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CEO们是时候选边站了

译评:文斗 | 责编: 人间四月

图片来源: BBC

3 月26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了博明(Matt Pottinger)的文章《北京盯上了美国企业界》。该文剑指美国和中国共产党是战略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美国企业CEO们必须决定自己想帮助哪一方获胜。

文章开始讲到,在拜登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几周内,中共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的宣传活动。中共一连串的演讲、信件和公告并不像新闻界最初设想的那样主要是针对新政府的,而是针对美国商界的一种尝试。

2月初,中共最高外交官杨洁篪在一次视频对美国商界领袖和前政府官员组发话。他把对中共国的投资和贸易机会描绘得十分美好,然后警告说,西藏、新疆、香港、台湾是”红线”,美国人最好对这些保持沉默。杨洁篪严厉指责川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并含蓄地敦促他的听众去游说拜登政府扭转这些政策。

1月下旬,习近平总书记坐在中国长城壁画前,向瑞士达沃斯的商界精英们眉开眼笑。他敦促他们抵制欧洲和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将其经济部门与中共国经济 “脱钩 “的作法。习近平还亲自给一位美国著名商人(星巴克总裁)写信,劝他 “为推动中美经贸合作作出积极努力”。

为了明确这些是要求,而不是建议,中共宣布了对近30名现任或前任美国政府官员(包括我)进行制裁,以示为前车之鉴。在这之前,中共去年已经对美国人权活动家、民主基金会和一些美国参议员进行了一轮制裁。

中共的信号明确无误:你必须选择。如果你想在中共国做生意,必须以牺牲美国的价值观为代价。中共国境内对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的种族灭绝,你要小心翼翼地视而不见。中共没有履行其主要诺言——比如保证香港享有“高度自治”的国际条约,这也必须视而不见。

并且,除非你代表中共去游说官员,否则你必须停止与华盛顿有安全意识的官员接触。

博明在文章还说,中共做法的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因素是:它明确的目标是使世界永久依赖中共国,并利用这种依赖性来达到政治目的。习近平已经发布了指导意见,本月由他的橡皮图章议会(人大)制度化。那就是,他正在推行一个宏伟的战略,使中共国脱离工业化国家的高端进口,同时使这些国家在高科技产品供应和原材料市场方面严重依赖中共国。换句话说,脱钩正是中共的战略——只要是符合中共的条件。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不再隐瞒其追求此战略的理由。习先生在去年年初发表一次讲话,该讲话直到10月底才发表在中共主要理论刊物《求是》上。他说,中共国“必须拉紧国际产业链对中共国的依存关系”,以“形成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

这种表述——”强有力的反制和威慑能力”——是中共的攻击性行话。其战略是积累和发挥经济杠杆作用,以实现中共在全世界的政治目标。

这里有一个最近的例子:经过多年与澳大利亚的大量贸易往来后,去年中共政府突然出于纯粹的政治原因开始限制澳大利亚葡萄酒、牛肉和大麦的进口。 中共政府发布了14项“争端”清单——对澳大利亚政府提的政治要求。这些措施包括撤销旨在抵制中共在澳大利亚政治和社会中的秘密影响力活动的澳大利亚法律,甚至钳制澳大利亚的新闻自由以压制批评中共国的报道。

博明认为澳大利亚的苦难是中共即将带给世界其他国家的一个预示。

美国企业界希望和中共国建立简单的、有利可图的商业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拒绝将中美关系视为意识形态斗争。但是,两国领导人发表的战略指导意见明确表明,此事已经定论:意识形态层面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核心的。

拜登先生本月发表了《国家安全临时战略指南》。该文件将中共国列为“唯一能够将其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力量相结合,对稳定和开放的国际体系提出持续挑战的竞争者。”

拜登先生在签署的文件简介中写道:“我相信我们正在就我们世界未来方向进行历史性和根本性之辩论。有些人认为,鉴于我们面临的所有挑战,专制独裁是前进的最佳途径。……但我们必须证明我们的模式不是历史遗迹; 这是实现我们未来希望的唯一最佳途径。”

