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报道】世卫组织武汉考察是“一个骗局”

翻译:大海无量

校对/译评:枳实

编辑:翼族

图片来源:路透社

译评:

此篇外媒对著名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布莱特教授(Richard Ebright)的这一长篇访谈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世界对中共病毒起源和病毒功能增强实验的调查。尤其有价值的是,这篇访谈提到了美国科学界高层人员对功能增强研究的纵容,并提到了一些细节,比如川普政府曾经试图对这种危险的病毒功能增强研究作出限制,但却因为这些手握科学权杖的官僚的极力阻挠并未收到实效。

虽然艾布莱特教授的观点有一些明显的错误,比如他对伪造的RaTG13的轻信,比如他认为找出中共病毒起源对处理本次疫情并无多大帮助,这些观点都让人难以苟同。但是通读这篇访谈就可以发现,即使完全不采用闫丽梦博士报告中提供的翔实证据,而只是采信石正丽编造的“RaTG13”这种明显造假出来的病毒名称,也实在无法遮住中共病毒来自实验室的众多疑点。

艾布莱特教授的观点,可以说是迈向闫丽梦博士报告的一个阶梯,尚未到达真相,但是离真相更近了。对很多民众而言,尤其那些从未经历过共产政权的西方民众来说,闫博士披露出的“中共病毒是超限生物武器”的真相太过沉重,邪恶到让人难以接受。这篇访谈,不失为一种缓冲,让人们对即将揭晓的恐怖真相有点心理准备。

译文:

在世卫组织召集的武汉考察之行后,3月4日,《华尔街日报》和《世界报》发布了一份26位世界科学家签署的公开信,“呼吁对COVID-19的起源进行全面和不受限制的国际法医式调查”,这封信再次引发了关于疫情起源的争论。分子生物学家理查德·艾布莱特博士(Dr. Richard H. Ebright)是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之一。

理查德·艾布莱特博士是罗格斯大学化学和化学生物学理事会教授,同时也是瓦克斯曼微生物研究所(the Waksman Institute of Microbiology)的实验室主任,并担任国家卫生研究院研究基金两个项目的负责人。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生物学学士学位和微生物学与分子遗传学博士学位。艾布莱特博士发表了一百六十多篇论文,并拥有四十多项已颁发和正在申请的专利。他还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成员,美国科学促进会、美国微生物学会和美国传染病学会的会员。

艾布莱特博士是罗格斯大学机构生物安全委员会和美国传染病协会抗菌素耐药性委员会的成员。他也是新泽西州病原体安全工作组和国际安全研究中心控制危险病原体项目的成员。他是剑桥工作组的创始成员,该工作组主张对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的功能增强研究进行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风险效益审查。

********************************

问:艾布莱特博士,您是公开信的26名签名的科学家之一,这封公开信阻止了世卫组织召集的考察团的中期报告的发布,并重启了CoV-2(译注:指中共病毒)起源的争论。您认为这个世卫组织/中国联合考察组的最终报告会终止COVID起源争议吗?

答:不会。

问:这封公开信详细解释了世卫组织-中国武汉合作团队在结构和功能上的局限性:实地调查仅限中国人士参加、未获得完整授权进入实验室设施或数据库、报告编制过程中(强迫)达成共识……

答:一个可信的调查应该有这样的职权范围:1)承认实验室来源的可能性;2)确保调查人员能接触到记录、样本、人员和武汉处理与SARS相关的蝙蝠冠状病毒实验室的设施;3)能够收集证据,而不仅仅是见面拍照;4)授权调查几个月,而不是仅仅几天;5)一个可信的调查团队应该由无利益冲突的调查人员组成,而排除和/或与调查对象密切相关的人。

问:您曾多次说过,世卫组织的这个考察团实际上是“一个骗局”。

答:是的,其成员有这个意愿。至少有一个案例显示,他们是虚假信息的热心参与者。

世卫组织事先协商好的“授权调查范围”中,甚至不承认病毒有实验室来源的可能性,根本没有提到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武汉市疾病控制中心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

问:关于视察人员,世卫组织的视察团中至少有一名成员,即生态健康联盟的主席彼得·达扎克(Peter Daszak)博士,似乎有利益冲突,应该取消他参与调查中共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资格。

答:是的。达扎克是资助武汉病毒学研究所(WIV)实验室的承包商(美国国务院2亿美元的分包合同,得到了来自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700万美元),该实验室可能是病毒的来源,而他是该实验室研究项目的合作者和共同作者。

问:公开信还列出了“一个全面的调查应该是怎么样的”的内容。所以,再次强调,艾布莱特博士,如果你来负责一个法医式(调查)团队在武汉调查疫情的起源:你想先看什么?你会问什么样的问题,并向谁提问呢?

