚刚成为一名红衣主教,他向国王提呈正式文件,要求国王把这个案子交给罗马。这似乎是不合适的奇怪举动,但很可能,他和国王是在一起工作的。所有人都等待国王的决定,这是他在亨利·斯坦迪什事件上给出评价的时刻。

十一月在贝纳德城堡,亨利在一个律师和牧师集会上发布演讲,他声明:“由于上帝的法令和宽容,我们成了英格兰最重要的人,英格兰国王在过去从未超越过上帝的权力。所以你们要明白:我们将保持我们的王权和世俗的司法权,不论在这个案件中,还是在其他所有事情上。”斯坦迪什的观点得到了支持。

这或许被看成十六世纪大改革的第一个行动,但这位国王没有讲出新内容。1351年的圣职授职法令(Statute of Provisors)中说明:爱德华三世统治下的“英格兰神圣教会”有别于“罗马教皇”的教会。十四世纪末期,理查德二世被宣布为王国内有无上权力的皇帝。1485年,首席大法官赫西(Hussey)声称:英格兰国王只对上帝负责任,在他的王国内,其地位高于罗马教皇。事实上,亨利七世通过传讯高级牧师犯有蔑视王权罪,多次挑战教会的地位。他就是要表明:在他的王国内,他不需要另外的最高统治权,在主教任命上,他更喜欢律师而不是神学家。罗马教皇不曾干预过。

伦敦主教在给沃尔西的信中,竟然指控他的信众也是异教徒,这或许让人感到奇怪;但在此形势下,这是可以原谅的一个夸张。这位主教只是简单地通告了一个事实:在伦敦人中,有一个长期持续的反教权(anti-clericalism)传统。总是有人号召:改革教会或者教会要接受国王的领导,并且至少从十四世纪开始,牧师就成为攻击的对象了。1370至1389年间,议会希望把神职人员从高级办事机构撤走。在1381年的农民起义中,坎特伯雷大主教被暴徒斩首了。不论是高级还是低级牧师,都有被控告犯乱伦和通奸罪的,他们把时间花在用鹰行猎和狩猎上,他们披着长发在酒馆里闲逛,还拿着刀剑和匕首。然而,在古老的制度下,这样的辱骂和刺耳的谴责都是自然和不可避免的。罗马教会总是需要改造和革新。

冬季的一天,在贝纳德城堡,国王在讲话,沃尔西跪在他面前。这位教长已经有很大权力了,1515年秋天,在国王的急切要求下,罗马教皇利奥十世(Leo X)授予沃尔西为戴红帽子的红衣主教。从那以后,他就穿深红色衣服了。他是国王的红衣主教而不是罗马教皇的,因此,仅仅扶持王室的霸权事业。年底,沃尔西被亨利任命为大法官、王国的首席大臣和掌玺大臣,还掌管着国王的委员会。发给地方司法或是发给大使的所有信件,现在都要经过他的手。没有他的积极参与,任何政策法令都不能出台。没有他的干预,任何高级职位都不能添补。他说:“如果我愿意辞职,我相信,国王和贵族都不会同意。”

在管理国内和国际事务时,沃尔西需要更加敏捷和熟练。1516年2月,西班牙的斐迪南去世了,他十六岁的孙子查尔斯继位,这在实力平衡和影响力上引起了微妙变化。查尔斯要用自己的头衔来面对复杂的欧洲政治事务。他被任命为勃艮第的统治者已有十年,现在又戴上了西班牙皇冠,被称为查尔斯一世(Charles I)。三年后,他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又被称为查尔斯五世(Charles V)。他在南欧和中欧的土地,包括西班牙哈布斯堡的遗产,都将在今后几百年内支配英国的外交政策。另一个年轻君主也声称有这种支配权,他是在1515年被加冕为法国国王的二十岁的弗兰西斯一世(Francis I),之后不到九个月,他就带领一支军队入侵意大利并占领了米兰。这是亨利只能梦想的一个壮举。

