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云长天时评49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学理论践行者——案例十九:(2)毛的首要任务是改造人性

作者: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捆绑CCP一千年

前言:毛泽东政权的建立堪称史上绝对的反人类纳粹政府。自政府建立以来,毛篡夺国家机器后立即开展了对中国人思想、文化的阉割运动,即史称“思想改造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胡风运动”等一系列改造人的思想运动。仅1949年到1953年,建政五年来,大的政治运动五起,有些运动是反复交错进行的,如“胡风运动”,从1952年持续到1956年。幸存下来的文化界教育界还有精英吗?教育还有未来吗?从中共这70年的科技、文化领域毫无创新成果而言,中共国对人类文明毫无贡献可言,带来的只有毁坏,而非建树。

年轻的读者大概已经明白,为什么五十年代的中国人饿肚子,因为建国后,毛泽东不是立即抓生产、抓经济,而是主抓如何撕毁“人的灵魂”工程。五年五场运动,哪里有时间发展经济?这个时候的农民也好,知识分子也好,几乎可以说没有一个幸免的,正如当下习政正在进行中的“疫苗运动”(笔者杜撰的词)一样,各单位、各社区必须全民疫苗,做到能打的都要打,以身体不适为由不是自己说了算,需要医生来裁定你是否真的身体不适,大概只有很少的人能幸免。但不打疫苗的人很快将变成“非法居民”身份,很多社区和商场等和生活有关的必需场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都将限制你。

70年后的中国人似乎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手里钱多了起来或知识多了起来,就一筋斗翻过如来佛的手掌心,最后仍然被中共的手掌强有力地翻转压在五指山下不得动弹。这就是中国人的命运吗?如果是为了殉国,可以轰轰烈烈地起来反抗,结果只能是被消失,但新中国联邦对此坚决说不。中国还有亿万万有良心、有勇气的人没有向CCP跪下。我们正在奋起反抗,且即将来到胜利号角吹响的时刻。为此,笔者认为,在进入新中国联邦之前,中国人有必要更多地认识中共政权的一些运动,以此警示后人,这些运动没有一个是出于正义的、合法的。

一、反智与反国民党残余势力

所谓思想改造运动即反智运动。主要目的是毛泽东巩固权力,清除有思想的人。毛泽东(以下简称毛)认为,一方面,这些能担当国家大任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多都是海归派,虽然“错误地”追随了共产主义,但思想仍是较为自由和独立的,而自由与独立之精神在毛眼里犹如两把利剑,随时有可能插入他的心脏一般;另一方面出于自卑和权力欲使然,在毛看来,若不把这些人的思想打掉,变为可用的奴才,就宁可斩首示众以除后患,因为这些人很可能会第一个起来推翻他。于是,思想改造运动就成了毛进一步稳固自我权力的运动。这也是笔者之前文章中提到的对人性的异化过程的完美犯罪。

(一)思想改造导致人口减少

思想改造一词是针对刑事犯人的专业术语,显然,毛将所有人当做犯人,从这一定义上讲,一点都不为过。思想改造运动起于毛建政后第一任北大校长马寅初。毛认为马寅初在北大设立政治讲习班对知识分子自我批评不够,未能把政治立场与资产阶级批判的思想对立起来,是一种资本主义残余的自我保留行为,这有违马寅初的初衷,便上书周恩来。而这一运动就是由周恩来负责。因为在毛看来,周的思想更需要改造,由周来领头改造毛认为需要改造的对象,这种人斗人而自我斗的过程在毛看来岂不是其乐无穷吗?

马寅初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人们只知道马寅初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遭到毛的反对,相信有很多深层次问题需要研究的。马寅初1910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学士学位,1914年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担任毛政权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在他的推动下,1953年实现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数据根据中共国国家统计局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的数据为“全国人口总数为601,938,035人”。笔者翻看了民国调查人口记录,民国三十七年即公元1948年,数据显示为461,000,000。有学者称此数据有极大争议(严重低算了)。笔者在比较中共国国家统计局给出另类数据显示,“用其他办法调查的人口为27,732,095人。”(见《统计局》)这个数据似乎靠谱,按毛泽东杀人的速度,加上战乱死去的人以及各种因素非正常死去的人,估计也就2亿至3亿人口。毛建国后人口数据不可能比1948年的民国人口数据高,而且仅仅5年就高出两亿人。笔者前文《中共在土改中杀害几百万人》一文中说过,仅土改运动中就死亡这么多人。这五年毛杀死的人数估计和新生儿数量持倒挂现象,至少不会猛增。但这立刻会和笔者下面所提到的数据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人们如何看待马寅初的人口论而引起毛的杀心呢?尽管如此,这或许是马寅初遭到毛反对的主要原因之一。

马寅初作为在美国考取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思想又是怎样被洗脑的呢?这令笔者很感兴趣。马寅初于1957年7月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控制人口增长,这可以说是中共政权第一部人口学专著,又是第一部科学的人口问题学术调查报告,却在反右运动中遭到全国性的批判。为何无功反倒引来横祸呢?

