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格兰历史之根基 结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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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根基

英格兰历史:从原始时期至都铎王朝

结束语

当观察人类事务进程时,我们更可能去发现唯一的错误和混乱。我在这本书中已经解释过:描写历史常常是给混乱下定义的另一种方法。实际上,有理由认为:人类历史,就像它被描述和理解的那样,是事故和非故意结果的总汇合。

所以本书里的大运动,正如现在描述的那样,除了逐日做事情的用语外,似乎既没有方向也没有解释。在追溯中,那几百年什么最大最重要的变化趋势被忽视了哪?我们可以拿英国议会的缓慢发展做一个例子。有议会的国王政府没有形成一种模式;国家议会中的各种派别和权利来自于偶然行动,或者来自于一些实际考虑和私人利益所产生的决定,因此议会的重要性不能被理解。骑士和城镇市民的加入,后来变成了著名的“下议院”,它没有引起惊奇或产生利益。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每一件事的发展都依赖于偶然形势。变革的动因是便利,而不是进步或进化的准则。所以错误和误判发挥了很大作用,我们乐意称其为制度的“发展”。然后,大量的使用和误用包上了习俗的外壳,变成了传统的一部分。应该注意到,以同样的精神,中世纪的大部分战争都是被偶然事情控制的——一个意外的管制,或者一个突然的风暴,它们决定性地改变了结局。这是不足为奇的。混乱、事故和巧合是所有人类生活的东西,也是虚构作品、诗歌和戏剧的永久话题。

历史调查的某个结果是一种短暂的认可,最狂热的信念会在一天的时间名誉扫地,最确定的必然事情会被遗忘。观点就像风一样无常而不稳定。我们可以引用乔治·梅瑞迪斯(George Meredith)的话:“改变,生命中最强壮的儿子”。

所以,英格兰历史就是一种不断运动和持续变化,被这些力量驱动的历史学家很难有时间或爱好去短暂地感受这个无休止活动的模型。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在全面评述英国历史时曾经写道:在七个世纪的过程中,一个“悲惨和堕落的人种已经变成了世人可能见过的最伟大最文明的人民”。在二十一世纪初,可能很难得到同样的赞誉了。我们没有找到:什么是他称为的英国民族在道德和文化上的“进步”。

然而,我们发现了其他更感兴趣和更重要的一些事情。从一开始,我们就发现了深度连续性的证据,这是难以想象的遥远过去的遗产。似乎总有一个分配劳动和责任的等级社会,然而,有一种不同类型的连续性,总体上,它是看不见和难以琢磨的。这个民族本身表现了传统与传统的连结,这是习惯性活动的转变模式。它可能不是一种特别兴奋的历史哲学体系,但对逃避前进中某些宿命和天意的神秘却是重要的。在事件外表之下,有一种深深的,近乎地质层面的,平静。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发现许多例子。例如,英格兰的政体似乎总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是完整的,法律和政府管理体系是始终如一的。我们看到:至少从建造巨石阵开始,英格兰就是有严格组织管理的国家。不同于法国或西班牙的省和亚王国(sub-kingdom),或者北欧的公国,或者意大利的城邦,英格兰是一个整体。

其他形式的连续性也是明显的。现代道路是沿着古路和古道建立的。许多当代教区的界线依据了早先定居地的方案,沿着这些界线,仍然能发现古老的墓地,遥远的祖先仍然在我们身边。有一部神殿的历史,它几乎像国家历史一样古老。教堂和修道院被建造在靠近巨石纪念牌和圣泉的地方,以及早期铜器时代举行仪式的地方。我已经注意到:在东约克拉兹顿(Rudston)教区教堂的庭院里,矗立着英格兰新石器时代最高的巨石柱。中世纪肯特郡的朝圣路线与史前到圣井和圣陵的路线图相同。我们的生活仍然深深地依赖着过去。

连续性,而不是改变,是这个国家的标志。有人说,英格兰的城镇在罗马占领结束时就毁掉了,但这纯粹的是推断。它们可能直接改变了自己的功能,与此同时却保持了管理中心的作用。城市人口保留下来,于是就继续了城镇生活的传统,人们能在康沃尔郡新石器时代定居地发现这个传统。公元前3000年的坚固石墙围场内,能容纳200人居住。它能被理解为是英国早期的城镇吗?伯克郡(Berkshire)萨彻姆(Thatcham)的一个村庄或者小镇已经存在10,000年了。