1515年5月,亨利想从一个威尼斯外交官那里了解弗兰西斯的详细情况。他说:“跟我讲一讲弗兰西斯国王的情况,他和我一样高吗?”两人差不多高。“他像我这么壮吗?”没有,他不壮。“他的两条腿怎样?”两条腿比较细,或者是“瘦”。说到这儿,这位国王解开紧身上衣把手放在大腿上,说道:“看这儿。我还有结实的腿肚子。”他还说,弗兰西斯是法国人,所以是不可靠的。

直到亨利去世,这三位年轻君主都在为控制权而竞争,至少是为暂时的最高统治而竞争,这期间的国际历史中也记载着他们的行动和对抗手段。他们相互有一些条约和秘密协定,有小冲突和战争,也有入侵和围困。欧洲变成了他们的游乐场。在他们各自的宫廷内,打猎、格斗和锦标赛成为权力的娱乐展示。但当三个年轻人开战时,结果总是血腥的。

三个强势君主的出现也改变了欧洲的力量平衡,尤其让罗马教皇的权威不可避免地减弱了。国王们的权力被认为是至高无上的,同时还控制着教会和贵族。因为国土相邻,所以查尔斯和弗兰西斯总是在争斗,而亨利从他们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大利益。然而,他们不总是在公开斗争,而是试图从合适的订婚和王朝的婚姻中获利。1516年2月28日,亨利得了一个女儿,在这场大游戏中,他起码得到了一个棋子。尽管如此,玛丽公主(Princess Mary)让父亲非常失望,因为亨利希望和祈祷的是儿子做继承人,但他隐瞒了自己的沮丧。他对妻子说:“我们两人都年轻,如果这次是女儿,有上帝的恩典,以后就有儿子了。”在这件事上,他错了。

1517年春天,圣保罗大教堂的一扇门上贴了一条宣传广告,抱怨说:国王和委员会给“外国人”太多好处,他们“购买羊毛产品,致使英国人遭受损失。”这是在有意煽动“邪恶五月”的暴乱,在这场暴乱中,伦敦的激进主义者和反抗民众变得让人关注了。四月底,一个传教士号召英国人抵抗“外国人”来保卫自己的生活。他所指的外国人是来自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巴黎的人。沃尔西把市长找来了解情况,他说:“你的年轻人和暴乱市民要站起来抵制外国人”。这种骚乱给当局带来很大麻烦,而当权者还没有警察和军队来执行其意愿。

市长否认有任何煽动性的谣言,但4月30日傍晚,在学徒工、船夫和男仆的带领下,2000个伦敦人洗劫了法国和佛兰德商人的住宅。他们还冲击了国王秘书的住宅,并向意大利人的居住区发出威胁。尽管市长给出了保证,但沃尔西还是警惕地观察着骚乱,他召集贵族的武装侍从,安排了塔楼的军械。有400多人被扣押,经过审判被判了叛国罪。其中13人被施以绞刑、撕裂和肢解。这些残杀的尸体被悬挂在市内十一个柱子上。

在一个精心安排的仪式上,脖子上绑着缰绳的叛匪被押送到威斯敏斯特大厅面见国王。国王坐在一个高台上,他指责所有这些人都应该去死。然后,沃尔西跪在他面前,乞求他的宽恕,同时罪犯们也高呼:“发发慈悲吧!”最终,国王发了善心,饶恕了他们。于是,他们解开缰绳,就像伦敦一位编年史作者写的那样:人们“跳起来欢呼。”

这是一个难分高下的事情,但并没有隐瞒宫廷和民众之间的蔑视甚至仇恨。贵族不相信和鄙视老百姓,老百姓也有同等程度的感情。人们在某种程度上相信,主教和牧师是站在贵族一边的,伦敦人对他们的敌意在之后的宗教改革中发挥了某些作用。伦敦本身有滋生纠纷、挑起动乱的能力,对于国王和他的委员会来说,它还是麻烦不断的一个地方。

