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宪政角度论新中国联邦宣言、正道主义及喜马拉雅监督机构

西班牙巴塞罗那喜悦农场 – Victor Torres

宪政是一种以法治为形式、以民主为基础、以分权制衡为手段、以个人自由为终极目标的现代政制。与宪政的定义相适应,《新中国联邦宣言》(以下简称《宣言》)明确,新宪法和法律的制定将借鉴西方法律包括英国普通法和美国案例法沿革,以全民公决方式决定。法和法律定义和限制政府的权力和职能,保障公民的权责与利益。

孟德斯鸠将政治体系分为三类:共和制、君主制以及专制。他认为在这些政治体制背后有一套“原则”存在。这套“原则”会驱动人民来支持该政府并为其效力。以民主共和而言,此原则为“崇尚德性”——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之上。对君主制而言,动力则是“热爱荣誉”,对于更高位阶、特权的渴望。最后,对于专制政体而言,原则便是“对统治者的恐惧”。一个政治体系如果缺乏支撑的原则,孟德斯鸠认为它便无法长久存在。

支撑新中国联邦民主政体的原则就是“正道主义”。“正道主义”由郭文贵先生首次提出,就是要敬畏自然,遵守宇宙法则。

政府和法律是必要之恶

《小岛经济学》一书生动描述了民主政府的萌芽:一开始鱼岛上没有政府,人民相安无事。但是,随着简单的社会发展为更加复杂的社会,岛民需要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安全。他们需要领导者,但是交出权力永远是件冒险的事。人们一旦拥有了权力,往往就会滥用。

于是他们决定组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政府无权剥夺人们的自由。最后大家决定:选举12名参议员组成参议院,其中包括一名能够行使行政权力的议长。

为保护岛屿不受外敌侵略,参议院决定建立并监管一支海军。

为维护社会稳定和人民权利,参议院决定设立一套法院体系来解决纠纷,同时成立警察小队执行法官的法令……

为了给这些基础的机构和设施提供资金支持,岛民们同意每年缴纳一些鱼作为税款。

岛民们为了实现安全、共同防卫、享受社会服务及保障等考虑,不得不让渡一部份自由和利益给政府。这种不得不承担的义务,以及政府滥用权力的风险构成了一种必要之恶——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潘恩1776年的著作《常识》中形容政府在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必要之恶 。

意大利医师菲利普·马泽伊在1770年给美国政治家托马斯·杰斐逊的信件中说,必要之恶是一种限制,使得更大的恶事不会发生:“如果不作必要之恶,则更大的恶事将无可避免地发生。法律即是一种必要之恶:它使我们无法做一些事,不得不做另一些事,如此一来就剥夺了我们的一部分的自由——而自由是最重要的。然而若没有法律,谁知道将会变成什么样?

为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限制政府做恶的能力,人类发明了“分权”、“法治”

分权

约翰·洛克在其《政府论》里,以及其后的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内都主张制度内所有的政治影响力——行政、立法和司法的权力必须要分立他们的原则是不应该有任何人可以掌握到国家的所有权力,这和托马斯·霍布斯利维坦》内的独裁理论相对。

孟德斯鸠认为“政治自由只在宽和(意思是有法治)的政府里存在,不过即使在那里它并不是经常被找到,它只在权力不被滥用的时候才存在。但是经验常常显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 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政府,不强迫任何人去做法律所不强制的事,也不禁止任何人去做法律所许可的事。”

正道主义的核心之一,即这个国家的权力必须是属于人民,个人财富受到尊重和保护。

并且,《宣言》确定建立分权制衡的现代政府。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

法治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50年写道:“法治比任何一个人的统治来得更好。”

法治是与人治相反之概念。与法制不同,法治指以民意授权为前提和基础立法,以严格依法管治国家为核心,以制约权力为关键的社会管理机制、社会活动方式和社会秩序状态。“法治”与“宪政”紧密相关,其内涵不单是要求所有人民守法,更侧重于法律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拘束。

只有在有法治的国家,人权才能获得保障。就人权保障而言,法治使普世价值的人权和各国宪法或基本法上的基本权利不受来自他人或政府的非法侵犯。

正道主义的核心之二,即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对人权的尊重,信仰自由,言论自由。

《宣言》同时宣布新宪法包含的国家精神是,人权、法治、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容侵犯。

公民社会(又称公民团体)

在一个典型的三权分立的国家中,创造和解释法律的核心机构为政府的三大部门:公正不倚的司法、民主的立法负责行政。而官僚军事警力则是执行法律,并且让法律为人民服务时相当重要的部分。除此之外,若要支持整个法律系统的运作,同时带动法律的进步,则独立自主的法律专业人员和充满生气的公民社会也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公民社会是指围绕共同利益、目标和价值的,非强制的行动团体。公民社会一般包括不同的场所、人物和组织机构,以及多种程度的正规性、自治性和权力结构。

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认为,即使是非政治性团体的公民社会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亦至关重要:因为他们建立了社会资本、信任和共同价值观,从而转化出政治气氛,使社会结合为一体,促进社会中的相互了解和关联,提升共同利益。

公民参与民主程序的核心概念,联合国在1975年发表的《民众参与发展决策(Popular participation in decision-making for development)》指出“公民应有机会参与推动及享受社会发展”。历史上的不少由下而上的社会运动,便可视为公民透过公民社会对社会决策民主参与

越多人被包含、被关注,及能够改变政治力量在他们生活上的运作方法,法律便越让人们满意且越具有合法性

喜马拉雅监督机构就是公民社会的典型代表。《宣言》序言称:“我们因 ‘爆料革命凝聚在一起,为实现新中国法治、民主和自由而组成喜马拉雅监督机构……喜马拉雅监督机构是战友们自愿组成的,没有政治实体的民间团体。它同法治基金、法治社会一样得到国际社会承认,受国际法保护 ; 是新中国联邦与国际社会合作,捍卫人民自由、保障财富安全,并与世界各国人士建立相互尊重和共同发展之沟通桥梁。”

“机构作为奠基于海外的公益组织,接受中国人民选出的新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共同达成的,包含惩罚机制在内的严格的法律约 束,以保证其作为第三方民间机构对新中国的民主、自由和法治提供长久、有效、透明、公正的监督。”

综上,新中国联邦宣言、正道主义及喜马拉雅监督机构完美契合了民主、宪政、法治的精神内核。符合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方向。

不仅如此,郭先生首先提出的正道主义吸取了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经验和教训,努力避免这二种社会制度的弊端。

正道主义崇尚和平,坚持正道主义的新中国联邦将是一支和平的力量,将与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达成千年和平协议。

坚信正道主义的新中国联邦,将是一个法治、民主、自由、和平的国家,是一个有信仰的国家,他要让他的国民过上体面、有尊严的生活。

坚信正道主义的新中国联邦人民,将以崭新的形象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彻底重塑中国人民的良好形象。

封面:透明的遮羞布;校对:阿伯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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