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云长天时评54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学理论践行者——案例十九:(5)毛的人间炼狱触发文化大革命

作者: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捆绑CCP一千年

前言:毛泽东篡夺政权后,他的邪恶面目在和平时期暴露无遗。显著的犯罪事实,即在和平时期用国家机器对全体中国人进行知识、财富、土地所有权和农民的生产资料(农民劳动报酬)、工业等所有资源的掠夺,以战争思维对人民发动“无产阶级专政革命”,即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人为核心的中共党中央集体撕下战争时期的虚假民主面纱,迅速将国家进入到所谓共产主义社会中去。为了迅速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发动了一系列的运动,这些运动或大或小,其性质都是反人类的。而人民公社制度则是反人类的直接体现,他为“大跃进”带来了空前的人道危机,“从1958年到1962年间,中国因大跃进运动导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约在3000万左右。另外,根据一位新华社记者杨继绳的计算,大饥荒饿死国人为3600万。”(见《大跃进》)(杨继绳为《夹边沟日记》的作者)而这个万恶的、前苏联所不齿的人民公社就是刘少奇与另外几个时任中共领导人在闲聊中产生的。据刘少奇的一次讲话回忆,“1958年4月,在赴广州的火车上,刘与周恩来、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邓力群闲聊”,他们彼此吹嘘社会主义制度多么优越时就聊到“公社”,吹嘘乌托邦有多好时就直接吹嘘“共产主义”好。(见《人民公社》)这可能是刘少奇做的一件最令毛泽东满意的事情。后来得到毛多次肯定和赞扬。

一、人民公社是共产主义的集中营

虽然人民公社制度对于当代中共国年轻人很陌生,即便是新疆集中营这个概念也依旧陌生,原因是,中共从来不让人了解真相,而处于人民公社历史中的中国人并不觉得这会有什么不对,只觉得是一种社会主义必须有的美好制度,当感觉到不美好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宣传像打了鸡血一样,仍旧对“毛主席”充满无限爱戴,就好比当下中共国人一样,醒悟过来的失语族(通过各种渠道在海外发声的不算)们依旧得过且过,而更多人则依旧“厉害了我的国”。出行已经被口罩制度化,疫情似乎成为历史,医院里有多少人因为感染中共病毒死去,永远跟活着的人没关系,除非自己感染住进医院,甚至死去,没有任何消息告诉人们又死了多少人了。

人民公社在毛泽东的肯定下,1958年8月人民公社运动在中国大陆迅速推广。人民公社既是生产组织,也是基层政权,其核心是生产队,普遍存在的时期为1958年至1984年。(见《人民公社》)这种饥饿统治长达26年。而此时的大洋彼岸美国在科技、医学、军事、生物、化学等各项领域均有重大发展。“1958年1月31日,人类第一个成功发射的美国卫星,探险者1号,被发射进入轨道”;“12月18日,美国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通信卫星SCORE”;“1958年美国工程师Earl Bakken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心脏起搏器”。笔者稍许列举几项权作比较,以此反向思维推论当时的毛共们都干了些什么。1958年8月,继纳粹德国之后,中共推行了全人类最大的集中营——人民公社;同年制造了人类特大人道主义灾难——大饥荒。

中共国的人们活得像小鱼缸里的小鱼儿,自己总觉得是在自由的海洋中遨游,却是行动十分受限,无非是换得主人一笑而已;而当你死去的时候,主人轻而易举地会把你扔出去;当主人给鱼儿们换水的时候,总觉得是一次历史的改革点,鱼儿们欢呼雀跃,高呼主人万岁。有新的水源和鱼食补充进来是巨大利好。但研究人民公社的历史学者颜智华披露,“人民公社制度,就是劳改农场集中营制度。”(见《晓天访谈》)