答:要进行可信的法医式调查,就需要接触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市疾控中心和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的记录、样本、人员和设施。这将需要检查电子和纸质记录,检查冷藏室和冰箱样品,对设施进行环境取样,并与人员进行秘密面谈,包括以前和现在的建筑、维护、门卫、处置、安全、动物设施、实验室和行政人员。

问:每当被问及此病毒是否会从武汉病毒学研究所泄露时,你的回答都是:“是的……这点不能被否定,也不应该被否定”。公开信的另一位签名者史蒂芬·奎伊(Steven Quay)博士关于COVID来源的研究,计算出实验室假设的概率为99.8%。

答: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依据来确定自然事故假说和实验室事故假说的相对概率。

问:但既然实验室泄漏是有可能的,那么你觉得这次大流行的自然人畜共患的机会有多大?

答:目前,所有与SARS-CoV-2基因组序列和COVID-19流行病学相关的科学数据,既符合自然意外起源说,也符合实验室意外起源说。

问:对于那些因为公开信不是来自病毒学家而拒绝评论的科学家,你会怎么说?

答: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签署《公开信》的人中有病毒学家。公开信的签署者中甚至有冠状病毒学家。更重要的是,COVID-19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病毒学家。

问:艾布莱特博士,你是微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从你的专业领域来看,你能对这件事有什么启示?

答:微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与病毒学家一样有资格评估相关科学和科学政策。病毒学是微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的一个子集,而不是超集。病毒学家使用的测序、序列分析、细胞培养、动物感染研究和其他实验室程序与其他微生物学家和分子生物学家使用的程序没有实质性区别。

问: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公开信中调查建议的第二点,是建立一个多学科的团队吧

答:至关重要的是,任何一个审查该问题的团队不仅要包括研究科学家,还要包括生物安全、生物安保和科学政策专家。

问:关于中共病毒的结构和行为,有什么生物学证据表明它是一种纯人畜共患病(的病毒)?实验室理论又是什么?

答:疫情病毒的基因组序列表明,其祖先是马蹄蝠冠状病毒RaTG13,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蝙蝠冠状病毒。(译注:闫丽梦博士在她关于中共病毒起源的科学报告中已经提供长达14页的翔实的证据和分析证明RaTG13在自然界中并不存在,完全是伪造的)

RaTG13是武汉病毒学研究所2013年从云南某矿井的马蹄铁菌群中采集到的,2012年该矿工曾死于非典类肺炎,2013-2016年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对其进行了部分测序,2018-2019年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完全测序,2020年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对其进行了发表。

蝙蝠冠状病毒在中国多地的自然界中存在。因此,第一次人类感染可能是自然事故,病毒从蝙蝠传给人类,也可能是通过其它动物。这是有明确先例的。2002年,SARS病毒首次进入人类群体,就是在广东省的一个农村地区发生的自然事故。

但蝙蝠冠状病毒也被中国多地的实验室收集和研究,包括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因此,第一次人感染也可能是实验室的意外,病毒意外感染了野外采集工作人员、野外调查工作人员或实验室工作人员,然后由工作人员传播给公众。这也是有明确先例的。非典病毒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和第五次进入人类群体,分别是2003年新加坡的实验室事故、2003年台北的实验室事故和2004年北京的两次实验室事故。

问:所以对你来说,还是各有五五开的概率?

答:目前,还没有可靠的依据来确定自然事故假说和实验室事故假说的相对概率。不过,有三条间接证据值得注意。

问:请继续,博士。

答:首先,疫情发生在武汉市,这是个拥有1100万人口的城市,并没有马蹄蝠的群落,它离最近已知的马蹄蝠群落也有几十公里,在马蹄蝠的飞行范围之外。此外,疫情发生时正值马蹄蝠处于冬眠期,不会离开群落。

问:另外呢?

答:其次,此次疫情发生在武汉市,而武汉市是世界上最大的开展马蹄蝠病毒研究项目、拥有世界上最大的马蹄蝠病毒收集库、拥有世界上最接近疫情病毒测序亲缘关系病毒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积极在云南偏远农村地区山洞中的马蹄蝠群落中寻找新的马蹄蝠病毒,将这些新的马蹄蝠病毒带到武汉,然后在武汉市内常年对这些新的马蹄蝠病毒进行批量生产、基因改造和研究。

问:一个不可思议的巧合。最后呢?

答:第三,武汉病毒所与蝙蝠SARS相关的冠状病毒项目使用的个人防护用品(通常只有手套,有时连手套都没有)和生物安全标准(通常只有生物安全等级2级),野外采集、野外调查或实验室工作人员接触到具有SARS-CoV-2传播特性的病毒后,具有非常高的感染风险。

问:公开信中提到的实验室泄漏假说,应该涉及到四种可能的情况,这四种情况并不意味着在功能增强实验中进行基因操纵。但这种可能性不能被排除。艾布莱特博士,当疫情开始时,你宣称:“在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病毒是被设计的”,今天你会重申这一点吗?