“马寅初1960年被迫辞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并遭到软禁。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拨乱反正期间获得平反,1979年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从马寅初的经历看,尽管获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但他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没有在批斗中认识到共产主义本质问题,而是在认识中屈服于共产主义。

如果说,马寅初一点思想性没有是不客观的,马寅初在人口问题上和毛泽东有过一些激烈的辩论,可见一身老骨头,这就是他那点可怜西方学术自由残余思想作怪,岂不知,毛根本就是一个反自由、反智恶魔呢?在《马寅初与毛泽东的人口问题论争》中有段话这样说的,“1954年,他以人大代表的身份第三次回浙江农村调查,走访了10个县的20余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围绕人口问题进行全方位的比较分析,写出了调查报告。”此时的马寅初一代人大代表还是民国思维,认为自己真的是代表人民,做认真调查,结果一连喊出三个“不得了”:“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人口增长速度快得不得了!这样发展下去简直不得了!”(见《人口问题》)作为留美学者,对于人口自然增长问题如此敏感,这不是西学思维,正常的生育政策当然根据国土资源作出政策引导是正常举措,而不是以反人性的行政手段来控制。

马寅初的三个不得了实际上是毛政权统一大陆后带来五年的非正常稳定期所致,而这份报告仍有巨大的不完整性,因为他所调查的主要分析数据只是沿海东部人口稠密地区,缺乏中部和北部地区数据,是不足以支撑一个完整的科学报告的。尽管如此,马寅初的“三个不得了”其实只有一个不得了,他基本上反映一个事实,“人口无序增长后的粮食危机问题如何处理”。这才是马寅初看问题的思维逻辑,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寅初,不去建议毛发展经济迎接建国带来的婴儿潮,反而要求控制人口。也许是时代认识局限性,按现代人思维逻辑看,当然是要做好政策的引导与多生不如优生的奖励机制和避孕的宣传,包括引进避孕工具等。

笔者根据中共国另一份数据分析看,马寅初1954年的人口猛增问题,随即被后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打击了人口增长速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国大陆人口约5.4亿,”这个数据进一步论证了6亿多人口是严重虚报的问题。但“1959-1961年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大饥荒)产生的饥荒导致人口下降外,直至197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人口保持每年2%以上高增长的态势。”(见《大陆人口》)马寅初人口报告四年后,人口增长问题被人为地刹车了。

但马寅初态度坚毅,认为坚持真理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便下定决心也要和毛论战。这也坚定了毛自己的看法,即知识分子的硬骨头不折断,他的伟大领袖这把龙椅绝对坐不稳。于是毛泽东派人放出话来:“马寅初先生不服输,不投降,可以继续写文章,向我们作战嘛!他是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嘛!”马寅初老当益壮、风骨依旧,他公开表态迎战,铿锵有力地说:“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值得注意的是,马寅初的“六个不怕的刑罚”中,显然那时起开始普遍使用了,而“国家”和“真理”显然是党国和马列主义。但那时没有一个人能看明白“毛泽东劫持了国家”的问题,效忠国家便是一句空谈。后来被监禁,直到邓小平执政才被平反,恢复人权,担任北大名誉校长,马寅初的问题才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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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高校思想洗脑与肉体摧残同步