人民公社究竟有多烂?据维基百科介绍,“人民公社在社会主义国家为过往的社会制度,在中国大陆属于一种‘政社合一’组织。”中国的70后们读到这里是不是感到一股巨大的欺骗感?是的,他就是连正统的社会主义模式都抛弃的产物,这也是为何中共的做法引起苏共都反对,原因就在于此。这种泯灭人性的政教合一、政社合一、军国主义的极权产物就连社会主义国家都不齿的产物,毛共发扬光大,可谓集万恶之源于一体。就此问题,当时的国民政府予以强烈谴责,称“匪区所谓「人民公社」就是把我们的全体同胞组织成为「劳动大军」,成为「生产大队」,以推行其饥而控制、集体监禁、操纵生命的暴政。”(摘自民国48年/1959年《司法院公报》第一卷第一期)并继续指出,“中共就是将人民自出、一切所有聚敛为朱毛奸匪统治者所有”。可谓所言属实,毫不夸张,朱德是国军叛变的共匪奸细。尽管国民政府的谴责丝毫没有动摇中共的统治权,而这就是毛的完美犯罪心理使然,即你已经生在中共统治区大陆,人民手中毫无反抗武器的情况下,从地主手里抢回来的田地也被收走,就算是民怨沸腾,也只不过如猪圈中的嘈杂声,对中共形不成丝毫压力,反而招致被戴上反党帽子。弄不好可能会是你的亲生儿女打死你,或你亲爱的配偶打死你。总之,中共毛特勒(毛泽东)完美犯罪心理在于用人听不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全民洗脑,打死你也不用他们自己动手,即发动群众互伤、互害、互残的社会体系。(郭文贵先生语)至今仍是如此。

记得人民公社时期,笔者还是不谙世事的孩子,那时还没有计划生育,人们也没有避孕措施,一家生三个的家庭非常普遍,在男尊女卑的社会里,妇女在生产大队或公社成为最受苦的人,记得我妈妈经常要把我关在家里,天不亮就要去生产队做工。不出勤是不可以的,吃不饱肚子成为了常态。在我还记事的时候,父亲经常为吃饭打我母亲,因为她可能多吃了一口饭,没给孩子多省一口饭吃就挨打。我常在想,妈妈不吃饱肚子怎么干活呢?后来另一记忆深刻的是生产大队解体,人民公社宣告破产。大队里分田到户成为一件天大的喜事,农民们因为今后可以自己种粮而感到兴奋不已。记得大队的牛和猪作为公社资产都要杀了吃,大摆筵席吃掉这些肉,真的是开荤啊。我妈妈拿了一大缸子牛肉回家吃。我捧着饭碗,吃着牛肉,对妈妈说,“牛肉真好吃!”妈妈流下了眼泪……

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人们有能力不让这种事情重演吗?王岐山说,“中国人准备好吃三年五年草都没问题。”(见《郭先生》)这是王岐山2018年的公开讲话(墙内看不到),距离郭文贵先生爆料1年余。可以说,这已经给中共当局带来了明显的压力,但那时候人们并不知道中共手里有潘多拉盒子——超限生物基因武器。可以说,从今天来看,王岐山显然要提前实施“灭美计划”,打开潘多拉盒子。准备好和美国及西方世界决战,准备好面临一切的制裁,甚至是军事打击的灭顶之灾,也要赌一把,他们自认为,一旦和中共开战,西方爱好和平的民主国家一定会以伤亡太多,呼吁停止战争。这只是中共一厢情愿的做法,新中国联邦第一个不答应,中共绝不代表中国人,新中国联邦准备好让中国人醒过来,绝对不会再次拉着14亿国人当炮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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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跃进就是人间炼狱

中共国一个奇葩的经济管理模式,即“五年计划”。这个计划的创建者就是只会杀人、精通人与人斗的毛泽东。由于严重违背市场规律,他经常给国民经济造成持续的重创,直接受影响的永远都是普通人民。由于言论极度控制,经济政策带给人民的灾难往往被更极端的高强度的文宣消化了,人们敢怒不敢言。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多的人则视其为自然灾难,但30至40年代出生的中共国农民永远都不会认同这个说法,那是抹不去的血泪史,农民永远信奉一句民间谚语,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如今,我们可以欣慰地告慰先祖,中共政权即将被送上审判台。令人发指的是,中共一直将计划经济,即“五年计划”模式推广至今。他使中共国经济人为地偏离正常轨道、它使国家发展项目不以民生为主,他们将宝贝的国家资源投入到不切实际的战略计划中去,如当今打造的生物基武器和当年大炼钢铁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中国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不断地扩大到0.9左右。财富越来越向习王家族靠拢,由国家资本主义演变成王朝,再到家族资本主义,即类似于吴敬琏所言“权贵市场经济”。

