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云长天时评44期】中共是“完美犯罪”学理论践行者——案例十六:(八)中国人怀念民国大学之精神

作者:喜马拉雅东京樱花团 / 捆绑CCP一千年

前言:中华民族自从结束了几千年封建帝制后,首要面临的问题就是现代教育怎么办?一些有识之士们为此展开激烈的争辩。中国明代学者王守仁提出的“知行合一”再次被民国先生们所推举,认为获取知识与付诸行动犹如人的灵魂和肉体一样不可割裂。然而,这种心学的知行合一在现在看来未免过于理想化。就如陈独秀们追求的共产主义一样。当然,大清帝国的终结是被动的,随着清王朝退出历史舞台那一刻起,中国急需解决的是一种社会思潮的定位,一些仁人志士们在面对为何读书的思考中仍不能忘了“救国”这一要务。由此可见,爱国教育随着封建帝国的没落应运而生。不同于科举考试只服务于皇权的爱国论,爱国教育旨在回归中国儒家经典的“学而优则仕”的求学观,在某种程度上讲虽然是一种新的思考,却仍然有回归封建的危险,甚至不能令人区分何为中国应该秉持的价值观和世界观,而爱国教育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民国学子们集体请愿或者集体抗议的事件就是这种价值驱动下的直接体现,如后来的“五四运动”就是这种“学而优则仕”的结果。这种典型的知行合一的大学精神给后来大学的独立性带来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这种大学独立之精神要取决于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体而论,而蔡元培倡导的独立之精神绝不可能在非民主体制下要求学生以知行合一的行动来影响政治,又期待获得政治的豁免权,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

中共教育下的国民为何只想念民国先生?

无论是受教育者还是授教者,中国人都知道,一种更具思想性、学术性和自由辩论之精神一代似乎只有民国时期出现过,再往远的说,春秋战国时期亦如此。但中国不能总在战乱时期产生思想家,一种真正检验一个国家教育的成功与否,必须要看在他的国家处于和平时期是否还能产生思想家。

笔者认为,更具思想性的教育只能在教育完全独立的环境下产生,而独立之教育必须是民主之思想的治国体系下成长的。显然,民国时期的国民政府还只是一个相对允许发声的总统制政权,而一种客观事实是,民国政府自建立之始,皇权余毒思想就混入其间,从而产生后来政治上的腐败也是必然,由于建国之始,国民政府就没有引进多党制议会,导致其沦为党国体系是民国终结于大陆政权的主要根源之一,但这和教育有关系吗?笔者就此问题电话采访过一位年逾七旬的前某出版社总编,他说,“和教育没有关系,你们这些年轻人,脑子太笨。主要是对共产党判断的失误导致丢失对大陆的治理权。”对中共的判断失误,这自然是有道理的,但笔者认为,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不但是教育家,而且还是革命家、政治家、它既有影响孙中山的政治思想、亦可以影响时任大总统的黎元洪。要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了解留学德国时期蔡元培的政治主张。

蔡元培(以下简称“蔡”)是将西方教育体系引入中国的第一人。在北大工作期间,他作为第一任教育总长身份倡导新文化运动,“在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并以多种方式营救了被捕学生。在他被迫辞职之后,他去了法国和英国进行了几次演讲和学习之旅。九一八事变后,蔡提出呼吁抗日战争,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见 《蔡元培》)这时候的蔡展示出了他的政治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即后来蒋介石的国共合作。甚至可以说,因为这一政治主张挽救了尚处于“星星之火”的共产党力量,这也是蔡为什么一直被中共高举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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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教育的不足是失去大陆管辖权的根本问题吗?

