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云长天时评50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学理论践行者——案例十九 :(3)毛在“思改反右运动”中的大屠杀

作者: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捆绑CCP一千年

前言:国家资本主义一词被西方社会拿来称呼中共国应该是从胡锦涛时期开始,但中共国家资本主义的定调是和中共所坚持的共产主义有着不可切割的关系,首先,人们都不会否认,任何一个极权国家,他们的权力机构或那几个人和家族最想要的当然是集万民财富于一身的极端自利主义的产物,这就自然导致他们利用国家之名行盗国之实。当财富绝对控制在极权手中时,自然是不许创造财富的劳动者享受财富,由毛时期的新型奴隶关系到现代奴隶制的升级,中共从未和农民、底层社会劳动者分享过财富。 

一、公民身份在生产关系中易主

当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对知识分子进行思想改造的同时,对工商界和农村土地所有制进行改造的行动同样急迫,即史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笔者说过,“改造”一词带有明显审判的性质,这里重申,在毛眼里,所有人都是刑事犯。但共产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进入现代化以后,手段更加高明,一些刺眼的名词被替换,如“改造”变成“改革”。但李克强总理在2013年一次的讲话释放了这一信息,他说,“改革是‘自我革命’”。准确解读是,改革就是国家机器革新中国人的命运即改造。 

因此。“思想改造”当然就被“与时俱进”所取代;思想改造被“新时代共享模式”所取代;思想改造被“学习强国”所取代等等。因为中共国人从来没有看到人们的思想与时俱进过,而那个“时”就是现代文明时。但中共的做法却是背道而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又当作何解?习近平的国有化和极权化就是这个名词的替代品。对农、工、商的生产资料所有权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果即所有权易主。毛既然允许你在土改时从地主手上抢来土地,毛也可以随时要回土地。其实毛本身就是地主之心。既然允许农民抢地主土地、革地主的命,主要是要人民手里同样沾满人民的鲜血,这样,日后人民就自动失去反政权的名义,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也沾满鲜血。这就是毛的完美犯罪心理。农民土地收编后叫生产大队,所有农民再次成为“长工”,只是地主身份转到了中共这个世界最大地主手上。玩的依旧是普天下莫非王土的概念。同理,私营企业以党支部的形式被收编,以交出管理权的形式即国有化,如现在的阿里巴巴等。现实再次证实了中共的完美犯罪,无论谁来主政,民间财富永远都不属于民,民只是代持的鸬鹚而已。当民营企业作为有价值投资的生产资料时,你就是那个被招安的宋江,你就是那个代孕者和白手套。中共玩的是典型的过河拆桥。

生产资料所有制运动起于1953年,如笔者上述所言,“其目的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性质。”这个生产关系被改变即生产所有权易主。由个体流转为集体,由集体流转为国家,在这个所有权易主的过程中包括工人生产力的易主。因此,笔者认为,所谓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隐蔽下的国家资本主义于1956年底基本改造完成。直到80年代初期,工人农民的生存权仍在以“工分”作为衡量一个生产力贡献者的基本物质获得权益。而这就是马克思之流的魔鬼理论,认为农民以赚取公分换物质就是无产阶级工人的资本积累,货币积累则是资本主义产物。马克思认为当农民这种廉价劳动力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工分就是他的资本,也需要对其共产化。因为共产主义本质就是不允许个体拥有财富。在他们认为,穷人每天必须要以劳动为生,但穷人的劳动价值积累需要靠价格杠杆来控制,只有始终保持其贫困才能刺激他们不断工作。而穷人在不断劳动中实现了独裁政权的完美犯罪过程,因为他们只能埋怨自己命运,却不会想到去谴责政府。但需要注意的是把握社会压力反弹的底线,政府需要适度缓和这种贫困带来的社会压力是明智的,即中共政府经常说的“利好”,若想要加以改变这种贫困状态则未免愚蠢。赵紫阳就是试图改变这种状态的人,而邓小平则懂得利好的上限在哪里。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本质,但习近平暴露了共产主义的本质。