中国人正在经历着1960年以来罕见的经济带来的巨大压力测试。毫不夸张地讲,再有三年就要再次面临新的大饥荒。回到60年代大饥荒的历史,人们不禁要问,长达三年之久的大饥荒起因是什么?原因是毛对国家经济和大炼钢铁以及粮食收成下达硬性指标,可以说,中共的经济模式已经完全脱离自然规律、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实际,1960年1月7日至1月17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1960年钢产量为1,849万吨,粮食产量为6,000亿斤;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之浓厚气氛中召开的。疯狂扩张模式,作为扩张的工具即“计划经济”。这个模式是西方世界永远不可碰的国家犯罪行为,即中共违背自然经济规律的发展模式,而邪恶的是,西方社会一直不明白产生的泡沫为何总是吹不破?这就是中共完美犯罪心理伎俩所在,他会在数据上和所有有关经济数据的发布上做两本账,世界无从知晓中共房地产泡沫是否破裂,经济是否崩溃?细心的人可以在市场物价中发现问题,比如猪肉价格的飙升,房地产出现一些诡异交易行情等,即中共国企业债务压力已经超出上限,据推特网友@caojitw说,2020年就有2亿多失业大军,以及规模超GDP两到三倍约200—300万亿人民币的地方债问题……中共基层政权将面临垮塌危机,基层垮了中共焉能不垮?这就是计划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不切实际的、脱离人民群众生计的投资是计划经济的主要表现,比如,举国之力拿下美国2020年大选、举国之力发动超限战拿下全世界就是最好的例子。结果导致习近平带领整个中共集体跳进自己为自己挖的坟墓里已成定局。

回到历史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指导思想就已经为中共延续至今的经济发展模式定调,即“把重点转到基础建设上来”。由陈云起草设计,毛泽东一直视他为老右派。直到文革时期,陈毅因怒斥文革小组受到批判,触发“二月逆流”惨案。红卫兵冲击第一任外交部长陈毅事件虽然被周恩来挡了下来,在这个问题上破天荒地迫使毛泽东作出让步,承认自己有责任。最后,陈毅于1972年因病去世。笔者简要叙述完陈毅之后,话题重回正题,第一个五年计划导致的“大跃进”带来的三年灾难是不是自然灾难?1961年5月31日,刘少奇向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汇报工作时指出,“湖南农民有一句话,他们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按照中共国逻辑,应该是农民不敢说真话,将其颠倒地说。其实农民眼睛雪亮,看问题不至于是非不分,但又绝对拥护毛泽东,认为应该是七分人祸,都是由于党内一些领导工作失误造成的,这就是中共国人民被完美洗脑的自我完美犯罪心理使然。此为后话,笔者接着引述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话说,“从全国范围来讲,有些地方,天灾是主要原因,但这恐怕不是大多数;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他用农民的说法,肯定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判断。(见《三年灾难》)这是三年灾难过去后,是刘少奇亲自回自己故乡视察的结果,他应该是发现自己一味地造毛泽东这个假神带来毁灭性的灾难感到一种犯罪感而由衷地曲折地说了句真话,但愿如此,不过,说真话的结果是生命的付出,在毛泽东眼里,不管你是谁,只要他还活着,人人自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很快,事态朝着严重而不可挽回的局势发展,因中央北戴河会议和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严厉批评了所谓把形势说成一团漆黑的“黑暗风”之后,“人祸”的原因被绝口不提。以后,“三年经济困难”的原因被完全说成是“三年自然灾害”,就如习近平政府篡改历史,将此时即将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十年探索”,由此可见,中共完美犯罪心理事实上大多基于高层利用国家机器,强制压制和消除各种批评的声音,造成一个虚假太平的事实,即任何的人为导致特大死亡事故都会被“厉害了我的国”吞噬掉。眼下全球超限生物基因战导致病毒大流行即是事实证据,无论2020年武汉死多少人,灾难过去后,沸腾的民愤仅仅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活着的人被死亡所威胁,不满情绪和愤怒被一股强大的求生欲所取代。当历史回到1978年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的说法索性被“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取代了。了解中共历史的中国人,你会产生一种历史穿越的错乱感,三年人间灾难和病毒大流行竟然如此惊人的相似,显然后者远远超过毛泽东的错误。然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拨乱反正也只是把大跃进带来的三年灾难甩锅给“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以及“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见《三年灾难》)而眼下习近平政府也正在致力于把病毒真相甩锅给美国,历史再次高度吻合了。

