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内404】刘晓波、王朔:年轻一代的“身体政治学”

(以下内容由发布者个人引用自互联网,以供读者自行品读思考,其中观点不代表G-News平台意见。)

作者:刘晓波、王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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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老侠”是刘晓波的笔名
2. 本文为刘晓波、王朔合著的《美人赠我蒙汗药》第二十一篇

老侠:从“文革”结束到现在,中国的文人还背靠着一种虚幻的光环。开始时,这种虚幻的光环照耀的是先锋的导演、小说家、歌手、理论家的叛逆和反抗,从《今天》文学到《黄土地》到崔健的歌。你的小说,都沾了这种反叛之光。是“文革”意识形态的大背景突出了或夸大了这些人的反叛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但是随着这种政治光环的黯淡及至消失,先锋失去了反衬,叛逆失去了背景,大家一看,我们原来只是在说别人说过的话,我们无非就是苏联的“解冻文学”,无非说着“五四”前辈们早已说过的话。于是大家都再也找不到立足点了,有人就去寻根,有人就投入大众文化,有人就追逐西方的最新时尚。先锋导演们开始归正,理论精英们也开始归正,小说家们基本无事可干了,就写些旧的感叹,比如,苏童的火与余秋雨的火是同样的。苏童是张爱玲极为拙劣的翻版,余秋雨是寻根文学,是李泽厚的中国文化拯救人类说的通俗化,还有甚嚣尘上的本土化思潮,拿东方主义和西方的殖民主义批判说事儿。“文革”刚结束是中国文人的发情期,因发情太突然而不觉变态。如果有一天真的自由了,可以不受限制地写作了,我们还能写些什么?那时才是真正的失语,连虚假的大话都没有了。一百多年的反叛,剩下的东西寥寥。港台的文化已经就是我们的明天了。

王朔:我印象中是有一种腔调,就经常说一个作者没有站在更高的角度来写,把自己等同于作品中的人物,我觉得他这种腔调、这个意思并不是要你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自我批判的态度,实际上他是要求你要高于你所描写的人物。我写东西从来没有过俯视我的人物的态度。人物也有他自己的宿命,并不是我摆弄玩的玩具,想拆就拆,想俯视就俯视,有时,我反而觉得自己才应该是被俯视的。

老侠:当时,徐星他们的那路子与你的人物有共同的腔调,只不过他们是学来的,是美国的《在路上》的腔调,你是自己硬写出来的,因为像你自己所说,要写东西你在语言上没有别的选择了。

王朔:说实在的,徐星们的生活跟我的生活有非常接近的地方,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在这个路子上开始写作,他们那几篇东西,不能轻视,影响到现在。看得出来,很多人都这样写,包括绵绵他们的小说,大城市中的,写当代年轻人的生活状态。

老侠:我们这代人年轻时的那种混不吝的生活状态,有一种抗争在。他们的这种混不论的东西也有一种抗争在,二者有什么不同吗?比如你及徐星的那些小痞子,姜文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那些“文革”中的孩子,与绵绵他们的那种感觉是同一个东西吗?是两个东西?还是一种延续?

王朔:是一种延续,只不过他们的环境有点伪小康、伪中产阶级的氛围,他们的那种状态包括吸毒就更像西方的痞子文学,而不像我们那时的打仗、斗殴、偷东西、弄女孩。但我觉得虽然具体的环境有了些表面变化,但里面的东西没有变,是同属于年轻人的东西,是一种本能的身体性的反抗或沉沦。颓唐,用你的话说就是“身体政治学”。

老侠:我们虽然没到法兰克富学派所批判的那种“富裕的疾病”、“喜气洋洋的灾难”的份上,但表面上的灯红酒绿、私宅私车已经很像了,真能蒙住许多人,特别是老外。

王朔:就算它是一张皮,也总算有了这张皮。问一句,你说贾平凹的语言是陕西口语呢?还是纯粹的白话?