笔者通过许多信息的查考发现,在九一八事变中,提出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蔡可谓是第一人。不难否认的事实是,当时大敌当前,国民政府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究竟什么样的力量是真救国?当时的蔡是处于教育、军、政三界举足轻重的人物,蔡完全有能力了解共产主义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间的水火关系。蔡甚至可以通过教育的影响,引导各界和学生对共产主义的认知,而这些在当时的国民政府精英政治圈内尚未达成共识,这难道和主导教育的人没有关系吗?要知道“先生”一词的意义,知识分子首先要像先知一样警告社会、警告国家,这是在你还能发声的情势下,蔡是完全可以指出什么样的价值观是中国的出路。直到国共内战才意识到共产主义的本质。

笔者认为,与其说中共后来夺取政权是美国左翼为其背书、给他做大的机会,倒不如说,作为执掌国民政府教育大权的蔡元培,对于抵制中共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视其为敌对力量)负有一定的责任!既然中共国内老知识分子承认国民党对共产党判断失误,反过来说,为什么共产党可以对国民党判断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任务就是消除世界上的共产主义,没曾想到,中国在刚刚脱离皇权统治后,一股新兴的共产主义就已经悄然以民主之名渗透到国民政府中去,可谓共产党的完美犯罪再次在民国政府中隐匿,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可以自信地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这个“星星之火”岂不就是共产主义的鬼魅吗?

我们再来深入分析蔡究竟有没有能力影响中国未来走向?被中共国视为“国父”的孙中山于1912年让位给军事独裁者总统袁世凯,蔡辞去他的职务,去了欧洲。这时候的蔡知道处境危险,但一直没有放弃救国大计。“直到1916年。在此期间,蔡组织了一项学习计划,其中2,000多名中国学生和劳工前往法国学习,并在学校工作。许多未来的中国领导人接受了该计划的培训,其中包括周恩来,他是在巴黎期间组织了最早的中国共产党的人之一。”(见《百科全书》)记住,是谁组织培训了共产党?这似乎可以看得出,蔡不仅一次又一次拯救了共产党,本质上就是培养了共产党,这的确不为人所知。由于中共大外宣的长期掩盖事实,导致中共国那些自命不凡的所谓高级知识分子对于真相的揭露嗤之以鼻,以为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人,就可以有话语权。其实中共很多隐匿的事,导致那些老知识分子成为井底之蛙,倒是十分可惜。因为我们中国人一直对中共存在误判或认识不深刻,只是停留在可以理解的腐败问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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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成员,他的组织能力和善于伪装能力远超民国那些先生们的认知,蔡于1932年,“与宋庆龄和鲁迅合作创立并组织了中国保护民权联盟。而为与侵略日本人团伙作斗争而进行的爱国努力。”(见《中国文化网》)这个中国保护民权联盟实质上就是共产党组织之一,“1931年6月共产国际秘密工作人员牛兰夫妇被捕及随后被宋庆龄等人营救。”而就是宋庆龄营救的“牛兰夫妇”成为该同盟盟员(见《维基百科》)。记住这一点很重要,是蔡元培、宋庆龄、鲁迅等人创办这个短暂的“民权同盟会”,目的是为了保护或掩盖共产国际分支中国共产党成员。这堪称中共完美犯罪的历史。