马克思最邪恶的地方就是将资本与生产关系和资本家与生产力的关系倒置,认为是资本剥削了生产关系,其实,资本一直都是劳动者创造的财富,而事实上,现代资本家也支付了劳动者较为合理的报酬。共产党却把这种资本主义高福利制度认为是生产力的浪费。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相对于共产主义承诺的大同社会,小康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通过高福利的方式早已实现了。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们认为生产关系处于资本的最高分配和交换地位。当时的中共国“政府认为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基本建立。”(见《维基百科:生产改造》)极具讽刺的是江泽民宣布,“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宣告意味着中国人将长期处于贫困的压迫中。只是生产价值的积累变成了随时贬值的货币。这个时期,中国公民身份也悄悄变成了“居民”身份。 

生产资料所有制(权)被易主实际上是中共举国之力消除公民身份的举动。基于这一点,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身份的确定在于公民在财产与自由之间处于何种关系的问题,即所有权对一个人是否成为自由人的关系。换言之,所有权取决于公民还是集体(公有)所拥有的问题。希腊人把失去自由作为衡量奴隶制的主要标准,对亚里士多德来说,“自由就是属于自己,成为自己的人,而奴隶天生就是另一个人的财产。”(见《哲学》)由此可见,中共国人有权利主张自己的身体和自由分配自己的财产吗?计划生育使我们被迫节育、堕胎;现在接种疫苗也被强迫,因为你的所有都属于公有资产。 

二、农村合作社卷土重来

在中共国人看来,上世纪50年代的公有制似乎一去不复返,中国人自己觉得俨然过上半资本主义、半自由市场经济时代。然而,奴隶的命运不等于不能吃肉,古以色列人认为在埃及为奴时期也有肉吃,要知道吃肉好比给机器加油一个道理。现实问题是,中国5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人们普遍吃不饱,自然灾害与水灾不断,毛的首要任务是主抓运动,在他看来,生命不息,战斗不已。因他眼里,即便尸横遍野都丝毫不会影响毛的“双休”与红烧肉和武昌鱼的生活质量。 

合作社即人民公社,最早由英国乌托邦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提出,中共国在六七十年代农村推广的农业合作社模式,于80年代取消。为了读懂毛的合作社怪胎,不妨把视线移回到当下。共享经济模式一时间在中共国响彻大江南北,合作社就是这样的共享模式,而这正是50年代末形成的国家资本主义,即生产所有权易主后形成世界上最大的新兴剥削阶级——中共政权。而“共享合作”只不过又一次测试完美犯罪心理而已。 

据新华社报道,“今年3月8日,汇川区启动‘党建+星级合作社’示范创建,按照以党建引领农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建设标准化……成果共享化‘一领五化’工作思路,探索村级集体经济合作社评星定级机制。”可见生产大队的集体经济模式再次被启动,而现代模式下的“集体经济发展以‘书记工程’‘双培养工程’等为载体,持续在产业链、合作社上严密党的组织体系。”(见《新华社》)中共在这些概念中融入了太多的政治词汇,它注定不是什么经济惠农模式。不过,中共的每一项重大举动都在其长远规划、周密部署、完美犯罪心理下完成的。比如,在捂住你的耳朵和眼睛下,告诉你,带你去吃鸡,谁不乐意啊?到时候,鸡肉是吃了,可谁曾想到,下一个待宰的鸡就是自己啊? 

当你走进死刑犯监狱之后,你还有选择吗?你连拒绝打疫苗的权利都没有,如果可以选择,你所要做的只有在监狱中寻找生存或逃生的可能,而不是抗拒。但,试想一下,中共在新的技术下将这些陈旧的概念加入高科技后,新的合作社在区块链技术驱动下,远比毛时期的合作社更具破坏性。怎么理解?“区块链+党支部(村委会)+合作社(村集体)+农户+农业供应链+金融机构的运行模式,提升农民在数字化治理中的体验感和获得感。”人们似乎只听懂了“获得感”这一概念,农民在新型高科技合作社模式下究竟有怎样的获得感?我们看看以往农民命运即可知道答案,但总是有人去信,在所谓分红的诱惑下,似乎不会有人拒绝的。