老侠:贾平凹的文字是一种特别混沌的东西,他的早期作品中也是黄土地的浪漫情怀。后来他想写城市,原来的美文用不上了,又没那种驾驭西北口语的能力。如果一个作家无法摆平自己,提起笔来就只能是四不像。他的《废都》,在语言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用惯的土块子美文使不上,他把自己摆在哪儿?最后就有些《金瓶梅》加《红楼梦》了。

王朔:你要这么说,我倒觉得尤其是贾平凹他们那种陕西的作家中,有一些跟古汉语通着的东西。他的东西你看的时候,就觉得他背着很大一个文化包袱,他自己也不觉得累?他是很得意那种所谓的文化意味、文化内涵。就像余秋雨很得意他的那些触景生情的文明碎片。寻根小说他们都强调这种文化背景对文字的影响,设置情节人物时,都要求一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老侠:其实是什么也没有,连碎片都没有,他们自己都不信的东西就拿出来给别人看的,用祖上的东西向这些纸醉金迷的中产阶级们摆摆阔、示示威。这些寻根者与知青、右派作家们用所受的苦难摆阔、示威、展示是一样的。鲁迅说他翻遍历史,才从字缝中读出歪歪斜斜的“吃人”二字。那我翻遍新时期的文学,才从字缝中读出“圣洁”二字。他们一个赛一个的圣洁,人人都是受难者,而且是不计个人恩怨的,把人民、国家、人类命运放在心窝里的受难者。

王朔:你譬如说梁晓声,他显得道德激情很重,正义感很强。当然我也相信他是真的,可是为什么很多人很反感他的这种正义姿态?

老侠:就是他把自己摘得特别干净,他就是个完人,他就是这么牛气,他就有资格横扫一切害人虫,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他全无敌。那个劲,与张承志的圣洁是一回事。在当时的右派文学、知青文学中,作家笔下的主人公都是接近于完美的人,即便面对强权有些力不从心力所不及,但那也是环境太险恶的原因,跟他本身的完美无关。正是因为这种接近于自吹自擂、自爱自怜的完美人格,面对“文革”的大灾难时他们才能飞起来,翱翔、俯视,他们的文字才能变得那么浪漫轻飘。史铁生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成名,我倒是更喜欢他的《午间半小时》,那篇小东西是真东西。而他的清平湾就跟其他的自我完美搅到一块了。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作家所面对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当持续了半个世纪的民族大灾难已经发生而且余震不断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姿态和方式去面对灾难?我觉得最大的虚伪是他们首先搞清自己,把自己放在控诉者和审判者的位置上,从来没有人或者是极少有人问过自己,出于自愿也好,被逼无奈也好,我是否参与了制造这灾难?我是不是同谋者?我应不应该负一份哪怕仅仅是道义上的责任?没有这些自我灵魂的拷问,就不会有真东西。摘净自己就等于摘净了所有的刽子手。所以中国的文字都带有虚饰性,美化自己也美化苦难,美化苦难就等于为苦难开脱。

王朔:我觉得他们并不以为是在虚饰什么,他们把这个东西弄得境界特别高,也不怕累着。你说他会不会就觉得这才是本来面目?这才是苦难或灾难的全部?

老侠:他们的文字给你的一种感觉是: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我就是在黑暗中坚持到光明的一刻。这种东西具有奇效,当苦难不能被公开时,人们沉默、认同这苦难,无动于衷到麻木、植物人的程度。而当苦难能够公开时,苦难就变成了一种捞取社会地位、权力、光荣的资本,甚至就是科举的那种敲门砖。我是右派,我受过苦;我是知青,我插过队;我是牛鬼蛇神,我挨过批斗、蹲过牛棚……那么社会就应该尊敬我、补偿我,我有权向社会索取一切。凭什么?就凭我受过苦受过迫害。走过雪山草地的人,有长征勋章,挖过地道、炸过鬼子碉堡的人有抗战勋章,打过南京的人有解放勋章,打过美国鬼子的人有抗美援朝勋章,那么我们抗过“四人帮”,给党提过意见成了右派,我们就应该得到右派勋章。牛鬼蛇神勋章,把我的苦难挂在胸前,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受过苦,我有权要求一切,更有权控诉别人和美化自己。苏联的七十年铁幕,不论怎样还有一本《古拉格群岛》,还有人扪心自问,我应该为这铁幕的存在负什么责任。我为什么在有机会反抗时没有做什么,甚至连简单的质疑,抱着电线杆高声大喊的动作都没做。我们是受害者,这确定无疑。我们难道不是同谋吗?起码该问问自己。

“文革”时,我是小学生,没有红卫兵的那种壮举,但回想起来,整个社会的残忍也是从娃娃就做起,就抓起。记得最清楚的事,我曾经在十一二岁时对一个和我奶奶同龄的老头儿残忍了一把。那老头叫尹海,当过几天国民党兵,后来开小差儿跑了。他住我家楼下,以个体剃头为业,就是拿着个铁钹子,一橹就发出金属碰撞的响声,颤音要好久才能消失。他和我奶奶关系不错。“文革”来了,他是历史反革命,儿子与他划清界限,他不能再给别人剃头了,被迫从家中搬出来,住在我们院锅炉房中一间几平米的小屋里,又阴又潮,除了床屋里就没地儿了,他以捡破烂为生。我们院还有一个叫“东方”的日本女人,她与老尹海一起挨整,每天我们早请示晚汇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时,尹海与东方就在前面低头请罪。老尹海剃了大秃头,刮得锃亮。