中共于1952年1月4日,发出《关于立即限期发动群众开展‘三反’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宣部机关刊物《学习》杂志连续刊出于光远、许立群、艾思奇等人文章,“炮轰”资产阶级思想,以体制及权力强迫思想转变。1952年以来,“三反”“五反”运动即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戏,又是一系列运动中的一个项目,都是思想改造运动中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中共对人的思想改造是长期且持续性的,70多年来,中共一直都在把人民当作刑事犯一样,而思想改造运动前沿战士即文艺兵,以文章炮轰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敌人,以文章为武器,批判任何他们想批判的对象,只要是以捍卫毛主席为由,一切都变得那么畅通。在那个弯曲悖谬的世代,他们不但实施了完美犯罪行为,而且在运动中打击了自己嫉妒的对象。思想改造运动往往伴随着肉体的摧残,以各样奇葩的刑法迫使你在改造中认识到自己是“罪人”,最终愿意接受党组织的改造。即便当今的中共国,审讯异见人士,何尝不是这样。对待正常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如此,比如正在进行中的疫苗接种,最终可能发展成所有人都必须被强制执行疫苗注射。死了、残废了也没人会管你。有区别吗?笔者多次强调,中共政权一直都是非法存在,任何人对他们有任何侥幸心理,你肯定会成为待宰的羔羊。

1,毛泽东对学校进行灵魂与肉体的摧残

最令人感到羞辱的思想改造就是对学校师生的羞辱。1952年的教育部堪称唐朝内侍省,其官员即宦官,强迫教师脱光衣服“排队洗澡”。时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指示,“尽量用热水烫这些人,只要烫不死就成。”(第一任教育部部长马叙伦任期1949—1954)这种画面感太刺激人了,因为排队没人啊,后面的人看着正在被汤的人哇哇叫,情何以堪呢?出来差不多退掉一层皮,最狠的居然是精神烫伤,“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一次又一次地作检讨,一面用广播、大字报揭露他们的劣迹,一面发动许多青年党团员(助教、学生)给这些人‘搓背’。”这不就是精神和肉体双重烫伤吗?有谁可以忍受?活下来的都没有思想了,失去灵魂了。笔者在想,难怪总有人动辄中国人就这么坏,这话最好不要去说,如果你了解中共国历史,你看我们的父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求生过来的人,他们的基因都发生变化了,包括对子女的教育和言行,影响几代人,这就是中国人现状,说“中国人就这德性”的中国人真的是要小心,因为他们、我们都是被当作犯人一直在接受“改造”,“相煎何太急”呢?因为他们“在检讨会上通不过,再跟到教师的家里去,观察他们的言行,只要有一言半语不合,第二天在检讨会中再加上新的罪名。”到1952年秋运动结束时,91%的全国高教教职员工,80%大学生被接受“思想洗澡”(见《维基百科:运动》)“思想洗澡”即思想改造和70°左右高温的水洗澡,在魔鬼面前接受着灵魂与肉体的洗礼。

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无论是自愿的归属还是被迫地依附,知识分子集团在这个运动中的表现,说明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成为革命中造就、革命胜利后迅速扩张的新的思想权威的奴隶,他们在五四中获得的以精神自由为核心的主体意识和独立品格正在消退……其独立精神已基本上被摧毁,再也没有恢复。”(见《思想运动》)

2,抗美援朝成为“镇反”完美犯罪的标准案例

1950年10月8日,即建国后的第二年,毛泽东为了清除收编国民党残余武装,悍然发动抗美援朝战争,于10月9日连夜让罗瑞卿、彭真等人到中南海,要求他们连夜起草一份镇压反革命的文件,这就是著名的《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即“双十指示”。

这个《指示》被习近平政府于2011年10月10日做了大量修改并重新发布,大概是故意在“双十”这一天篡改了毛的指示,认为解放后,中共国存在大量“政治土匪”和“政治恶霸”等反党分子,认为政府对其“宽大无边”的政策必须停止,要求全面且大规模镇压。(见《国新办》)而毛泽东的意思是,“现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了,财经问题基本解决了,因此不要浪费了这个时机,镇压反革命恐怕只有这一次,以后就不会有了。千载难逢,你们要好好运用这个资本,不仅是为了杀几个反革命,而更主要的是为了发动群众。”(见《维基百科:镇反运动》)显然习近平政府故意回避毛这个抗美援朝的“千载难逢”历史时机,有意突出“发动群众”。而对刘少奇说的话更是不提,刘少奇说,“抗美援朝很有好处,使我们的很多事情都好办(如搞土改,订爱国公约,搞生产竞赛、镇反等)。”刘少奇(简称刘)的意思是,镇压反革命在各地方遇到阻力很大,有的公报私仇,乱杀无辜,但抗美援朝可以转移许多国内矛盾,意思是对外利用抗美援朝借刀杀掉国民党旧部,对内镇压,利用制造抗美援朝的爱国浪潮来掩盖土改和镇反的喊冤声和抗议声。“如果没有抗美援朝的锣鼓响得那么厉害,那么土改和镇反的锣鼓就不得了了。这里打死一个地主,那里也打了一个,到处闹,很多事情不好办。”(见《维基百科:镇反运动》)因此,看得出,刘少奇是在和毛泽东比杀人啊,而且整个镇反运动可以说杀人如麻,仅朝鲜战场死去的人数90万之多,国内在1950到1953年间,中国共产党总共对于2百万至5百万人进行了军事清洗,所有反抗在1953年后平息。中国共产党因此铲除了反对者,巩固了新生的政权。(见《维基百科:镇反运动》)