中共处心积虑创建的数字化合作社模式基本上将所有参与的农民资产数字化以后已经就不属于你自己了,按照区块链技术特性,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共有制,因为“区块链产生的所有节点数据是共有的财产,不可能成为某些节点的私有财产。”这句话基本上就给合作社定性了。而毛搞的合作社就是共有财产。要知道区块链上每个节点不能有私有链上的数据,“如同某小区大门的锁链,虽然每一把锁的主人有自己的密钥,但整个锁链归小区业主共同所有。在区块链上,一切数据归全体链民所有,这就在逻辑上要求区块链系统一定是共有产权的。”(见《链闻》)该文作者这句“全体链民所有”则是一个偷换概念的欺骗伎俩,正如作者举例说明的那样,最后农民所有生产资料数字化后归“小区业主所有”。但在区块链合作社普及的漫长过程中,业主必须要拿出足够多的糖果来分红,这样才会更快速地推广这种数字社区模式。毕竟,链上的节点(人数)越多,社区才有控制价值。最后,区块链社区上的每一个节点即现实生活中的劳动者只要有谁不想玩了,那他基本上就寸步难行。这会导致你更加被孤立,比如现在推行的疫苗接种下的疫苗护照和疫苗身份。

在笔者记忆深处,从60年代到80年代,农民虽然可以自己种植粮食,但农民们推着独轮车“还公粮”的一幕幕场景永远令人难以忘怀。首先要记住的是,邓小平规定“土地30年不变”是邓小平香港50年不变的完美犯罪心理使然。仅就“还公粮”这一概念告诉人们,土地永远不是你的,只是借给你使用,因此,农民还公粮和商人纳税一样,因为每年还给中共的公粮是不会随着产量增减而变的,在多数情况下是减产的,父辈们辛苦而无奈地还完公粮后基本上所剩无几,彼此借粮吃成为普遍现象。这是告别农村合作社的结果,土地共有制合作社被邓小平宣告以不同的共有制取代后,如今,合作社接力棒传到了习近平政府后,新的共有制被区块链技术取代,人们将来不再有隐私可言,所有人都在链子上拴着。 

三、“肃反”与钓鱼之胡风不停

1956年1月31日,董必武在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全国委员会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向大会作“肃反报告”时指出,“在毛泽东主席的英明领导下,进行了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一系列斗争的结果,是全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的提高和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见《肃反报告》)这份报告“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论点肯定了中共毛泽东对人类“保守思想”灭杀的有力证据。在现代文明语境下,右派或右倾这一哲学术语向来代表进步思想,而在毛时代,则把整个进步思想的价值观进行了颠倒,也就是黑白颠倒。在中共认为的“进步思想”即杀人成性的共产主义,而这一点,世人必须认识到。董必武这次大会和习近平脱贫庆功大会、抗疫表彰大会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庆贺杀人有功。而另一面现实是,中共政府从未表彰过因为说真话挽救生命的人。

为了避免误会,略举一例,2020年轰动世界的武汉李文亮医生,仅仅因为他说了真话就被“病毒死”。类似例子举不胜举,一言以蔽之,即中共国的民间新谚语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共产党向来都不解决有问题的人,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所谓的反革命即心里还有一点良知的人仅仅是因为提出了问题;甚至仅仅是因为国民政府投诚的人;甚至仅仅因为你是文化人,你就是不应该活着,至少不应该活得好一点。怎会这样?相信仍有很多人不了解中共的邪恶,人们可以这样理解,因为中共国要庆祝建党一百周年,境内不能有穷人,所以他们宣布脱贫了。

在了解上述一些陈述性问题后,对毛泽东发动的镇压(肃反)“反革命”运动就应该有了理性上的一些了解,理解起来自然不会有困惑。“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简称‘肃反运动’,是中国共产党在1955年发动的一场政治运动,目标是肃清中共自己内部的反革命分子,运动在1957年年底结束。”毛泽东整人的伎俩就是自我树敌,将一些有思想的人打上反革命标签,再证明毛的“自我树敌”的证据在于整人的指标的制定,即“毛泽东将各团体中镇压的比例定为百分之五”(见《肃清》)这一点意味着按片区下定指标后若有完不成任务的就随意定罪盖帽子了。可悲的是这一惯例延续至今,而所谓反革命分子即中共政府、军队中的“自己人”。这和习近平政府经常性地清洗内部高干没有任何差别,就在3月14日,新华社报道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政法委副书记戴光辉被双开”的消息。京报网4月7日消息,新疆希尔扎提·巴吾东《勾结恐怖组织“东伊运”分裂国家、投敌叛变,新疆一官员十罪并罚被判死刑》(见《京报》)