有一天我和几个伙伴边走边找乐子,忽然看见在垃圾堆中翻来翻去的老尹海的秃头,在阳光下愈发闪亮。我一下两眼放光,有了玩意了。我们走过去,高声喊:“老尹海,把头抬起来。把铸儿头伸过来,让我弹几个脑瓜嘣!”老尹海望着我,一脸无奈的乞求相,他说:“三儿(我在家排行老三),我和你奶岁数差不多,又是老邻居,以前总给你们哥儿几个剃头,就饶过我这一回。”我说:“不行!一定要弹!”他又乞求了几句,看通不过,就退一步商量道:“那你实在要弹,三儿,我转过去,你弹我的后脑勺,行不?”我说:“你这个老家伙够滑头的,怪不得定你是历史反革命。不行,我今天非弹你的锛儿头。”其他几个小孩也跟着哄,把老尹海的装破烂的筐打翻了,七嘴八舌地说,“不让弹,你以后就别想再捡破烂了。”老尹海无奈,只好硬撑着伸过头。阳光很酷,他的额头布满渗出的细小汗珠,我全不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大的人格侮辱,他的岁数可以做我的爷爷,他人和善又幽默,以前常在剃头时给我讲笑话,可那时我并不觉得有什么,只觉得好玩,我狠狠地弹了他闪亮的布满汗珠的额头,其他几个孩子也跟着弹了。老尹海最后低下头,转过身去,背对着我们收检散了一地的破烂。现在想想,他一定流泪了,不光是眼泪,而且是往心里流的耻辱,人的心如果会出血,一定是在我的手指甲弹在他铸儿头上的时刻。后来,老尹海一见到我们,大老远就振臂高呼:“向红小兵学习!向红小兵致敬!”逗得我们大笑。类似的残忍以及对残忍的自得其乐,我在小时候没少干。这种行为与专门打砸抢、揪斗别人的红卫兵没有什么实质的区别。我们这些人,有一种娘胎中带出来的不拿人当人的残暴凶狠。在视人如草芥的时代,我们谁也脱不掉责任,洗不清自己!

王朔:你讲的这种自我摘除或自我美化,似乎里面也有一种真相。后来我就发现,他等于说个人在一种苦难中防卫,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使自己在逆境中成长,确实这种逻辑能张扬出某种东西来,也真能蒙住他自己和跟他有共同命运、共同感叹的人。写这种个人感悟的时候,他当然不会有你说的那种追问自己的东西,当然不会认为自己该负什么责任。他在这种心态中追问别人、追问历史就是理所当然的,而且也可以说在这方面他们学有专长,有一种只有我才可以这么追求的优越感。我倒觉得可以通过个人的精神境界的升华来追问历史,这一点还是可以肯定的。还有一点就是,苦难对个人不见得就是坏事,青春在哪儿都是闪光的,他们都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写的。文学作品有这种传递功能,我作为一个读者来说,潜移默化地,我就觉得我能接受这个,怎么说呢,这个苦难辩证法。苦难不见得是坏事,每个人都可以经过苦难得到升华,甚至变得更纯粹。我现在是肯定这一点的,也就是你说的:最基本的是非感没被挫伤,人肯定可以在苦难中锤炼自己,但不能在一部作品中从头至尾都是这个,乃至全部作品都是这个,那就会给我一种印象:受苦是应该的,是好事儿,这种事还是少了,上山下乡也好,文化大革命也好,对中国人来说都是活该了,或者说是用苦难成全你们了,是让你们到西天路上取经必要的考验,是“广阔天地炼红心”了。现在有一个基本立场了,不论说忧患意识也好,危机意识也好,让人听起来都觉得挺可笑的,好像大家都要主动找苦难,找罪受,其实大家都不在乎,都没把这些事放在心上,都不那么斤斤计较所受的苦,最坏能坏到哪里去?最坏也不过是自我锤炼一把就是了。那我就觉得再损点说,这路文学其实是为完全反人性的东西松绑了,是给它从屈辱柱子上摘下来了,起码是这么一个动作,或者是一种原谅、一种互相安慰。