结论:习政撕裂北大“大学之精神”的遮羞布

在明白教育家蔡元培的一些活动轨迹后,对于明国政府兴办教育之事应该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当然,说到民国教育独立、自由之精神,黎元洪是一个不可不说的人物。黎元洪祖籍安徽宿松县人,甲午海战北洋水军军官,舰船被击沉后幸免于难。黎元洪于1913年担任中华民国副总统。1915年12月袁世凯恢复帝制并在当月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对此极为反感,愤然辞去所有职务,蔡元培也以辞职来抗议。1966年。袁世凯去世,黎元洪顺位接替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从黎元洪反封建帝制来看,黎算为开明志士。但在教育问题上,如何物色人选?依蔡元培的社会地位,当然不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应该要肯定的是,黎元洪的开明可以从他兴办教育、物色人选上可见一斑。1912年。时任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副总统的黎元洪打破党同伐异的用人陈规,拟任蔡元培为浙江省长,虽然此事亦未成,但黎元洪此时已经有组建“全民政府”之意。(见《黎元洪》)而蔡元培则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一职。在此职务期间,蔡元培拟定《学校系统令》,为中国教育制定了从小学到大学的一系列教学令,史称中国第一套现代化西式教育的新学制为《壬子癸丑学制》,该学制涵盖文理法学商业农工等各科教育,学科全面,注重科学和美育。尤其是商业类职业大学均有外国语,在当时引起很大反响,这无疑奠定了后来中共国的教育体系。因此,时隔多年,黎元洪在1916年兴办大学教育一事上,欣然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当然,此时的中国,教育界谁来主导,如笔者上述所言,在黎元洪眼里,除了蔡元培难道还是梁启超吗?为什么不是胡适呢?从各方面来说,以蔡的学识和具有的资源,作为清朝末最年轻的代状元的他,似乎成了中共和国民党两派力量最合适的人选,没有之一。当然,笔者认为蔡和胡适都是非常宝贵的爱国志士,蔡后来大概再一次意识到局势的危险,随机离开了中国大陆,并于1940年3月5日病逝于香港,而没有离开的胡适在文革中被批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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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蔡元培治学以来,民国政府教育界为了追求一种独立、自由之精神,从大学治理体制上进行了一次变革性的改变,即由“教授治学”改为“校长治学”。告别了民国大学教育启蒙历程,在治理学校的过程中逐渐削弱了类似于由教授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对教育话语权的垄断,改由校长负责制。校长负责制的好处在于确保真正的教育家治学,而不是带有个人色彩的教授们主导教育,学术自由因此反而得到了加强。但这一套体系在中共接管后,成为对学校最容易专政的工具,即拿下校长,还有反对声音吗?我们在了解了民国教育后,认为最可贵的一点是民国政府自黎元洪以来,一直没有对学校进行意识形态管控的行政干预,做到了相当大程度上的学术自由,这是中国人普遍肯定的一点,至于共产党与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关系则鲜为人知。

可以说,中共自邓小平到胡锦涛,一般都是完美欺骗利用了蔡元培这个金字招牌,树立“伪北大精神”于不倒。而习近平政府偏偏“不吃这一套”,天堂之上的蔡元培“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共产党教育界说话。这不,2017年1月26日,中共国大外宣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批判蔡元培为一名不切实际者,文中这样说道:“蔡元培身上书生气颇重,……他力推‘教育独立’,却一再碰壁,貌似功败垂成”;这里批判了蔡元培是一个书生意气的不切实际者。说“他在最高学府践行‘兼容并包’,效果彰显,”却是正中中共下怀,恰似这“兼容并包”,就鱼龙混杂,混进去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新华社接着说,“他治理北大,着力点本在学术,收益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初衷而言,或有“播下龙种,收获跳蚤”之议”。这是作者引用德国诗人海涅的话,颇有意味,可谓印证了笔者前面所言,蔡元培亲自培养了共产党组织,而他的收获却只在台湾实现。

如此说来,“跳蚤”自然是台湾。奇怪的是,新华社为何要在习政时期批判蔡元培呢?大概还是蔡元培送给大陆的政治遗产负面清单里面的“教育独立”和“自由之思想”惹恼了习近平这个龙种?竟然批蔡为“理想与现实屡屡错位,蔡元培艰难地游走其间,却韧性十足,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内心追求,为后代留下亦实亦虚、似真似幻的精神遗存。”这个“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内心追求”大概是谩骂蔡元培对中共拒不投降吧?因为蔡元培自1937年11月27日赴香港定居,同年9月22日,民国政府中央社播发《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宣言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这意味着北大推行的独立之精神难以为继。可谓就此结束了蔡元培的一生。

2021年3月23日傍晚写于东亚

参考引用资料:

知乎
辅仁大学
蔡元培 
百科全书 
维基百科
黎元洪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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