人们不禁在问,中共能不再重复地犯历史错误吗?事实证明,中共政权,或者叫专制极权政权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所有国内问题都不是党的错误,全是人民和一些被钉上腐败标签的官员的错误,国外问题都不是中共国的问题,都是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邪恶的问题。其实不这么做,就不是“痿胱正”的共产党作风。不然,它所辖制的人民怎么能自淫到高喊“厉害了我的国”?可惜的是,历史不再给中共任何机会了,通过爆料革命战友对疫情真相和共产党的黑恶本质揭露,国内人民正在逐渐醒来。中共国已经失去了美国领导的西方文明赋予它70年自我改正的机会。可以说,新中国联邦在结束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历史应该把中共的70年历史算进去。中共统治属于封建专制统治,不属于现代国家和政党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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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苏断交,国内经济极度恶化迫使毛泽东认错

大跃进的问题严重,当时的中共国经济全面破产,大跃进和三年饥荒死亡人数不亚于一场全国性的战争伤亡人数(如笔者前言所述)。这在中共党内外招致大量的质疑之声也是罕见,毛的错误领导引发人间灾难近乎于习政危机带来的全国性质疑。而苏共作为共产主义的榜样国,对中共施行的那一套人民公社的质疑加深了中苏关系的嫌隙。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在与会期间批评大跃进政策而遭到毛泽东反对,支持彭德怀意见的中共元老人物黄克诚、张闻天等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一大批中共干部和相关人士以“彭德怀反党集团”的罪名被整肃。整肃后的“跃进政策”不但没有及时刹车,反而进一步助长了“跃进”风潮。(见《大跃进》)皇帝的新衣就这样被一幕又一幕地上演,它在名利场中的作用显得如此如鱼得水,以周恩来为中共国务院领导班子集体为了自保不被毛干掉就必须频出昏招哄毛大帝高兴,代价就是全国每天都有人饿死。

大跃进政策被叫停,和“苏共撤走专家、毁弃援华合约,使中国进退两难的压力”有着直接关系。毛为自保威严,以更大错误决定来顶住与苏联断交带来的债务压力——勒令全国人民束紧裤腰带,提前还债。以此为由,在全国开展大炼钢铁的号召下,作为挽回颓势,以争取和苏联一争高低。只是此时国力已衰弱不堪,出现的只有更大规模的非正常死亡。(见《大跃进》)可见,毛之所以披着马克思的皮,目的在于取代马克思共产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地位,尽管毛时代,共产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地位仍没有实现,但毛通过大搞公社和大跃进,已经在给自己足以稳固的“神”的颜面抹上了一丝“罪人”的色彩,这也是为什么后来毛见尼克松的时候承认自己有罪。

中苏断交大致源于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的中苏论战,中共党内部分党员对赫鲁晓夫的“去斯大林化”感到不满,并以发动大跃进运动来抵抗苏联的制裁,并造成的三年惨绝人寰的灾难。对此,苏联的反对转化为实际行动,对中共加紧了逼还债务压力。(见《中苏交恶》)这一举措有点像今日美国政府对中共在发动超限生物基因战后发起的一系列制裁措施一样,使本来难以为继的中共政权再次面临彻底覆灭的危机一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时任中共高层决策对赫鲁晓夫去斯大林路线做法感到不满,这不仅关系到中共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而更大的问题在于毛认为好不容易在共产国际中找到的那一颗制度中的“强变异的毒株”这样的“剧毒武器”可以用来无限发挥镇压人民的合法手段却面临着老师自己起来反对其政策的怪事,这直接迫使中共今后的共产主义这一套彻底不合法,因此,中共认为,要自我革命,放下残害人民的国家机器是万万不能。唯一可能的是宁可自己主动断交,也绝不会放弃共产主义这一套完美犯罪制度。从中共反对苏共的做法看直接暴露其非法统治,如赫鲁晓夫后来说的那样,这是“反动”的制度。