笔者一再强调,中共玩弄的就是完美犯罪心理,这不是习近平的创举,而是毛泽东。在所谓大抓捕反革命运动中就是用假民主的方式方法诱导人们暴露真实想法,正如笔者上述所言,当你的真实想法暴露出来就是罪,他们管这叫“钓鱼执法”。这种诱导犯罪方法也是中共一直延续至今的执法手段。时间回到1957年4月。“《新民晚报》赵超构提出要‘鸣放’,对此毛泽东予以支持。”历史应该记住每一位中国人残害中国人的败类。赵超构何许人士?宋太宗的41代裔孙,可谓大文豪,50年代前后写过万余篇有影响力的杂文和评论。《新民晚报》主笔、主编,民盟成员。中国人都知道,实际上在延安时期,各民主党派都已经归顺共产党,他们不但不能为国家利益制衡共产党,相反,为了求得生存,帮助共产党迫害中国人,而这些文化人则直接成为中国人的食人兽可是毫不夸张,“备受尊重”的周恩来也是沾满鲜血的帮凶。而中共压倒性舆论宣传使这些人的形象伟光正起来也就不稀奇,因为中共只有一种声音,即完美犯罪的欺骗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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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及其子孙后代,永远都应该记住,毛泽东的政权完全是建立在血染的中华大地上,共产主义不但是乌托邦主义,它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式人兽政权。“依据解密档案,1955年8月-1956年底的肃反运动中,中国大陆共有140多万知识分子和干部被迫害,21.4万人被捕,2.2万人被枪决,总共死亡5.3万人。”(见《肃清》) 这还只是肃反运动的伤亡数据,而反右运动中,死亡人数是100万-300万。被打成右派,遭受各种迫害,仅夹边沟就有3000多名右派因饥饿而死,全国范围内的右派死亡数量未知,远多于300万数字。(见《维基百科:运动》)笔者认为,毛泽东是一个十分深谙人性弱点的魔君,完美犯罪心理则体现在魔鬼利用了人性生存、自私、胆怯、嫉妒、性、爱和贪婪的弱点。在白色恐怖下,迫使人求生的本能激活人性里面最毒的东西,即杀人自保,这就上演了文人互相举报、公报私仇的现象。这一现象在后来的“江胡”时代的文坛退化成为文人相轻的怪圈。举贤荐能这一优良传统彻底死了,可以说“胡风”不断地延烧。

正如笔者上述所言,这些人为了自保的一些激进的做法并未保住自己,文革中同样被迫害。而最大的人性弱点即假定所有人在某种无形的胁迫下,人出于“求生”的本能,接受了胁迫带来的恶毒的信号而杀人者并不能引起同情。一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在《人的弱点和责任极限》中指出,一名塞尔维亚人埃德莫维奇(Drazen Erdemovic)被命令参加对平民囚犯的屠杀。在一场大屠杀中,他服从并最终杀死了多达100人…他首先拒绝了,并被告知如果他不遵守规定,他将与囚犯一起被枪杀。然后,他顺从了。(见《人的弱点》)这个案例和中共国历任高官高度相似,这种人性极限并未在道德上迎来同情。中共高官如周恩来、李克强等人,他们非常清楚,共产党做了什么,但我们在无辜生命面前,即便是一个人无辜死去,也没有理由原谅见死不救、甚至袖手旁观,更甚者为了求生成为帮凶。人性的弱点似乎没有比生存更甚。若你能清楚地超越死亡的威胁,你就是一个不惧威胁的人。

笔者再举一个人性极限的例子,比如一个男人发现自己妻子和他们共同的朋友发生性关系时,男人激怒下打死与他妻子通奸的朋友。在打死对方过程中凶手聪明地邀请了他的妻子参与,她起先拒绝的,但仅仅在胁迫的暗示下她鬼使神差地参与了谋杀,成为杀死死者最关键一击。你能说她出于胁迫参与杀人可以脱罪吗?显然不能,因为她显然接受了丈夫的威胁,即如果你不帮忙,我连你一起杀死。她接受了暗示,即帮忙杀死他,或许丈夫原谅她通奸的道德问题。这里要说的是人在特定环境下,人性的弱点帮助了人作出不利的选择,即出于夫妻面子或自己生存的本能,没有选择报警或反抗,反而成为帮凶。类似这样的例子在中共国似乎举不胜举。