笔者也不得不悲观地反问,一个纳粹集团到底要用多少中华儿女的鲜血来祭奠它?现在习近平政府发动的超限生物战下,需要用全世界人的鲜血来祭祀中共政权吗?仅美国已经付出50多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且死亡数据仍在继续增加,全球死亡人数也无法估计。中共发动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没有硝烟、看似自然、无法定罪的完美犯罪,刷新了全人类文明的认知,这一切生命的逝去,是时候终结它了!

3,对新疆的改造

由于新疆伊斯兰教一神论教义,从信仰上是不能服从无神论的中共专制政权的,除非中共搞联邦制,允许有极大限度的自治权,而不是现在的伪自治区。为了解决新疆不归顺的问题,1952年,新疆地方武装乌斯满·巴图尔及其亲信组建了一支“新疆反共复国军”,旨在脱离中共领导效忠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行动。被镇压后,中共政权便在新疆实施了长期且无间断的镇压活动,直到习近平政府将不听话的新疆人大规模地关押在新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新疆集中营。这一招当然比毛泽东时期要凶残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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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深谙民族宗教问题十分辣手,指示派驻地方官员,要妥善谨慎稳步推进在新疆的镇反工作。但这并非认为毛有恻隐之心,只不过手段更加高明而已。为此,毛在1949年5月17日为中共中央起草《对新疆若干工作方针的指示》,指出:“在新疆农村消灭地主,实行土改是一个坚决的革命的进攻,不容动摇。但在实行这个进攻的具体步骤上,必须十分慎重,切忌急躁,必须准备充足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去实行进攻,以便获得全胜。”这便是毛在和平时期迅速将热战转化为超限战,即在新疆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进行思想改造需注意把握民族情绪反抗度,需要用温水效应做到逐步循序渐进地改革,而不是“烫不死”就可以,即新疆人感到烫痛了,需要给他止疼药,而对待自己汉族人,则顾虑少多了。毛认为,“在新疆实行社会改革,充分地估计到民族和宗教的特点,有意识地在民族和宗教问题上做一些让步,以换取整个社会改革的胜利,是完全必要的。”(见《人日》)因此,毛要的是整个新疆人的顺服,而不是强权下的顺服。但派驻新疆的王震和习仲勋就山高皇帝远,大开杀戒就成了镇压新疆的实际政策。尽管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新疆分局书记王震、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提出:应‘保留清真寺、拱北和喇嘛寺的土地’。”(见《人日》)并非毛泽东的仁慈,如笔者上述一贯申明的立场,毛是需要在新疆取得思想改造的彻底的胜利,因他知道边疆和宗教韧性的重要矛盾性。相比习近平对疆政策,完全不理会“让步”的战略艺术,这就迫使中共加快了自我灭亡的速度。

中共对新疆问题处理主要在宗教问题上,而对于基督教的改革就显得顾虑少多了,他们采取逐步侵入式地针对教义进行渗透,使基督教群体在教义上失去其灵魂效应,对其社会和政治体制无法形成“金灯台”的真光作用,这样的一种宗教的存在就变得只有简单意义上的道德驯良,而非先知性的批判精神。这是中共施行的一贯思想改造的把戏,可以说,思想改造成为中共超限战的起源问题,因为中共对付人的思想问题是上升到战略的高度,你可以理解为中共一直在进行人民战争,只是人们在嬉笑怒骂和眼泪中被体制化的过程而已。

中共政权最惧怕的就是人的思想,对于思想改造,在建国伊始就这样规定的,在《改造思想 改变习惯 改进作风》中强调,“每个党员从加入共产党起,就应该有这么一个认识:‘准备改造思想,一直改造到老’。强化逆向思维、立体思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见《人民网》),看看这是什么?“逆向思维”这一概念并非徐德忠《非典非自然和人制人新种基因武器》一书首提,而这以超限战争形式也是毛的首创。超限战的特点就是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其看上去是自然的非明显暴力的主动侵入式手段就叫超限战。而思想改造运动的前提是政府认定所有中国人都认可“共产主义”,那么毛泽东思想已经成为新的话语权和精神武器,在这一前提下,一切不符合毛泽认为的共产主义思想都是需要改造的,并且自我批评就变得看上去更自然。在国家机器面前,人们真相信自己思想有问题,这才是核心问题。