中共在错误的道路上狂奔已是不可掉头的态势,苏共作为领导的共产国际权威,时任苏共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一再地对中共进行批评。1958年12月4日,赫鲁晓夫对到访的美国议员休伯特·汉弗莱谈到中共实行的人民公社问题称,“公社制度对苏联不合时宜。赫鲁晓夫还表示,公社支队这个词也用错了,‘公社’一词缘起法国大革命时代,是一种城市形态而非农村形态。”由于城市公社初期被民国政府镇压而没搞起来,他接着说,“中国制度实际上是反动的。苏联曾尝试过公社,但行不通”(见《中苏交恶》)很显然,赫鲁晓夫指出中共国人民公社和大跃进是反动的,即严重违背人民的意愿的非法行径。这直接激怒了毛泽东。赫鲁晓夫在一次出访波兰时重提中共搞的那一套人民公社制度,他说,“‘尽可能干,按需拿’这样的公社没有什么成绩。集体农庄才是农民‘亲切的家’。”赫鲁晓夫的这一次讲话不但批评了公社制度不合法,而且批判了马克思主义那一套“各尽其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而达到这一点则需要整个社会物质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发生,赫鲁晓夫认为这是不切实际的想法。而类似于西方国家的农场庄园模式才是最有利于农民的经济模式。

在苏联老大哥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到访的贺龙元帅提出“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赶走了赫鲁晓夫,也该你们赶走毛泽东了,这样,我们的关系就没有障碍了,可以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了”(见《中苏交恶》)这直接引起周恩来、毛泽东的强烈反对,中苏已经开始冷战可谓共产国际两大阵营的惊人之举,这随即迫使中共一拍脑门决定中共国全面进入共产社会主义。这有点孩子和父母发生严重争执后一赌气离家出走酿成大祸很类似。而这种一拍脑门、赌气的做法成为中共一直沿用至今的潜规则,治理国家如过家家(习近平认为的如烹小鲜)。人们可以从中共当时宣传的口号即可印证这一点。中苏交恶后如何生存?显然成了摆在桌面上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历史文献显示,在1958年之前的所有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汉语宣传文字,都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而1958年之后,很快就改成了‘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字面上看,似乎意义相同。但是前者反映的是个人意志,即由每一个个体所能产生的生产资料再由自己决定所需多少。和眼下普遍做法类似,即你打工所得根据你所尽其能决定你的工资收入。而后者反映的是集体意志,个人各尽所能没变,但个人需要多少不能自己说了算,而是由‘集体’或者‘领导’来替你决定你需要什么和需要多少。”这就存在一个剥削的大问题。这是直接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事,因此,这也是赫鲁晓夫多次批评中共的做法。而中共的做法在整个苏共上下都不受欢迎,赫鲁晓夫下台后不但没有转变,反而继续交恶。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彭真继彭德怀之后,罕见批评了毛的领导错误,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批评下,则要求大家自己承担责任,认为“不能叫毛主席负责,幸亏主席纠正得早,否则要栽大跟头,要中风”可是到了1月30日的讲话中,毛泽东带头做检讨,承担中央的责任:“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任的人应当是我。”(见《大跃进》)毛泽东这是以退为进,四年后,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打到对象就是刘少奇,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何须等到十年,流氓土匪报仇都是立即出击,越快越好。

毛并非眼下的习近平,他在全面搞砸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后,自知触犯众怒,以主动退位,作为缓兵之计,退而不休,谋求再次夺回权力,而此时毛已经离死期不远了,犯了错误后还在继续贪恋权力,直到他发动文革,拉全国人陪葬才算走进水晶棺。这期间毛把苏联称作“社会帝国主义”。毛的玩法就是不断创造新的名词继续玩他的完美犯罪这个心理战,文革是他再次回到神坛。而“社会帝国主义”大帽子盖在苏共头上还可以赚取国内人民的支持率,反过来说,这正是中共自己追求的目标之一,即“社会帝国主义”。直到习近平政府,中共俨然一个共产主义国际老大哥地位自居。它的崛起也是中共自我盖棺定论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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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中共再也没机会一拍脑门决定人民生死