中共的刀笔吏远比上述情况还要坏,因为他们的口诛笔伐既杀灵魂又杀身体。而魔鬼杀害的只是人的肉体,他们的杀伤面积更广泛,这也是人们最不能原谅的就是文人充当刀笔吏之处。中共国对此类为人最为憎恨,他们进入毛泽东的生态圈以后简直就是进入食人兽王国。在大反右(反文化人)期间,一个可怕的事实是,笔杆子们纷纷以效忠的方式许下了投名状,他们知道,要运用笔杆子诛杀一些关键人物下地狱,才能保住自己,这是他们自己认为的那样,而事实上赵超构在随后的文革中同样被打倒。因为在中共这个组织看来,你既然会害人,那你基本上就是威胁到他们存在的隐患,除非你向郭沫若学习,将自己的两个儿子献祭给毛泽东,你基本上就可视为自己人,否则你的行为被视为阿谀奉承,别有用心。

在赵超构提出钓鱼法后,一些左翼刀笔吏们闻到了血腥味,他们所谓不满中共和风细雨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人士主张改用“大民主”,提出“大鸣、大放”,因此造成政治不稳定状态出现(见《鸣放》)可见,完美犯罪心理继续被广泛使用,那些主张钓鱼的人认为自己不是那个诱饵下的鱼的文人想错了,在巨大的清洗运动中,害人反害己的例子数不胜数,笔者之前有提到的如刘少奇、林彪等人即是最好的例子。在1957年5月16日,中共决定放手右派言论,并暂时不批驳。(见《鸣放》) 这个决定就是正式对文人进行诱捕,在放手言论后,文宣和媒体进行大肆渲染,似乎毛泽东开始民主了,可以言论自由了。这恰恰证明,在中共铁幕统治下,一旦出现一点言论自由的时候,人们反倒要更加警觉,因为这好比你相信陌生人给你糖果吃一样不安好心。中共国人的悲哀就是在此,往往有很多人认为是真的民主了,往往很多人信共产党真的一心为人民了。似乎过去的伤痛、以往的苦水变为甘泉,纷纷起来感谢党和政府。如笔者亲历所见,你可以从邓小平时期开始捋一捋思路,你几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脉络,即“邓酸甜”“江臭豆腐”“胡不为”“习屠杀”是不是吃完“毛血洗”后邓小平给你安慰剂、糖果吃,即便如此,江政府的腐败带来的臭豆腐在大街上仍然很多人抢着吃啊。而胡“不为则为无为而无不为”中可以继续啃主人掉下来的骨头,偶尔还能喝点鸡汤,但到了习政时,又开始大屠杀,而且是屠杀全世界啊,经济彻底崩溃,老百姓哪有喝汤啃骨头的份儿?为此,悲哀吧!

中共国人已经醒了的人继续装睡是一件十分恐怖的事,由此,你可以知道,参加爆料革命,加入新中国联邦,对于装睡的人似乎永远都只是在那里满足于别人告诉他真相,知道真相后说一句,“斯大林比毛,比习杀人还要狠,”接着又睡着了。这不是危言耸听,笔者身边不乏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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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整垮的“精英”失语的国度

当笔者在给该文下结论的时候,未免片面,但人们可以通过思考得出自己的答案。即为什么最有可能反毛的周恩来却只顾左右逢源,只求苟活呢?为什么刘少奇、林彪文革中叫得最欢,却死得那么惨?而邓小平为什么在屡次打压后重登权力巅峰,掌握巨大权力的他为什么没有做出实质性的变革?正如笔者之前所说的那样,人性这个东西真的非常复杂,有多少人在权力欲面前可以保存自我完整的人格?精英们在反右与拨乱反正运动中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打痛了你之后再安抚你几句好话即可归顺?值得关注的是,被平反的右派并未得到国家赔偿,真可谓整垮的“精英”在中共体制内成为失语族的过程难道不是潜移默化地流失中国人的精神吗?