二、毛泽东才是反党反国家罪犯

如果说,“三反”“五反”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产物,那么,中国人一定不陌生中共国2016年提出“打老虎”和“打苍蝇”的反腐败运动的口号。这个政治运动口号不是习近平的创举,他就是出自毛泽东时期的三反五反运动。我们从现在来看,人们很明显地看到,反腐败并不是真的,而是清除异己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延续。正如笔者前述,中共一直将人民当成刑事犯进行改造,并且从幼儿园抓起,从教师抓起。对中共国人们的思想改造一刻也没有停止。

70年了,我们的基因不需要再被人为改造过程中进行自然传代实验,明显人性的光辉越来越弱,连中共自己也认为失去战斗力。但新中国联邦对此说不,如今,消灭中共恶政已经不是一句口号问题,而是一个可看见的不久的将来就要实现的问题,或许速度快到超出我们想象。

我们要明白,中共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值得肯定的东西,唯一留下的是需要进行大规模、全国性的启智教育的重任,这必须要把中国人的心拉回到正常人性上来,叫人认识什么是我们应该坚持的爱国观,什么是我们应该批评的。为此,我们需要认识毛时期如何进行了反人类教育,这对我们启智教育非常重要。

毛认为,找到贪污腐化根源在私人工商业阶层,“其中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共认为,私人工商业者对干部行贿,骗取国家财产,于是需要在工商界开展整肃运动。”(见《维基百科:三反五反》)这其实是运用反资本主义的旗帜进行取缔私营部门做铺垫,于是,人们才从后来的历史中看到个人做买卖是非法的,个体工商户直到80年代末才放开。这实际上是共产主义自相矛盾的问题,就毛泽东政权来论,无论你多么反资本主义,但一个国家正常的工商业必须有,就算你没有,你能花钱去进口人家所有商品吗?这不是天方夜谭吗?在毛看来,只要你有交易,就是资本主义;却允许国有企业交易,这也就是后来西方国家对其定位的国家资本主义。因此,仅凭这一点,共产主义才是彻头彻尾的完美犯罪的把戏,即以共产主义夺取政权,要求所有人都要服从共产主义,于是,一切不符合其价值观的都成了反动叛乱分子。因此,笔者认为毛泽东本身就是一个典型的反党反国家罪犯。

毛的“反党”起先反的是共产国际的共产党,建国后反的是共产党高级领导组成的党内民主的集体政党。一个鲜明的证据是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林彪等等一大批立下汗马功劳的革命干将。目的是毛以下所有人都只能听一个人的话——毛大帝。而习近平政权则是完全简单复制了毛的帝王梦而已。

按中共的话说,毛建政初期,国家处于一穷二白困难时期,有没有腐败问题呢?先看看当时的上海是如何反腐的?“1952年2月5日,上海副市长潘汉年做‘五反运动’动员报告,严厉指责资本家‘忘恩负义’、对党和政府猖狂进攻。”(见《维基百科:三反五反》)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潘汉年在发表完攻击资本家报告的三年后被批为投靠国民党的反动人物,在文革期间经受双重迫害,于1977年去世。潘汉年、刘少奇等人,这些捧毛过头的人为何命运如此悲惨?在笔者看来,你杀人、斗人的谋略一旦被暴露,你就成为威胁毛的主要对象,在毛看来,他不需要你给他出主意如何整人,更不需要你叫得比他响,所谓枪打出头鸟就是这个道理,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不管你是出头喊口号地还是出头反领袖的,都是被打击对象,而前者往往被视为有政治野心。因此,中共自毛政以来,一直在利用反腐败等各样的反对运动来巩固权力,而各种运动的打击对象只是一个名称而已。何况,有独立思考的人都知道,社会腐败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何况独裁政党本身就是腐败的温床,国民党时期有清朝统治末年的腐败思想遗留问题,也有一党执政、军阀割据的问题。倘若你是生于毛时代的人,你就会认为国民党腐败,而当你活在当下,你会认为“江胡”时期腐败。实际上都是受到舆论引导的结果,一点也不具备客观性。

