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纽约香草山写作组  三票先生

在讨论福山先生之前先说说他的老师亨廷顿先生。亨廷顿(1923-2008)是哈佛大学博士并且毕业后一直在哈佛大学政治系任职,1993年他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文明的冲突》的文章,1996年又将该文扩展成《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主要观点就是“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他以“文明冲突论”著名而且影响很大。从维护个人权利限制政府权力的维度来看,他所说的“文明”实际应该是“文化”,而且他把中华文明说成是儒家文明,显然是严重的误判和误导。

实际上世界的冲突有文化的冲突(就是亨氏口中的“文明的冲突”),更重要的是文明和野蛮的对立,文化的冲突可以包容、和平解决,而文明和野蛮只有战争,不管是911,还是中共对美国的超限战。亨氏的观点将文明与野蛮的对立,混淆和淹没在文化的冲突之中,实际上起到了给野蛮打掩护的作用,所以他的观点很受中共推崇,在中国大陆的学术圈里很有市场,连我这个业余政治学爱好者都拜读过他的著作并一度很受影响。很巧的是,亨氏和基辛格同年,又是哈佛的同班同学。哈佛这个地方很邪乎,前有费正清,后有基辛格、亨廷顿和傅高义等都鼓吹中国是儒家文明,对商鞅驭民五术视而不见。前者误导了美国杜鲁门政府在二战后放弃对蒋介石的支持而使中共霸占整个中国大陆,后者在冷战结束后误导历届美国政府对中共实施绥靖政策,致使中共这个人类毒瘤做强做大蔓延到全球,不知道他们是真糊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佛朗西斯.福山先生是日裔美国人,师从亨廷顿获得哈佛的博士学位。1989年初他发表《历史的终极》一文,他认为人类历史的前进与意识形态之争正走向终极,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将被定于一尊,资本主义阵营将取得胜利,自由民主制度将成为所有国家政府的唯一形式,而且是终极形式。其后不久中国发生六四事件,随后柏林墙倒塌、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他因此而一举成名。1992年他将其主要观点写成了著名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他也因“历史终极论”而引起广泛关注和争论。他目前任斯坦福大学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高级研究员。

但是,最近十年,他的观点有很大变化。2014年他发表《政治秩序及其衰落》一书,该书中他对“历史终极论”的观点做了修正,在“法治”和“民主问责“之外引入了”国家治理能力“这个变量,他认为中共政府治理能力很强,发展很快,而美国和西方国家政府因为疏于管制而逐渐走向衰落。2015年1月,由臭名昭著的中共媒体《环球时报》采访西方政治人物和智库成员共41人的报导文集《我们误判了中国:西方政要智囊重构对华认知》出版,福山在书中认为最近20年中国崛起的经验刷新了他的部分看法,他没有料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冲击那么广泛“。2015年11月4日,他在中国清华大学做了题为《中国和美国的政治改革挑战》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说历史上由于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一直致力于培养较好的官员素质,但一直缺乏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他认为在现阶段的中国政治改革中,实现法治比追求民主更为根本。而美国的情况相反,由于法律过于繁琐限制太多,导致政府办事不力,国家消极应对冲突,社会变成了利益集团滋生的温床,有政体衰微的危险。由此可见,他已经基本改变了原来的观点,逐渐认可了社会主义中共的所谓崛起而唱衰资本主义的美国,他的”中国法治比民主更根本“的观点实际上是为中共的极权专制辩护和站台。

他改变观点的原因可能有多种因素。我注意到一件事,2015年4月,福山在北京参加中共外国专家局举办的改革建言座谈会并与中共学者进行广泛交流。4月23日,当时中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中纪委书记王岐山花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专门召见了他,从后来公开的会谈记录来看,90%的时间都是王在讲话。王谈历史谈文化谈宗教谈中共的治理能力,总之装神弄鬼古今中外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唯一强调的就是司法要在中共的领导下。王还特地说了中共很重视孔孟之道和老子的道德经,希望福山给全世界传递信号共同研究。整个来看,当时在中共如日中天的王就是想通过福山向世人表示他是有文化有国际视野的中共领导人,并忽悠全世界相信中共信奉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温良谦恭让仁义礼智信,信奉中庸之道以及和为贵,继续麻痹全世界。同年11月3日,也就是福山在清华大学演讲的前一天,中共党魁习近平单独接见了福山,会谈的内容没有公开报道,但之前一天习近平刚刚集体会见出席中美智库高层对话的美方主席基辛格和全体成员,福山也在其中,第二天就被破格单独接见,规格超过老师辈的基辛格,极其不同寻常。这使我想起郭文贵先生说过的,2017年9月,王岐山通过高盛的安排在北京秘密会见了刚离开白宫不久的平民主义倡导人班农,会谈同样是一个半小时,王同样是装神弄鬼,所不同的是据郭文贵披露,王劝班农不要再宣扬平民主义,如果要搞研究中共可以资助,10亿美元够不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到,中共在有计划有目标地重点收买海外有影响的不利于中共的学者来为中共服务。王是否也对福山进行了收买活动我们不得而知,但安排并陪同他参加会见的德地立人先生是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中信证券的日籍总经理,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2016年11月11日川普胜选后,福山在《金融时报》发表专文《对抗世界的美国:川普治下的美国与全球新秩序》,明确提出整个人类世界已经进入“民粹式民族主义“。2017年4月14日福山公开表示”直接民主作为政府形式之一,是完全无法运作的“,还是(中共的)代议政治优于直接民主……中俄模式—尤其是中国模式—会有吸引力。2020年4月他对新冠病毒表达了他的看法:中共模式应对疫情是成功的,这与漫长的儒家中央极权历史有关,其他国家无法复制中共模式;美国这样的民粹氛围浓厚的国家应对疫情比较糟糕,这类总统普遍有自负自大而对科学不谦虚的特性;别相信川普这类的总统,基本上他是个自恋无知的跳梁小丑,如果他还能连任那就是一个更大的深层问题。感觉王岐山和习近平的单独召见已经起了效果,他已经同中共一个鼻孔出气了。总体看来,福山当初的”历史终极论“只是无知的巧合,他对中共是无知的,其后来观点的转变除了他本身作为学者的正常认知原因外,更多的是掺杂了功利的因素。

顺便说一句,象哈佛、斯坦福、哥大、耶鲁等地处大城市的美国名校,已经被中共渗透得很厉害,成了西方左派的大本营,左倾思想泛滥,左棍层出不穷,不太适合中国学生留学,尤其是年轻人世界观形成的本科阶段。倒是象达特茅斯学院、圣母大学这样地处小城的偏保守的名校适合中国学生留学。不过读者诸公千万别以为我是吃不着葡萄才这么说的。

审核发稿: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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