在农村,甚至有更多连续性的证据。例如,盎格鲁-撒克逊的“入侵”曾经被认为是与过去的决定性决裂。然而实际上,在农业实践中,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用历史学的术语,就是没有“突变”。我们看到:德国定居者铺设了同样的农田系统,新移民保持了旧边界,例如在达勒姆,德国式的建筑被建在史前开创的小片土地和干砌石墙(drystone)里。或许更让人惊奇的是,德国定居者形成的团体尊重旧部落王国的边界线。他们尊重这个国家的状态。汉普郡和怀特岛(Isle of Wight)的朱特人(Jutes)占据了史前比利其人(Belgae)的土地;东撒克逊人控制了特里诺文特人(Trinovantes)的古代领地,南撒克逊人在雷格涅斯(Regnenses)史前的边界内建立了自己的居住地。他们甚至保存了相同的大写字母。撒克逊人的圣地与史前遗址成直线排列。一切都落入了过去的怀抱。因此有证据表明:这个国家的根基非常之深。即使到了现在,这些根还没有割断。

在这一卷里,围绕着同样的主题或话题,有数不尽的不同变化——君主和较有势力贵族之间的不稳定平衡,期望战争但引发了不可抗拒的冲突成本,教会和君主争夺控制权,君主和议会的不稳定结合,所有这些都做了叙述。也有持续的错误路线,这产生了混乱和危机。我们谈及了为控制社会生活的无效企图,封建秩序的缓慢腐化,一些郡对中央集权的反感,贵族家庭在当地事务上的竞争,控制国外及国内贸易的笨拙努力。完全相同的政治和宪法问题一而再地发生,甚至可以说,变化只发生在同样因素与不同方法相结合的时候。

英格兰历史上出现了另一个重要事实。从诺曼入侵时代开始的所有君主都是男性,原籍都在国外。在这一卷里,只有最后一位君主即亨利七世的祖先是岛上的,他来自于古老的威尔士贵族家庭。这与英国独立的概念不般配,但与事实的本质结合得更紧密。诺曼人是通过安茹人获得成功的,安茹人反过来被威尔士人替代,威尔士人后面是苏格兰人,苏格兰人又被汉诺威人(Hanoverian)赶走了。英国人是被殖民的人。我在其他地方写过关于英国文化的异质性,《阿尔比恩:英国想象力的起源》(Albion: The Origins of the English Imagination),但可能值得回想的是:英国伟大的文学事业大部分起源于欧洲。

也可以形成进一步的观点。我本想在这一卷里包括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历史,但说它们仅仅是英格兰扩张而来的,似乎风险太大了。1536年,威尔士在政治和法律上与英格兰联盟,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进入政治联盟,但就像爱尔兰人一样,他们的文化和特性差异太大了,所以不能包括在这个研究中。这反过来引出过去所谓的“以英格兰为中心”的版本,但在一部英格兰历史中,这种偏见是很难逃避的,只有世界历史可以应付这个难题。

然而,无论古代还是现代哲学家,都不能猜出人类行为或者人类特征的起源,所以,在较大范围内,我们很少相信历史学家,尽管他们自信地描述了诸如百年战争和《英格兰大宪章》的原因以及结果。在跟随幻影的无效企图中,他们努力的结果,最好的是不确定,最差的是相互矛盾。最明智的历史学家承认:他们的推测被错位,他们的解释是不正确的。

人们对历史是有憧憬和归属感的,这是对持久性和连续性感知的需求,涉及到为找到遥远身份根源的返祖期望。我们再回到十二世纪或者十五世纪的生活,去发现我们自己对那个时代的回声和共振。我们可以承认:某些事情,诸如虔诚和热情,是绝不会失去的;我们也可以总结出:人类精神的这部伟大戏剧总是新鲜、总是被更新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最伟大的作家更喜欢把英国历史当成戏剧诗和史诗的原因,这部诗就像任何散文叙事那样,它表达了历史的能量和运动,这是那种围着篝火唱歌的叙事形式。当然,根据读者的判断和想象力,一部剧或者一首诗会有多种解释。以那样的意识,它集合了与这部书相关的事件。我们可以引用米尔顿(Milton)在《失乐园》(Paradise Lost)中说的话:

所以世界继续向前进

好人的恶性,坏人的良性,

都在她沉重的呻吟之下……

我们现在继续去看亨利八世、爱德华六世、玛丽一世和伊莉莎白一世的统治,他们完成了十六世纪伟大的变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能够瞥见,或许复原,那部历史的诗篇。

第一卷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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