一言以蔽之,一党专政的国家机器没有反腐败的权力,因为它的反腐运动不受监督、不受控,没有法治、没有自由言论,他说的腐败纯属于捏造。中共政治生态基本上是没有上游活水流入的一潭死水,你从死水里随便捉一条鱼,它都沾染腐败,因为人们的生态极其恶劣,只有谁贪得更多,谁才会爬得更高,爬得更高的人,被打压的风险相对较低一些。只要你学会周恩来这一套斗争法则,你基本上是中南坑臭水湖里的大水怪。没有人可以扳倒你。

三、文字狱因胡风事件起头

因言获罪在一个自由的社会是一种不可想象的政治生态。但这种发生在五十年代的中国故事却罕见地发生在当今21世纪的美国。不过,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权力发生了倒置。一场针对中国对美发动的超限生物基因战时,美国主流媒体,大科技公司如脸书和推特对中共病毒真相进行百般拦阻和诋毁、删帖,特别是有目的的针对闫丽梦博士的推特进行封杀和阻拦,对于中共国五毛水军的谎言与诋毁大行方便之门。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时任总统川普推特的封杀和班农等人进行言论审查。而这种非人道的手段就是来自毛泽东政权的反人性做法,如今却真的向文明世界输出,一场不可阻挡的超限战正在进行中。

尽管如此,美国等民主国家永远都不会像中共国那样对言论进行封杀的同时上升到人身攻击和人格羞辱,严重的甚至逮捕、判刑。他们按需给人安上反革命,叛国者或者“妄议中央”等罪名。而“胡风案”又是毛泽东的一件扼杀文人言论自由的佳作。可以说,文艺评论者说什么话,存何种政治观点,需要得到中共政府的审批,即出版审查。这种做法显然不是文章著作编审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对社会“先声”的扼杀。

根据《维基百科-胡风》介绍,胡风(1902年11月2日-1985年6月8日),原名张光人,笔名谷非、高荒、张果等,湖北蕲春人,中国文艺理论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七月派诗人,中国左翼文化代表人之一。曾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部长,与鲁迅甚有交往。中共国成立后,因其文艺思想与毛不和而遭到整肃,并掀起一场涉及面巨大的针对文化人政治批判运动。胡风后被平反。

胡风究竟因何事使毛泽东龙颜大怒?1945年1月,重庆文艺界结合延安整风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展开学习讨论。在讨论中围绕国民党统治区进步文艺界应该反对“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倾向中如何取舍?其实,所谓讨论则为十足的完美欺骗的陷阱。当你做出选择后,我就知道谁是可打到对象,可偏偏就有政治上单纯,文思上敏捷之文人积极响应。胡风就是这样的人,他主张反对后一种意见,即“客观主义”,这实际上反映了胡风作为左翼思想的一种价值取向,这为何成为胡风厄运的开始呢?甚至整个文艺界知识界都连累进去了。

祸由心起,胡风闻到了火药味。为了打破分歧带来沉闷的空气,在他主编的《希望》创刊号上发表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该文论证了“主观”的意义和作用,胡风对这篇文章的观点不太赞同的原因,是想拿出来引起大家讨论。胡认为毛“既然要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就应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开展群众性批评。”为此,胡风在《论主观》编后记推荐语中说道,“它是‘再提出了一个问题,一个使中华民族新求生的斗争会受到影响的问题’,要求读者‘不要轻易放过,要无情地参加讨论’”。胡风的本意是指舒芜的《论主观》中存在对主观认定中会有对民族存亡持有不确定性问题,为了弄清楚该问题,应该发动更多人对此严肃讨论,特别“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环境下”,一群被人认为胡暗指在延安整风中毛泽东批评主观、教条主义‘妨害革命’、‘祸国殃民’的话……但是这种不太清晰的说法,却被误解为直接对抗毛泽东发动的反对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用何其芳的话说,胡风问题的要害是“对于毛泽东的文艺方向的反对”。(见 《民史》)

