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烟院士到酒院士(8)

撰稿:闲云野鹤

(图片截自网络)

所谓“国酒”茅台,不仅沾了创始人的血,背后还堆积了累累白骨。

因毛的“大跃进”政策以及中共高官的上欺下瞒,强国1959年至1961年发生了严重的三年大饥荒。有研究数据显示,大饥荒至少导致3500万到4000万人死亡。为了逃避自身责任,中共硬是将这场人为的灾害定性为自然灾害引发的饥荒。

但据《炎黄春秋》杂志披露,在这三年期间,茅台酒大幅增产,合计产量2079吨,其中1939吨国内自饮。这1939吨酒,当然不是给都快要饿死的老百姓喝的。1958年,在成都,毛对原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陪下了任务:“你搞它一万吨,要保证品质”。据说,当时生产的茅台酒都具有极高的收藏价值。1958年生产的土陶瓶茅台酒曾以145.6万元拍卖创强国白酒最高价。在大量老百姓被饿死,大量老百姓因饥饿而浮肿的情况下,中共高官却仍要消耗如此多的茅台酒,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他们心中有人民吗?

算一下生产这些酒要耗费多少粮食。据测算,每生产1吨茅台酒要消耗5吨粮食。查茅台酒厂历年使用的原粮统计,这三年的实际用粮是2,260万斤,其中高粱1,085万斤、小麦1,175万斤,换算合计1.13万吨。(《仁怀县志》,第553页)。问题是三年大饥荒期间,这么多粮食从哪里来?

据记载,茅台酒产地仁怀县当时大约有20万农民,按当时年人均统计数字分配粮食为300斤左右。如果把生产茅台酒的粮食用来救济,每个人可平均分得100斤左右。换言之,2,079吨茅台酒约等于20万人3个月的口粮,再配些野菜、树皮之类,估计熬过最危险的春荒没有什么问题,能够把更多的人从饥饿、死亡的沼泽里拉出来。

民以食为天。千百年来,民间酿酒会遵循伦理底线和市场规则。1937年,当时的贵州省政府颁布“违背酿酒处罚规则”。其中明确规定:在天灾粮食困难期间禁止以粮食煮酒、熬糖、米浆刮布。“对违禁酿酒者,除将酒没收变价及封禁器具外,并依酿酒量,按当地酒价,处以2倍以上4倍以下罚金,再犯者,处以4倍以上8倍以下罚金”。(摘自《贵州省志.粮食志》)。

灾年不酿酒就是人伦底线。然而,中共宁可饿死老百姓,也要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彰显了其邪恶本性。据说当年红军一教导营进入茅台镇,长途行军,大家都很疲乏,他们发现茅台镇酒多,便纷纷用来擦脸、洗头、洗脚。由于荣和酒能舒筋活血,消炎祛肿,战士们顿时感到浑身痛快,解除了长途跋涉的疲乏。在“遵义1935酒”的酒瓶包装上,明确的说:“1935年2月工农红军四渡赤水,当时物资极其缺乏,不仅弹药补给跟不上,更重要的是缺医少药,这时茅台镇当地的百姓将茅台酒送给红军用于清洗伤口,挽救了红军战士的生命,支援了红军长征。”

试问:按当年的市场价格,当时荣和酒的售价是一瓶两个银元,能够让一个营的兵力“纷纷用来擦脸洗头洗脚”,需要多少酒?就当时的情况,红军官兵能买得起吗?如果不是买的,难道是酒厂送的?或许是借的?借条呢?还钱了吗?按茅台和中共的德行,如果有借条的话,早就铺天盖地宣传了,茅台展馆里必定成列在最显眼的位置。可见,当时不是借、不是送,是抢的!这可能也是“荣和烧房”老板王秉干被中共枪毙的原因之一。

真实情况就是:镇上的老百姓因受敌人欺骗威胁都跑光了……打开酒窖的盖子,闻得酒香四溢,芬芳扑鼻,便好奇地用茶缸子打出一缸喝了一口……大家用手指沾茅台酒,揉搓小腿、脚板,热乎乎的挺舒服……都拿茶缸、脸盆找酒窖去打茅台酒。……我的警卫员也打了半盆茅台酒来给我泡脚……我感到这样不好,批评他违犯了群众纪律,可是警卫员还满不在乎地争辩说:“酒窖到处有,像水井一样,随便打。兄弟部队早用这个办法泡脚了,你还批评我!”——《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李志民,开国上将)

茅台酒自从中共的出现就充满了血腥、虚假,流淌着邪恶的气息。


(本文纯属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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