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忘却的记忆

英国伦敦喜庄园 – 文明明

每年64,我都会刻意素装,也会刻意让自己忙碌一天,只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才会坐下来静默一会。过去的三十多年,国内的老老少少或因哀莫大于心死而主动地选择忘却、麻木,或因真相被屏蔽而被动地对此一无所知。但是每一年的这个日子,白发苍苍的“天安门母亲们”仍然在执着着还原真相的诉求;每一年的这个日子,自发的香港市民还会在烛光中奉上鲜花和卡片以慰籍亡灵;每一年的这个日子,相信还有许多曾经历过那个春夏、如今远走他乡的人们仍会默默地在心中祭奠那段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因为那一夜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改变了太多中国人的人生轨迹,也改变了曾经理想化的我们对人生、理想和社会的看法。因为那一夜的记忆太沉重了。

受80年代政治宽松时期的影响和欧美现代文明的冲击,当时被称之为天之骄子的大学生们或多或少地都接受了一些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都怀着一腔以“振兴中华”为己任的爱国热情,急切地希望中国能够走上民主政治的道路,同时也天真地坚信“科学救国”,以为只要实现了“四个现代化”,中国就会国强民富,老百姓就能安居乐业,民主自由法治就会水到渠成。但是,当时实行的经济“双轨制”带来的通货膨胀、腐败等许多社会问题扰乱了正常的经济秩序,“官倒”的存在更直接、直观地向平民阶层展示了特权阶层对社会资源的垄断,从而引发了人们对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社会上对惩治“官倒”和腐败的呼声很高。这就形成了8964先学生民主抗议运动的群众基础。

另外,80年代美苏冷战后期,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分崩离析,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日趋衰败,东欧以波兰团结工会为首的各种组织和力量在共产国家形成了一股很强劲的反共产集权的力量,这无疑让人们在推进中国的民主进程上得到了鼓舞,看到了希望。由大型纪录片《河殇》引发的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对文革十年的反思也让更多的人去思考中国社会的历史和政治体制的弊病,提出了进行政治改革的诉求。这为8964学生民主抗议运动奠定了思想基础。

64学生民主抗议运动最初的起因是因为胡耀邦的去世。当时,校园里流传着胡耀邦是被“政治老人们”气死的说法。4月18日,北京的几所高校组织了几千名学生在天安门前要求与政府对话,场面一度失控,有人试图要冲进新华门。 这时,同学们虽然觉得气氛有些异样,不过还是很乐观地觉得和平请愿不会有什么问题。之后4月22日胡耀邦的追悼会,有几所高校的同学在大会堂前面请愿,提出了重新评价胡耀邦和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严查“官倒”、要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等诉求,并要求与政府官员对话。当时还没有互联网,电视也不普及,消息都是靠学生们口口相传,大家在传播的过程中相互鼓励,感觉自己是以主人翁的态度在为国家的前途出谋划策。但是,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激怒了许多同学,直接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示威游行,因为这篇社论把正当的请愿活动打成了动乱,把学生一下子推到了政府的对立面。第二天,“高自联”就组织了北京各大高校的几万名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对学生请愿活动的错误定性,拉开了64民主抗议运动的序幕。之后的两周,北京高校学生的抗议活动不仅得到了北京的知识界、新闻界、工矿企业和北京市民的支持和响应,也得到了全国各地和海外各界人士的声援,这说明学生的诉求在普通民众的心里是有共鸣的,人们都是本着一颗真诚的爱国心,希望国家可以在变革中变得更好。

但是,64凌晨的枪声打碎了人们的美好愿望。

4日凌晨,我是被枪声惊醒的,最初还自我安慰、自欺欺人地想可能是鞭炮吧。直到有同学在宿舍楼下呼吁大家去天安门广场增援,说天安门广场已经血流成河了的时候,我才不得不接受现实,我们做梦也想不到这种只在鲁迅的《纪念刘和珍君》中读到过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 中共已经将自己等同于被他们自己评判和谴责的北洋军阀。由于宿舍晚上锁门熄灯,同学们就在黑夜中看着远处闪着红色弧光的弹道,听着夹杂着枪声的救护车呼啸声,在错愕、揪心和愤怒中等到清晨。那是我人生中最难捱的几个小时,没有人交谈,那种悲哀就像一根刺横亘在喉咙,让人无法发声;那种震惊让人无法思想,让人欲哭无泪;那种可怕的沉默像有一块千斤的重石压迫着你,让你感觉在坠入深渊……

早于8964半个多世纪的1926年,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向无辜的请愿学生开枪,打死了四十多位学生,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届时引来社会各界的抗议和谴责,更有鲁迅操笔写下了至今脍炙人口的《纪念刘和珍君》,揭露北洋政府的凶残,为死者鸣冤,督生者铭记。段祺瑞本人也在不久后被迫下台。然而,半个多世纪后的8964,一个标榜“为人民服务”的政权,用坦克和机枪来对付手无寸铁的无辜学生,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倒在了枪下,倒在了坦克下。究竟有多少人在64当天遇难?究竟有多少个“青风看守所”?至今为止仍然没有人能确切地知道。如果四十多位学生的伤亡可以被称之为“惨案”,那么成千上万人的失踪和死亡只能被称之为“谋杀”,或“屠杀”。

64镇压后,全国各地所有的媒体无一例外地跟“党”站在了一起,把遇难者称之为“暴徒”,不曾有一个“当代鲁迅”再著一篇《纪念xxx君》。可见,中共的高压和专制与当年北洋政府相比,是有过之,而无不及。除了歪曲历史,中共更多的是“噤声”,他们通过建防火墙、屏蔽“64”、“坦克人”等关键词,审查、过滤一切和64有关的史料,企图让年轻的一代无从知晓这段惨痛的历史。64是禁区,是中共在三十多年后仍然害怕提及的禁区,虽然中共一面极力地表示“用镇压换取二十年的稳定很有必要”,另一方面,中共的高官们、“64屠夫”们在临死前都想极力地撇清自己在64中的责任,从这点上来看,至少说明他们都心知肚明,总有一天历史会清算他们的。

在看到那些学生领袖、“民运卫士”在64镇压后的表现,曾经感叹过:中国再无“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谭嗣同。其实不然,“青风看守所”里就有无数个当代“谭嗣同”,只是中共不让大众知道而已。因为中共害怕这些有血性的志士唤起更多的同道中人,燃起星星之火。幸运的是“青风看守所”还走出了一个郭文贵先生,他在死刑犯的牢房里仍然求知若渴,重塑自我。在此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文贵先生用他的信仰、善良、智慧、学识和个人魅力与中共周旋,获得中共的核心情报,并在世界各地积累财富和人脉,为爆料革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经济基础。

2020年6月4日,文贵先生在引领爆料革命三年多后特意选择了64这个特殊的日子来作为新中国联邦的建国日,可见,8964在中国民主进程中的历史地位。64,这个曾经让人感到悲伤和沉重的日子,如今已经成为带给亿万中国人希望的日子。就像2020年6月4日,文贵先生在自由女神像前歃血为盟时背后的那道闪电,划破布满云层的天空,带给人震撼,带给人力量,也带给人新的希望。

愿新中国联邦得天助、得天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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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英国伦敦喜庄园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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