答: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没有显示出人类操纵的迹象。

问:但拉尔夫·巴里奇博士(Dr. Ralph Baric),被认为是美国冠状病毒方面的权威专家,所以他可能是世界上最权威的一位,他说,有可能在实验室里设计出一种病毒,而不会留下操作的痕迹。

答: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没有显示人类操纵的迹象,这一事实排除了留下特征的功能增强研究。但这并不排除不留下特征的功能增强研究。

问:CoV-2(译注:指中共病毒)是功能增强研究产物的可能性并不意味着它(一定)来自生物武器项目。公开信的签署者并没有涉及到你曾经坚决排除的这种情况。尽管如此,作为生物武器扩散的长期反对者和哈佛大学“关于制造潜在大流行病病原体的剑桥工作小组共识声明”的创始成员,艾布莱特博士,当前的危机是否要求对这些高风险的实验进行新的辩论和暂停实验,而且这次要有更多的国际参与?

答:是的。

问:在2014-2016年美国官方暂停并慎重审议功能增强研究的过程中,剑桥工作组的论文出了什么问题?

答: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所长和国家卫生研究所(NIH)所长系统地阻挠了白宫、国会、科学家和科学政策专家的努力,以规范那些值得关注的功能增强研究,甚至还阻扰了要求对涉及功能增强研究项目进行风险和效益的审查。

问:2014年,奥巴马白宫“暂停”了对值得关注的功能增强研究提供联邦资金。然而,宣布“暂停”文件在备注中称:“如果资助机构的负责人认为,为了保护公众健康或国家安全,研究是迫切需要的,可以获得暂停令的豁免”。遗憾的是,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和国家卫生研究所所长利用这一漏洞,向这些受暂停限制的项目颁发了豁免令,荒谬地宣称,被豁免的研究是“保护公共健康或国家安全所急需的”,从而使“暂停令”无效。

2017年,川普政府宣布了一个潜在大流行病原体控制和监督(P3CO)的框架政策,要求对值得关注的功能增强研究实施风险和效益审查。然而,P3CO框架依赖于资助机构来标示并推进风险和效益审查的建议。遗憾的是,国家情报和安全研究所所长和国立卫生研究院院长拒绝标示和推进该风险效益审查的建议,从而使得P3CO框架政策失效。

问:在过去十年中,支持对潜在大流行病病原体进行功能增强实验的人在所有辩论中获胜。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些最有声望的批评者现在如此低调,(不仅没有实际行动)连雷声大雨点小的口头表态都没有。而我想到的是剑桥工作组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家马克·利普斯帝(Marc Lipsitch)博士,他2018年还在警告说,流感功能增强研究可能会引发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流行。

答:剑桥工作组一些前领导人的沉默是令人失望。

问:的确,顺便说一下,读到利普斯帝博士的论文引用,我才知道,也许第一个在实验室里创造潜在大流行病原体的试探性工作是2005年的研究,题目是《重建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的病毒特征》。利普斯帝博士曾对此表示怀疑:“构建一个与现代史上最严重的大流感有关的病毒,是否明智?”你还记得这个具体的功能增强研究吗?十五年后的今天,你是否知道它的任何积极成果?最后,艾布莱特博士,这样做是明智的吗?

答:我一直指出:“这是一项不应该进行的研究”(《纽约时报》:2005年10月和2006年1月29日)。而且,这项工作并没有获得对预防大流行病或应对大流行病有用的信息。

问:剑桥工作小组委员会成员伊佩利亚(Imperiale)和卡萨德瓦尔(Casadevall)博士去年夏天也表示赞同。“大多数研究和讨论防备问题的专家都认为病原体的来源不会显著改变(对疫情的)应对”。是这样的吗?艾布莱特博士,或者说知道CoV-2来源的结果可以挽救生命?

答:了解SARS-CoV-2的起源对于应对当前的大流行病并不重要。但对于预防未来的大流行病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绝对是至关重要的。

问:关于预防问题,正是彼得·达扎克博士在2020年8月表示,他现在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获得了新的资助去对付南亚的致命病毒。“我们将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远地区工作”,“我们将在下一次大流行病开始的前线工作”。现在,虽然3月4日的公开信中没有公开引用达扎克博士的名字,但在视察武汉病毒学研究所可能存在的(病毒)泄漏问题时,他显然是世卫组织团队成员中立场比较偏颇的一位,而且他的利害冲突问题尚未解决。所以回过头来说:如果Covid-19的起源是实验室事故、功能增强研究,或者介于两者之间,这将改变整个大流行的说法,从而改变防止另一次大流行应该采取的措施:比如,让疯子科学家远离致命病毒。我说得不对吗?

答:你说的没错。

问:谢谢你接受我们的访谈,艾布莱特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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