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來源:EXPRESS《快報》| 作者:馬可·江南格里| 發佈時間:2021年1月24日

翻譯/簡評:wmorpho | 校對:SilverSpurs7 | 審核:萬人往| Page:拱卒

簡評:

英國最權威的生化武器專家之一德布雷頓-戈登(De Bretton- Gordon)上校昨晚警告說:“生物武器與原子彈一樣具有毀滅性的威脅,成千上萬的生物實驗室都有洩漏COVID-19的可能性,武漢實驗室很可能是COVID-19傳播的源頭。COVID-19改變了我們對生物武器攻擊的理解,可怕的是我們並未認真對待這種威脅。”

經過英雄科學家閆麗夢博士一年來不斷地在媒體公開指正COVID-19是來自武漢P4生物實驗室的生物武器,世界相關領域的權威人士現在也開始公開討論這種指正的可能性。《化學戰士:敘利亞,索爾茲伯里和拯救戰爭中的生命》的作者哈米甚·德·布雷頓頓-戈登說:“過去的情況是,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可能製造致命病原體的能做比較複雜實驗的實驗室上。但是COVID -19讓我們了解到,奪取人的生命或擊垮社會經濟並不需要復雜甚至致命的病原體。”他們雖然沒有提及閆麗夢博士,但他們對於COVID-19的認知卻與閆麗夢博士的論證非常的一致,並認為“它可能毒性不是很強,但它可以高速傳播。”他們認為,毫無疑問,COVID-19是一場生物武器攻擊,並呼籲中共國必須為這場攻擊負責。世界開始覺醒,中共國已與薩達姆相提並論,那麼也預示著薩達姆的結局正在等待著它!

原文翻譯:

生物武器“與原子彈一樣具有毀滅性的威脅” – 成千上萬的生物實驗室都有洩漏COVID-19的可能性

英國最權威的專家之一昨晚警告說,COVID-19改變了我們對生物武器攻擊的理解,可怕的是我們並未認真對待這種威脅。

視頻鏈接

《化學戰士:敘利亞、索爾茲伯里和拯救戰爭中的生命》的作者哈米甚·德·布雷頓-戈登(Hamish de Bretton-Gordon)說:“過去的情況是,我們將注意力集中在可能製造致命病原體的能做比較複雜實驗的實驗室上。但是COVID -19讓我們了解到,奪取人的生命或擊垮社會經濟並不需要復雜甚至致命的病原體。COVID的毒性並不是很強,因此我們允許那些安全保護措施不夠健全的實驗室擁有這種病毒。”

“它可能毒性不是很強,但可以高速傳播。這就是我們一直忽略的問題,這必須改變。

“我們必須重新評估我們對世界各地生物實驗室的態度。”

他說,有57個P4實驗室能夠產生致命的病原體,例如炭疽和黑死病,如果受害者48小時內得不到及時的治療,95%的機率會死亡。這些實驗室中包括位於波頓唐的政府國防科學技術實驗室(DSTL)。

但是他警告說,在世界各地還有3200個P3實驗室,“其中許多實驗室分散在各所大學中,並且可能含有流感病毒。”

英國化學、生物、放射與核能(CBRN)軍團上校德布雷頓頓-戈登補充說:“武漢實驗室很可能是COVID -19的傳播源頭。我們已經看到受嚴格限制的P3和P4實驗室遍布世界各地。”

“ COVID -19甚至在P2實驗室也能生產出來,而那裡的實驗設施根本不安全。”

擁有Covid的實驗室一直缺乏有效的安全保護設施(圖片:NC)

雖然《生物與有毒武器公約》於1972年簽署,旨在幫助控制生物武器,但聯合國對這項公約的預算只有幾十萬英鎊,而且它沒有像禁止化學武器組織(OPCW)這樣的機構來進行監督和警戒,在很大程度上這項公約被忽視了。

這個問題還摻雜我們歷史性的錯誤,也就是我們對某些政府持續藐視並違背公約準則,進而實行受限制的化學和生物項目視而不見。

他說:“我參加了第二次海灣戰爭後尋找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伊拉克調查小組。”

“有一次,我們的傳感器發出了炭疽病毒攻擊的警告。我們知道薩達姆有一個龐大的生物武器項目,我們認為我們受到了炭疽病毒武器的攻擊。

“我永遠不會忘記那段經歷。我們調查小組的人已經接種了炭疽疫苗,但是對於其他人來說,如果染上該病毒,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醫療,例如服用抗生素,而且這種抗生素十分稀少。染上病毒後必須在48小時內接受治療,但炭疽病例症狀需要4到7天才能顯示出來,到那時,實施醫療為時已晚。”

有57個P4實驗室能夠產生致命的病原體(圖片來源:蓋蒂)

然而,經調查,炭疽的來源竟然是一頭死牛。

“我們沒有找到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是我們情報的失敗。”他說。

“我們最大的擔心是,為薩達姆化學和生物項目工作的科學家已經去為基地組織或後來的伊斯蘭國工作。”

薩達姆於1997年收集的化學武器庫存,存在巴格達北部,2015年遭到伊斯蘭國(IS)的搜查。那一年,IS試圖用布本奇瘟疫來毒死難民營中的人,像炭疽一樣,染上布本奇病毒的人如果在48小時內不進行及時治療,95%的機率會死亡。

他說:“情報失靈的問題會導致未來數十年的政治措施充滿了不確定性。”

可以生產Covid-19的P2實驗室設施並不安全(圖片來源:蓋蒂)

“西方開始規避風險。沙林毒氣——可能來自薩達姆(Saddam)的儲存——殺死了1500名敘利亞人,但由於需要三重鎖定的證據,奧巴馬對於敘利亞使用化學武器所畫出的紅線被忽視了,情報部門並不總能提供三重鎖定的證據。

從那時起,這些類似的生物武器開始激增。

他說:“現在,生物武器與20世紀原子武器一樣,對人類存在著同樣的生存威脅。但是,即使是核彈也不會產生像生物武器那樣的影響。”

“我們知道俄羅斯有一項化學和生物武器項目。索爾茲伯里神經毒劑的襲擊所帶來的具有廣告效應的巨大影響,吸引著世界上每一個獨裁者、暴君、流氓國家和恐怖分子。

某些政府繼續藐視和違背生物實驗室準則,甚至發展化學或生物項目

“毫無疑問,COVID-19冠狀病毒是一場生物武器攻擊。

“如果中共國作為世界上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作為COVID-19的傳播源頭只是聳聳肩而不負責任,不讓世衛組織視察員進入其位於武漢的P4實驗室進行調查,那為什麼其他國家要遵守生物實驗室的準則呢?”

“如果不定期檢查國家行為,那將來各種相關調查就要困難得多。”

他說,只有新的健全的規則加上安全協議、定期檢查和建立預警系統,例如敘利亞使用的哨兵應用程序,可以向平民發出即將襲擊的警報,才能根本解決問題。

他說:“第一步應是聯合國安理會確保《生物和有毒武器公約》得到適當的資助和監督執行。”

“我們必須認真對待這些生物實驗室的安全保障。我們無法承受另一場大流行病,就這麼簡單。”

🔗原文鏈接

編輯:【英國倫敦喜莊園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