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置全国农民于死地,对此,农民们开始思考共产主义这个万恶的体制,只是敢怒不敢言。记得我父亲说我爷爷在大炼钢铁那年,大冬天整日要在河里捞铁砂。我说,有工资吗?父亲气愤地抬高嗓门说,“工资?哪里有工资?能吃一顿白米饭就万幸。”意思是连一碗白饭都混不进嘴。

人民公社之后的大跃进迫使人们求生的本能被激发,地方各省市再也无法按指标完成任务,对此,湖南地方政府开始造反,对中共提出不同看法。1959年,湖北省经济工作会议中有人在小组讨论发言中说:“1958年犯了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而这个由地方政府给中央戴的“左倾冒险主义”这领帽子很有意思,这直接指责毛泽东是赌徒心理,国家大策靠一拍脑门的个人喜好决定,赌上的不是毛的生死,而是全国人民的生死。当说到“大办钢铁是得不偿失”、“一面说跃进,一面饿肚皮,怎样也不好解释”等这些话时,实际上问题已经很严重,因为全国每天都在死人,人人自危,你共产主义再好,谁愿意饿死家中?怎么样都不能自圆其说,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只有到了中共不能自圆其说的时候,事情才有转机。因此各市、县级领导人对1959年的生产指标,都是“保险、再保险,多一斤也不接受”(见《大跃进》)这实际上是地方政府不再冒进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创建的人民公社就是中共国一个庞大的集中营。另据各方估计的数据,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大饥荒共造成了中国大陆1500万至55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被广泛视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也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之一。(见《三年困难时期》)到此,人们还有一丝理由相信中共会代表人民的利益吗?他只能制造出一个更比一个大的人类灾难,给人类社会带不来丝毫的贡献和文明,唯一不同的是他会让人类看上去是自然死亡,如眼下流行的中共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超限生物基因战。

从历史角度看,大跃进亦是毛泽东针对人民的超限战,又是完美犯罪心理使然,因为中共在一切运动前都冠以“国家利益”和“代表人民的利益”为口号。时任中共国家主席刘少奇认为这种意识形态玩不下去了,对此作出严厉批评说:“大跃进错误严重,这次总结经验是第一次。以后每年要回过头来总结一次,总结一次,修改一次,一直搞它十年,最后做到这个总结符合实际,真正接受经验教训,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这是刘少奇这个中共吹鼓手在回湖南乡下调研的结果,可谓震惊,震惊同时,对毛作出严厉批评,其中说要“一直搞它十年”,直到“不再犯大跃进的错误为止”。刘的意思显然有彻底打倒毛的态势。他还说,“历史上人相食,是要上书的,是要下罪己诏的。”(见《大跃进》)而“人相食”和“罪己诏”则指出了大跃进带来的大饥荒中出现人吃人现象,而“罪己诏”则直接指毛泽东自己要反省并向全国人民谢罪。大有发起更大运动把毛钉上历史耻辱柱上,只可惜刘少奇很快被撤职、开除党籍,然后文革全面爆发。

历史的戏剧化在于当时的苏联正在朝着解体的方向发展,而中共似乎阴差阳错大搞倒行逆施,全面发动人斗人、人吃人的文化大革命。这和现任中共习政府情形高度吻合。超限生物基因武器就是习近平进行“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利器,并且自嗨了以后又正在加速扩建其生物武器工厂。但历史绝不会再给中共自己叫停大跃进的机会,也不会允许全面文革再次发生,而一定是被新中国国联邦的正道主义力量给击碎、脆断。

2021年4月20号写于东亚

参考引用: 

人民公社 
大跃进 
晓天访谈 
郭先生 
三年灾难 
中苏交恶 
三年困难时期 


免责申明:本文只代表作者观点,与GNews网站无关。

校对: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東洋武士
责任编辑: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文小白
发布: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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