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冠状病毒定义为中共病毒,浅谈命名的重要性

作者:文护念| 校对:Beicy-数学老师| 审核:Beicy-数学老师| Page:小六月

对于肆虐全球的世纪大瘟疫的命名,如今仍是争论不休,上升到外交层面的骂战已持续一年有多,但凡国际舆论每每出现对中共国刺耳的声音,这无疑是“寻衅滋事”,届时战狼、战狗外交便倾巢出动,吠向全球,“打口水战”中共从未怯懦。

当下对于对冠状病毒的命名争议甚多,疾病之名由世卫起,病毒之名由ICTV起,而俗名则是由约定俗成,清楚明白即可。科学研讨、学术交流需用官方名字COVID-19或SARS-COV-2称呼此病毒;市民日常沟通或媒体用语“武汉肺炎”,通俗易懂,方便沟通。

但随着事态不断地发展,爆料革命与新中国联邦在背后不断地推动对冠状病毒的真相,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武汉P4实验室,是中共故意释放的超限战生物武器。而此时此刻,把冠状病毒定义为中共病毒, CCP Virus,则显得尤为重要,这与每个华族同胞甚至黄种人都休戚相关,没人可以置身事外。

约定俗成是指事物的名称,起初由人相约命定,沿用既久,便为社会的接受、公认而通用。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不宜,典出荀子《正名篇》。大致意思是:事物名称没有本来就合适的,而是由人们共同约定来命名,约定俗成,这个名称就合适了,反之,这个名称就是不合适的了。“中共病毒”的命名是爆料革命首次提出,是基于事实与情报。但是对于普通市民而言,由于信息的闭塞,局缩在自己的“信息茧房”,知之甚少,那么爆料革命的战友与新中国联邦的公民肩上的重任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为世界正义事业添喉舌,传播病毒真相。

语言文字的主要功能是人际沟通,其字形、字音、字义、语法、修辞等都需要经过“约定俗成”的过程,才能成为社会一致接受的用法,发挥语文的沟通功能。民国语言学家赵元任就语言的第二特征曾说过,“语言跟语言所表达的事物的关系完全是任意的,完全是约定俗成的关系。这是已然的事实,而没有天然、必然的关系。”

著名音韵学家董同和就语言的性质也谈过,语言可以说是一种偶然性的约定俗成的声音符号,符号与实际事物之所以发生关系,是完全由第三者在那里牵引的。哪个符号是哪桩事物的代表,可如十字路口的红绿灯标识与行人车马的进止。红示止,绿示进,不过是人们如此规定而已。

语言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虽然完全是任意的、人为的,但某一符号之所以代表某一事物除了有人开始如此用了,还要其他人了解他的意思,默认了语言和事物之间由此人所立的关系,并且也跟他同样的使用,到了这一地步,那一符号才成为了公认的那个事物的名称,其“约定俗成”的过程才算完成,否则就是“约不定,俗不成”了。

命名本身是人们了解、认识世界的一个手段,很多事物你感觉到了,命名出来就能仔细理解它,而且能够讨论。因此,把冠状病毒命名为中共病毒,让世界更深入地了解到这与中国人无关,完全是中共所作之孽债,这显得尤为关键。反而是勇敢的中国人拯救了全世界,先有路德访谈的“1.19”是全世界最早的“吹哨人”,虽已过一年有多,但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如今回想仍是毛骨悚然。再有美丽天使闫博士翻山越岭,飘洋过海空降美利坚合众国,秉着人性良知,勇敢地站出来揭露病毒真相,如今闫博士的三份科学报告已被各界广泛纳用,影响深远,甚至对未来的“生物国防”极有可能奉为圭臬。

一种语言的产生,至少是由成千上万的共同生活演变而成,在语言的“约定俗成”过程中,“俗成”尤为重要,即是要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把冠状病毒定义为中共病毒,仍需战友们各操一艺,用自己的方法把病毒真相传播出去,深信假以时日,冠状病毒则可约定俗成为中共病毒。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名实。否则,倘若不能把中共病毒与中国人区分开,华族同胞势必惨遭世人唾骂,厌华、拒华、贬华的氛围潮涨,炎黄子孙则无所逃遁,世代背负历史骂名,甚至华人有可能被开除“地球村籍”。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编辑:【英国伦敦喜庄园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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