骚乱发生之后的两三个星期,伦敦和英国出现了一场大瘟热。1517年初夏,有人开始发烧,同时大量出臭汗,背部和肩膀剧痛,之后肝部疼痛,接着是昏睡和嗜睡,一觉睡下就睡死了。这种病来的快,杀伤力大,人们称之为出汗或者流汗病。似乎只有英国人得这种病,它出现在加莱和安特卫普(Antwerp)这样的城市里,这里的人称之为“出汗英国人”或者“英国出汗病”。也有人称之为“知道你的主”或者“主的探视”。几万人死去了。当时的一位内科医生凯厄斯(Dr. Caius)描述了这种病是怎样快速杀人的,“有些人打开窗户,不多时就死去了,有人在街道上和孩子们玩耍,也很快染病死了。他们有的能活一小时,许多人能活两小时,然后就死去了。活最长时间的人能吃上一顿愉快的晚餐。”街上与人相遇,一个乞丐敲人家的门,在脖子上亲吻一下,都会染病死亡。

房屋本身可能是瘟疫的藏身地。伊拉斯谟抱怨说:英国人给住所铺的地板都很草率,地板上有“痰、呕吐物,人和狗的排泄物,麦酒,还有鱼和其他不能提及的恶心东西的废弃物。”不论什么时候变天,恶臭味就散发出来了。街道上有开放的下水道,带着这些污浊流入泰晤士河。

这年夏天,托马斯·沃尔西得了这种出汗病,使得家里许多人都濒临死亡。然而,他精力充沛、意志坚定。他可以摆脱所有疾病而不让健壮的体格受到永久性损伤。在恢复的过程中,他到沃尔辛厄姆去朝圣。当他面对死亡时,他在那里的圣母教堂里祈祷、发誓。这里有一座拿撒勒(Nazareth)房子的复制品,加百利(Gabriel)在此见过玛丽。沃尔西做完沉思和禁食后,继续去处理王国事务。

前一年的春天,沃尔西向亨利和委员会最终说明:司法机构效率低下、罪恶极大。他不是一个律师,也没有受过律师培训,但他的智力和自信很容易战胜人们对他能力的怀疑。他和国王已经决定,通过星室法院(Star Chamber)来加强法律实施。国王的委员会根据该法院的司法职责而举行会议,会议厅的屋顶镶嵌着星星。

在这些星星之下,沃尔西大法官尤其可以质询和惩罚王国内的大人物。他惩罚贵族,因为他们供养了太多的家臣;他惩罚骑士,因为他们给贫穷的佃户施加压力;他调查伪证罪和伪造罪;他规定价格和食物供应量,基于可理解的假设,物资缺乏可能引起骚乱。星室法院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镇压或者惩罚社会骚乱。大法官还调查行政司法官的行为。星室法院在亨利七世统治时,一年大约听证十二个案子,而在沃尔西的领导下,一年能听证120个案子。

沃尔西也有自己的法庭,被称为大法官法庭(Chancery)。它是一个民事而不是刑事法庭,解决人们所争论的遗产和合同问题。原告可以用本地语言陈述他们的案子,被告接到“传票”后被迫出庭。在普通法的执行中,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听取诉讼的方法,同时,也为这位红衣主教对国家实施严密控制提供了途径。沃尔西每天列队进入威斯敏斯特大厅,他胸前挂着两个银制大十字架和国玺,戴着红衣主教的帽子,穿着猩红色丝绸衣服,披着披巾或者紫貂皮的披肩。他手里拿着一个掏空并灌满醋的橙子,当经过那些等待他的起诉人时,他便把橙子放在鼻子上。他的侍从高呼着:“给我尊贵的大人让路!”约翰·斯凯尔顿描述了沃尔西在大法官法庭的行为:

公然站在那个位置上

他愤怒、咆哮

称他们是不怀好意的无赖……

在星室法庭里,他点头、示意……

公爵、伯爵、男爵和勋爵

必须配合他的宣判。

被他惩罚的人憎恨他,但他的政府机构似乎是有效率的。1517年夏末,沃尔西给亨利写信,以某种自我赞美的语气描述了王国内繁荣的状态。他说:“感谢我们的主,这个国家从来没有现在这么和平、安静”。