这种坦诚是有益的。中共的肮脏秘密是,习近平先生在其内部讲话中,多年来一直在用这些意识形态术语来描述这场竞争。请看2013年1月5日(保密了六年)他对中共中央发表的重要讲话中的一段话:“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甚至认为是望都望不到、看都看不见的,是虚无缥缈的……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资本主义最终消亡、社会主义最终胜利,必然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拜登和习近平的语录几乎是互为镜像。 总统的这句话是美国对习近平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内发出的打倒资本主义、打倒民主之隐秘召唤的迟来反驳。

拜登先生的《国家安全临时战略指南》也表明,虽然他的策略会与川普的的策略有所偏离,但美国的战略有很大的连续性。这反映了过去几年两党在中共国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因此,难怪中共将其影响活动的重点放在美国社会的其他阶层,特别是商界。中共心里明白,它影响华盛顿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徒劳无功。

博明在文章中给美国CEO们的建议如下:

首先,应该正视过去几年来情况发生的变化,并承认这些变化几乎肯定会持续下去。

CEO们会发现,要同时取悦华盛顿和北京会越来越难。拜登先生的《国家安全临时战略指南》中明确指出:“我们将确保美国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时不会牺牲美国价值观。” 如前所述,中共国领导人正在发出强烈警告,跨国公司必须放弃那些价值观作为在中共国做生意的代价。美国公司脚踩两条船,很可能会落水。

一个审慎的步骤是,CEO们应正式审查新的地缘政治现实对太平洋两岸的影响。与中共国的大国竞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监管、信用和声誉风险,而企业也只是刚刚意识到这一点。中共滥用法外工具是另一个威胁。中共领导层决定将两名加拿大公民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扣为人质就是一个例子。

其次,是制定供应链多样化的应急措施。把世界上那么多的制造业集中在一个专制统治国家的东海岸,这是一种畸形的现象,也是不可持续的。

华盛顿没有人严重地威胁说要使两个经济体全面脱钩。这是中共国宣传家和国内少数危言耸听者提出的稻草人论点(曲解)。但应该进行有限种类的各种脱钩——特别是在关键技术方面——正在顺利进行,这是应该的。在川普政府,我们称之为 “选择性脱钩”。一些拜登政府官员使用 “有管理的脱钩”一词。汤姆·科顿(Tom Cotto)参议员和国会山的其他人则采用了 “定向脱钩”。当这么多不同的政治声音都在使用这种类似的语言时,CEO们需要注意了。

北京和华盛顿最喜欢的一个比喻是,美国正在参加一个马拉松比赛,只有一个选手会赢。这是个很好的比喻,但实际上这更接近于美国在400米短跑中,它必须赢得进入下一站马拉松的比赛资格。如果在接下来的四年里,美国没有创造正确的条件,可能会使自己输掉比赛。尽管很多人可能要在在几年后才意识到这一点,但那为时已晚。

最重要的是,这将要求美国及其盟国在美国采取的每项政策、提出的每一项法案、以及政府与工业界采取的每一种伙伴关系中考虑,那是否会增加美国在这场竞争中的集体影响力,还是向北京的敌对独裁政权屈服 。当前的形势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有利,这取决于美国如何保持这种方式。

北京也知道自己正处于冲刺阶段。习近平先生2013年1月的讲话显示,他意识到自己党内的成员对中共的制度心存疑虑。他的党内同僚们知道中共的优势是短暂的,而它的缺点——包括浪费、官僚主义惯性,以及每一次误判所带来的无情放大的后果——如果说现在还没有显现的话,将在不久之后开始显现。

北京正试图靠一个领导人的智慧来谋求胜利;而像美国这样的自由社会则仰赖人类的精神,这也是美国的最终优势。共产党领导人在一件事上是正确的:美国的CEO们、他们的董事会和投资者们必须决定他们想帮助哪一方获胜。


简评:博明先生对中共有清醒的认识。中共始终是把美国当敌人的。正如文章的标题所问,以CEO们为代表,美国的商界精英们必须决定自己想帮助哪一方获胜。而这个终极之问不仅仅是商界精英需要回答,也是政治、科学、媒体乃至全社会各界的必答题。

消灭中共是正义的必须,更是生与死的选择。

>>原报道链接>> Beijing Targets American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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