老侠: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体,他们又以战斗的姿态挣钱去了。

王朔:我以前说的帮凶也包括这种把反人性的东西从耻辱柱上摘下来。我觉得他要是认为至多是自我锤炼了一把,这个基础上的道德立场是站得住的话,他就会理直气壮,通过那个时候锤炼出的纯粹情感来质问今天的人,什么物欲横流、拜金主义呀,什么丧失理想、丧失原则呀,这里肯定就有一种高高在上的自我优越感,即我们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自己的原则,我们有资格质问今天的享乐主义。但是这种坚持是没法证明的,只不过是自我标榜。我就觉得要是那时候真正那么多人坚持了,何至于沦落到今天的物欲横流、享乐主义。既然没有,既然是自我标榜,再回过头来谴责今天。这样的作家、这样的知识分子,是没有一个基本立场的。行为就显得可疑了。我不是说今天是不能质问的或没有什么可谴责的,我就觉得批判的质问起码要有一个基本的人性立场,不能从反人性的立场去质问、去批判、去谴责。站在反人性的立场上质问今天的拜金主义,就等于是反人性者的帮凶。

老侠:他实际上是爱惜自己的羽毛,已经到了这种地步,羽毛已被拔光了,他还要做一些塑料的或用更高级的人工合成材料制造的人工羽毛。作为一个苦难的亲历者,他只控诉不反省,只美化自己不自我批判。他要为自己摘清自己的时候,他肯定要像屈原那样摆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进而摆出众人皆溃逃我独坚持的姿态,于是就把两种姿态合在一起,合铸成一种狂妄:一是用受难者的亲历美化自己,二是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救主,他在苦难中的那种坚持的姿态使他有资格教导人民。统领众生,可以成为道德的立法者和审判者。他所塑造出的苦难人格就成了一个道德标准与人格偶像。

王朔:我还发现他们另一个克敌制胜的法宝,使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作品。这样的自我标榜合理化和道义化。就是他们的作品在美化自己的同时夹带着歌颂人民。苦难使得他们有机会接触人民,而我们的新、旧传统表面上都说人民是伟大的,是主人、是动力、是土地,他们就是种子,在苦难的人民中开花结果,就从这里获得合理性和道义力量。他从苦难中看到了美好、善良、不屈,看到了民族的脊梁,看到了中华民族的本来面目。于是,这件事、这种经历苦难就变成了一个传奇故事,变成了一个发现真理的过程。

老侠:最早的右派文学代表作就叫《天云山传奇》,右派的浪漫故事,在两个女人之间的故事就变成了深山中的传奇。这个影片轰动之时,我爸的一个同事,一九五七年成了右派,他看完这片子跟我爸说:要是右派都这么浪漫,我甘愿当一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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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他们就有这个本领,把苦难变成生死恋,再把生死恋变成诗。歌颂人民使他们似乎与人民站在一起了。好多作品好像有了这个就可以不管别的了。只要我和人民搞到一起,一切都由不值变成值得了。可我觉得人民在这里是可疑的。当然,人民里有朴素的、善良的,但大多数情况下,人民也可以当帮凶,这点儿事其实大家都明白的,你不能把一个普通人对你的一点好意扩大为整个人民的爱和善,你把它扩大到普遍的程度,就是一种不诚实,一种献媚。

老侠:中国传统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民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重君为轻。知识分子把这种传统作为一种退路,比如被称为人民诗人的白居易,在诗中同情抽象的人民,在生活中把具体的人——少女——当雏妓买来,到二十岁左右就嫌老了,和马匹一起卖掉。

王朔:谁的作品一提到人民,似乎就注定是伟大的,其他的作品怎么样就可以不提了。好多人通过这个使自己的作品得到肯定,最基本的文学的东西达到达不到,也就不必太认真了。这也是一种媚俗。最后似乎连武侠小说就因为读者多一点,也就天然具备了人民性,有了天然的人民性就可以列为经典。好像是为多数人就是为人民,为人民就是为艺术。

老侠:其实,什么是人民?鲁迅笔下的阿Q,这是人民;华老栓,这是人民;祥林嫂,这是人民。鲁迅对人民的面目看得很清楚。到了后来,阿Q变成了赵光腚,就是周立波的《暴风骤雨》里的最有革命觉悟的农民。再到了“文革”后,赵光腚又变成了“郭谝子”。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都是村子里的二流子,懒汉,都喜欢凑热闹,喜欢革别人的命。穷得连条裤子都穿不上的人,一遇机会能合法抢劫,他肯定最积极也最心狠手辣。


供稿/校对:萌萌的朋克
配图/发布:Hezek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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