同一年,沃尔西建立了一个调查机构,调查英格兰农村人口减少的原因。乡村在几代人的时间内一直发生着变化,但变得太慢让人看不出,直到太晚了以至于不能做任何事情来改变它。在圈占土地的年月,富人或者更能干的农场主都认为圈地是不公正的,但它已经成为不能推翻的简单事实。这是一个小佃农给大农场主让路的社会,农场主还拥有一群无土地的劳工。所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变化。在变得不可推翻之前,它经历了好多年,可以说是好几百年了。

十六世纪,人们写了许多小册子和传单来指出圈地的罪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utopia)是直接反对圈地运动的。被圈的土地用于饲养羊,而不是用来生产农作物。许多人说:现在,羊是在吃人,而不是人吃羊。一个牧羊人占据了许多农业工人的位置,导致大部分乡村人口的减少。一位主教给沃尔西写信说:城镇、农村、小村庄和庄园都在毁坏和腐烂,人们扔下犁头远走他乡,看到这些,你的心会哀痛的。当不需要劳工时,他们就搬走了。佃户简陋的房子,一旦被废弃,就被风雨毁坏,房子的墙塌了,屋顶掉了,只有一个个土丘立在那里,表示这里曾经是一座房子。村里的教堂可能变成了家畜的窝棚。但从那时到现在,很难说清这个衰败的原因。例如,十六世纪早期,苦难原因可能是一系列歉收和人口的稳定增长,而不是圈地的突然增加。现在的人口接近三百万,低于十四世纪早期的人口高峰,但人口一直是在增加的。

圈地本身反映了农业的真相,因为从十四世纪起,“瘟疫”或者“黑死病”造成人口的大量死亡。随着谷物需求量的下降,土地被用于其他用途。闲置的土地变得便宜,使得一个稳定的收买过程一直延续到十八世纪。农场主之间做物物交换和兑换,最富有或最有智慧的人能够得到最好的交易。许多曾经的开阔地被人用山楂树篱圈起来。据估计:被圈土地的价值是未圈土地的一倍半。这个过程是不能被阻止或者中止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经过一代人后,圈地成为一种危机。

在很大程度上,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它由自耕农、承租人、惯例的佃户和劳工组成,所有人都要服从他们的领主。他们的房屋以组为单位紧密地靠在一起,房屋四周是田地。这是一个非常依赖气候的农业社会,坏收成可能会导致灾难。

农业社会总是依靠传统和惯例的,现在,原有庄园体制下的关系要为新的市场规律让位了。惯例正被法律和合同取代。公社结构被竞争慢慢地瓦解了。同时代的一个人写道:“对于贫穷的佃户来说,现在的世界变化太大,以至于他从心里害怕贪婪的邻居,所以在租约到期之前的两三年,他为了新租约必须向领主屈服。”大农场主希望把自己的农产品卖给人口正在增加的城镇;小农场主降低到勉强维持生活的水平,他们吃自己生产的东西。土地不再是社区的公共用地,它的管理牵涉到社会责任。土地变成了一种简单投资,租客的定制租金被所谓“高额租金”或 “市场租金”所代替。这个过程非常慢非常长,一直到十八世纪才结束。过去的公社农场形式和惯例注定不能延续了。从这方面看,农业运动与宗教运动可有一比。

两种运动确实存在一种亲和力。例如,沿海平原地区的威斯特摩兰(Westmorland)和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都信奉旧宗教。出产玉米的东安格利亚(East Anglia) 村和东部的肯特村,其食品生产已经商业化,这里的人投身于宗教改革。这足够清楚地说明:宗教激进主义在东部的村庄得到发展,在北部和西部处于停滞状态。然而,有太多的例外和特殊案例让人对普遍性产生怀疑。例如,苏塞克斯(Sussex)的东部信奉新教,而西部信奉旧教,但可以确定的是:“新人”的时代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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