一个显然的问题是,在肃反和大反右运动中走过来的老知识分子们在谈论敏感的时政问题时,自然地压低嗓子或三缄其口。你不得不学会在这种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这种生存能力随着时光的推移,人性的光辉越来越弱,这是灵魂与肉体分离后渐行渐远的结果。久而久之,知识分子的知行不能合一就是人格分裂具体表现的一种。

当我们的思路从毛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中走来后,你会发现,中共在思想领域极权的表现在于将所有的人性进行“同一性”管理教育,即中共一再强调的“统一思想”,这就和反人类的犯罪手段相同了。因为中共自毛泽东以来,他们已经打造了一个庞大的完美犯罪心理的教育体系,在这种精密的完美的思想改造体系中,中共国的人性中的差异性已经被同一性取代,而这个同一性可以用“阿Q精神胜利法”表示,每一个个体在遇到打压和挫折后只需自我安慰即可笑逐颜开。一个更为普遍的现象是,人们一面憎恨中共,一面为了中共组织上能给他一点露脸展示自我的机会感到荣耀;一面谈论着疫苗的恐惧,一面英勇无畏地接受疫苗接种。这种不可理喻的人性同一性的自我残害上演到了极点。而作为人性的自我条件反射性的反叛完全被超现实理性所取代,这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中共想要的人管人的庞大思想生物链一样的网络,这正如社科院一位专家所言,“任何系统接近完美操作性,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民族的创新性和反叛独裁者的精神荡然无存,这就等于宣判了一个民族的灵魂已死。该文作者继续指出,“在追求总体完美就是追求总体背叛,追求绝对可靠就是追求无可挽回的衰退:一切相关的能量都在走向自身的死亡。”笔者对其提出的“整体的背叛”观点感兴趣,而现实是中共长期对人性改造的过程中诱导了人们背叛整个民族国家,即在民族国家利益面前毫无作为。出于中共在行政各级领域中上级要求下级的“绝对忠诚”的原因,就是一种总体背叛后的集体走向火葬场的结果,就是整个民族走向无可挽回的衰退结果。

中共国人的一切精神的衰退在抖音里得到充分写照。在这种完美绞杀人性的过程中,人们会不自觉地服从国家机器的统治,并会不自觉地进行对他们的人性监督,即如果你的想法和我想得不一样,我们就会嘲笑你,愚弄你,以至于你会收回你的想法,或者闭嘴。因此,中共在对中国人的人性进行了长达七十年的改造后,人的思想的同一性早已被写入你的基因,改变你的遗传密码。不仅如此,中共习政仍然认为人们还不够顺服,认为受到现代西方“邪路”的影响,需要用疫苗的方式直接篡改人体基因的遗传密码。即《非典非自然起源和人制人新种病毒基因武器》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基因治疗作为武器(gene therapyas a weapon)首先要了解基因治疗的原理,基因治疗:是以更换或更换缺陷的基因使人的遗传组成发生永久性变化以治疗某些疾病有益于人类。”然而,制造生物武器的思路则可以反向使用,插入致病基因。“生殖细胞DNA的变化均将遗传至下一代,而这种插入致病基因的实验即载体病毒,如逆转录病毒(HIV可代表)痘苗病毒等可永久性整合进人类染色体。”注意,一旦中共疫苗基因武器植入人体后,将永久性改变你的遗传密码。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共必灭的原因。此时此刻,中共已经知道了他的死期临近,便搬出俄罗斯出来站台,写出一段莫名其妙的文字和视频报道来企图混淆视听,说什么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表示:“世界各地出现了越多越多美国控制下的生物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多分布在中俄边境附近,周边地区还曾爆发当地不常见的疾病。……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美国在各地生物实验室里开发生物武器。”(见《新华社:中俄》)这种语焉不详、莫名其妙的说法只能是力求在被斩首时洗脑墙内老百姓为他们所谓爱国捐躯。这种算盘只能是进一步错算,人类文明到了该结束中共反人类政权的时候了。而拯救世界也就在此一击。

2021年4月10日写于东亚。

参考引用资料: 

维基百科:运动  
区块连合作社  
维基百科:生产改造 
新华社 
哲学 
链闻 
肃清
鸣放 
肃反报告 
京报 
人的弱点 
社科网 
新华社:中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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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東洋武士
责任编辑: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文小白
发布: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煙火1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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