这就是上纲上线的问题,胡风本是一个偏左翼作家,他的论点并没有攻击毛的观点,纯属一群人误读的结果。但这反映了胡风之辈对于共产主义本质问题的认识仍旧存在陈独秀式的错误认知。笔者就此问题采访了一位中共老首长的秘书杨老先生,他说:“实际上,胡未去过延安。”这倒是出乎意料,但这并不妨碍否认胡认同共产主义。笔者就此问题思考良多,很多颇具思想性的文艺工作者、作家,比如何其芳等,笔者小时候非常喜爱读他们的散文。但为何在对于共产主义问题的认识上集体失智?其实,共产主义本身就是一场完美犯罪主义,对于30年代和40年的知识分子来说,对共产主义这种歪理邪说普遍存在误读,包括鲁迅先生在内,他们更想不到文艺评论家们的命运会是集体走向坟墓的下场。要不你向郭沫若之流学习,宁可将自己的两个儿子作为献给毛的祭牲,也要高歌毛的伟大。要么你闭嘴,叫你的思想烂在肚子里。杨老继续说:“把胡风这个非党人士打成反党分子,并株连了一大批文化人,开了文艺理论争论中动用刑罚的先例”。与其说是从胡开了文字狱的先例,倒不如说是预谋已久。

胡风究竟犯了何罪?1952年,从9月到年底,中共宣传部召开了四次有胡风本人参加的“胡风文艺思想座谈会”,可谓规格之高。中宣部对胡风文艺思想的“主要错误”的定罪主要有三大罪状:

1,抹杀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用旧现实主义来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而对于劳动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非常轻视的。

3,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详见《胡风案》)

就上述罪状,有哪一条表明胡风反党?何罪之有?这里感到荒谬的地方很多,足见那帮家伙既目中无法,也根本不懂哲学和世界观以及主客观哲学论辩问题。人的生死取决于中共最高层一张嘴,宪法是给西方人看的。

首先说说“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为什么就有罪?这好比说我个人认为重庆的美女比北京的美女漂亮,因为她们扎马尾辫,这就犯了主观战斗精神一罪?或许胡风没去过延安的原因,不知道毛在“双休”女文艺兵的时候那种客观战斗精神多么伟大。因为你总是主观偏见,很幼稚嘛。还有一条更可笑的罪状,“非常轻视农民”。笔者也是无语了,任何一条都不是法律术语,都是思想境界的认识问题而已,就连道德问题都够不上,因为作为一名主编,在对《论主观》一文提出批评是很正常不过的事,要求人们讨论,又不允许人们真讨论,这不是完美犯罪是什么?这种玩法一直如此,它渗透到各大宗教机构,对提出真知灼见的人却动辄口诛笔伐,认为你别有用心或反党反社会,紧接着就是刑事处分和精神与肉体的摧残。

这种文字狱的地狱之火一直延烧到习政,可谓中共国文人的悲哀。如今活跃于文艺评论界的特别是时政评论界的所谓大咖,可以说,没有一个文人有风骨,全部都是文学界的侏儒。笔者深谙中共对文艺评论家的定性,即你手中的笔杆子就是枪杆子,若不用来赞美共产党,就请你对准自己的灵魂开枪吧!当要求你自我批评的时候就离你走向火葬场不远了。中共自胡风案以后,他们对文艺团体非常重视,特别是评论家和作家。他们道路自信的容不得半点的批评,他们文化自信的连建议都不允许提,他们制度自信的连一篇文章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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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毛泽东摧毁的不仅是民族性而是人性

1949年后,整个中共国被一股浓郁的共产爱国主义所激励,它就像烟雾弹一样,让人看不清方向,他更像一种思想的病毒,被中共的一群共产国际狂热者追捧后,一种宛如天堂般美好的未来——乌托邦主义,像一个巨大的幽灵一样弥漫在中国上空。

一群看不懂共产主义完美犯罪的可怜文人在手握笔杆子替主子欺骗人民的同时又被中共无情的枪杆子对准其心脏要害。如果你是一支好笔杆子,要么你用美丽的文字愚弄百姓,要么你狠狠地批评自己。一旦你的笔杆子用来对准中共中央,枪杆子随时终结你的命运。因为他的政权出自枪杆子,他的根基需要足够多的鲜血来祭祀牠。

据不完全统计,仅仅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死亡 71.2万(1954年报告)、87.46万(1996年报告) ”(见《维基百科:运动》)在上海的五反中,死亡人数无法统计,据维基百科记载,仅在上海一地,从1952年1月25日至4月1日的不完全统计,因运动而自杀者就达到了876人,平均每天的自杀人数几乎都在10人以上。本已受重创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各行各业尤其是重工业进入全面停产,“三反”以来,失业工人增至十三万人,比1950年初经济形势最糟时还严重。(见《维基百科:三反五反》)俨然一个人间地狱,问题是这只是文革的前奏,更大的风暴还没到来。

笔者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既然中共政权如此恶毒,为何如今依旧有那么多中共国人拥护毛泽东?如果说没什么文化的农民拥护毛情有可原,而知识分子中,有的是高级知识分子,他们中有的非常拥护毛泽东,特别是到了习近平执政,他们对毛的崇拜之情有增无减。笔者曾认识一位给毛周做葡萄牙语翻译的老专家,他是第一批公派留学回国的老北大生,回国第一件事就是递交退党申请,我问,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中国今后再也不会出现像毛泽东这样的伟人。”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共的腐败和习的无能让这些老知识分子们看到了毛的伟大,其实习杀的人远比毛多得多,世界文明国家已经给中共国定义为超级帝国。中共国人这种“比下有余”的心理是典型的阿Q精神,好比一个女人嫁给一个骗子,你觉得很后悔,而当她再嫁给一个变态狂的时候,她就开始怀念那个骗子?中共国人的逻辑大多都被中共完全破坏了。

笔者丝毫没有别的用意,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人们能否不要往回看,眼睛为何不往前看?当笔者这样问自己的时候,心中疑团揭开了,中共完美犯罪心理屡试不爽的原因仍然在于信息的封锁,人们的眼睛无法往前看,他只能往回看。如果防火墙被拆除,中共的谎言就不攻自破,毛的祖坟也要被掘地三尺。当然,完美犯罪的本领也随着升级了,比如美国主流媒体对舆论有意错误导向,也迫使人们集体误判,因为在这个信息化现代社会中,如果主流社交平台每天放出巨量错误信息,这会导致一种致命结果,那就是真相被掩盖,因为真相的力量往往显得很脆弱。尤其是50年代的中国,个体的人往往生活圈子不过方圆30里地,加上信息的闭塞,即使是那个“人斗人”的非常时期,甚至是文革期间,人们在被激化地“拥护毛主席”带来巨大而空洞的爱国主义声浪中,彻底失去了判断能力,且被体制化,这种思想病毒的侵入是无法被洗干净的,我们身边父辈中的例子有很多。你要他放弃对毛泽东幻想,他们至今甚至都可以和你断绝父子关系来威胁你。说到这里,刚好有一位前出版社总编分享一则旧闻,它足以说明毛毒的危害,以及中共政权的反人性。

张志新,一位具有音乐修养、美丽优雅又正义的进步女青年(那个时代追求共产主义者为进步思想)当时被中共重用的少数俄语翻译之一,只因对文化大革命的做法表示怀疑,就惨遭二毛(毛远新)杀害。故事情节是这样的:1975年4月4日上午在毛远新严令督促下,张志新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在枪决前的公判大会上,为了不让张志新喊出来,毛远新下令给张志新割喉,由当时沈阳公安医院院长,人称“笑面虎”的王其镐割断了张志新的喉管。她巨疼难忍,咬碎了自己的舌头,其状态太过惨烈,一名在场的监狱女民警被吓得当场昏死过去。直到1979年3月26日辽宁省委书记任仲夷冲破层层阻力,给张志新平反,得到了胡耀邦的支持。给张志新割喉的王其镐只受到“留党察看三年”的处罚,于2015年4月17日死于沈阳市大南街154-28号楼家中。其街坊邻居皆对其嗤之以鼻,避之如瘟疫。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少数有思想的人要么惨死,要么成为失语人,仗义者被绝大多数满腔热血,斗志昂扬的人群所淹没,中共的完美犯罪就被这样完美掩盖,一切的社会矛盾被革命浪潮消化了?杀人者成为爱国者,举报者成为正义者,被杀者的冤魂像空气一样蒸发。70年后的中共国人的思想有多少进步呢?只是回到了70年前的状态而已。如今,中共纳粹政权不仅仅是一国之祸,它已经祸及全球,成为现代文明的新纳粹帝国,一场不可避免的西方文明大集结大反击就要到来。然而不同的是,秉持“正道主义”的新中国联邦人正在改变着这一切,将成为最终消灭中共纳粹的力量。

2021年4月5日写于东亚

参考引用资料:

统计局
人民网
维基百科:运动 
维基百科:思想运动 
维基百科:镇反运动
维基百科:三反五反
维基百科:胡风案
维基百科:大肃托
人口问题
维基百科:中国大陆人口 
人日 
国新办
民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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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copie
2 天 之前

非常棒!感谢战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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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kyosamurai
2 天 之前

1万3千字的好文值得大家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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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先进
2 天 之前

战友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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