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國的分析人士無法公開表達推動政策的因素

據《外交政策》2022年5月17日刊登了威廉姆斯學院政治學教授山姆·克蘭的文章:

2019 年 11 月 14 日,中共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右)和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出席在巴西巴西利亞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圖片來源:Pavelgolovkin/法新社通過蓋蒂圖片社)

中共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為中共國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制造了戰略困境。 這不僅僅是他作為最高領導人所做的個人政策選擇問題。 這是日益專制的政治體制的結果:任何政策都必須為中國共產黨的利益服務,而黨的利益現在由總書記的集中權力來定義和支配。 這個政權的政治邏輯導產生了清華大學著名的中共國國際關系學者閻學通最近所說的“中共國的戰略困境”。

然而,閻可能會拒絕這種以習近平為中心的框架。 他最近發表的《外交事務》文章從未提及習近平,只對中共國國內政治進行了淺薄和間接的提及。 盡管如此,無論在他所寫的內容中,更重要的是,在他未寫的內容中,閻都揭示了中共國對俄羅斯入侵的苦惱反應如何是習近平在政治體系中的巨大影響力的結果。

閻介紹了習近平批準的官方事件:美國通過推動北約擴張來挑起俄羅斯的攻擊,華盛頓現在正在通過大規模武器轉讓來升級和延長沖突以削弱俄羅斯和中共國,而美國如此堅定地致力於以遏制中共國的力量,即使北京與莫斯科合作,它也可能不會改變這種立場。 沒有提到中共國長期以來反對侵犯任何國家領土主權的承諾。 2013年中烏友好合作條約就到此為止。

在閻的描述中,中共國采取了謹慎的「平衡戰略」,試圖不與美國或俄羅斯對抗。 盡管在經濟和外交上代價高昂,但對閻而言,這條“中間道路”確實別無選擇。 這意味著更大的戰略動力正在發揮作用——一種勢不可擋的國際力量平衡,要求中共國抵制俄羅斯的侵略,無論其負面影響如何。 這與閰作為國際關系現實主義者的自我認同是一致的。 他認為中共國已經獲得的大國地位有時需要采取某些行動,而不考慮短期成本。 北京不能支持烏克蘭,因為它必須讓莫斯科至少成為一個初級夥伴,以對抗華盛頓在全球的影響力。

為了說明國際力量平衡的緊迫性,閻引用了毛澤東從 1958 年到 1971 年的外交政策。當時,隨著中蘇分裂,中共國面臨著來自蘇聯和美國的嚴重威脅。閻寫道,毛的回應是,在三線政策下,防禦性地將工業生產轉移到內陸地區,避免可能的攻擊。閻指出,這一決定是一場經濟災難,“導致嚴重的商品短缺和普遍的貧困”。 然而,他從中吸取的教訓是,中共國不應“再次夾在華盛頓和莫斯科之間”,這表明毛主義經濟失敗的根源是不利的全球戰略環境。

這個論點至少有兩個問題。

首先,中蘇分裂以及隨之而來的美蘇雙重威脅,並非強加於中共國的必然和不可控力量。 相反,它們是毛澤東和黨的領導層出於意識形態動機的政策選擇的結果。 至少從 1957 年開始,在他認為是先進的蘇聯實力標誌的人造衛星發射成功之後,毛澤東呼籲對美國采取更積極的姿態。 蘇聯領導人尼基塔·赫魯曉夫更為謹慎,著眼於與西方保持“和平共處”。 當毛在1958年臺海危機中強調這個問題時,赫魯曉夫對毛的外交政策判斷失去了信心,隨後中蘇關系惡化。 這裏的關鍵是中共國沒有被迫離開蘇聯; 毛和黨的領導層選擇這樣做。 他們選擇激進化外交政策,忽視核沖突的潛在危險。

這是閻的文章的第二個問題:忽視了毛主義領導失敗的全部程度。 對蘇聯的轉變與可怕的大躍進的出現同時發生。 導致大規模人為饑餓的原因是由毛澤東主導的高度集中的列寧主義政黨所制定的狂熱意識形態。 雖然這可能不是他的初衷,但毛知道正在發生的人道主義災難,但他堅持到底,讓數百萬人喪生。 後來他付出了政治代價,其他黨的領導人終於結束了苦難,但他又回來摧毀了文革期間的同一個黨的領導人。 在 1958-1971 年間,三線政策是中國問題中最少的。 毛澤東利用專制國家的全部力量給國家造成了更大的痛苦。

如果不將它們置於國內政治的背景下,就不可能充分理解中蘇分裂或毛澤東時代外交政策的其他要素。 分析人士現在不應該在中共國對俄羅斯對烏克蘭戰爭的反應上犯同樣的錯誤。

盡管與毛澤東時代有許多不同,但在習時代,中共國政治變得更加集中在總書記周圍,對整個社會的壓制更加嚴重。 經濟增長放緩和社會多元化加劇給威權統治的政治合法性帶來了問題。 習近平認為沒有什麽是理所當然的,他將資金投入到國內“維穩”警務、互聯網審查以及對維吾爾人和藏人的極端鎮壓中。

反美主義已經成為民族主義話語的主要內容。 美國被指責引發了COVID-19大流行、香港起義和中共國青年的腐敗,以及許多其他國內和全球問題。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習近平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後者入侵烏克蘭前夕表示,中俄友誼“無止境”。

盡管中共國外交官 – 以及該國不願違反制裁措施等行動 – 已經表明,中共國對俄羅斯戰爭的支持確實有限,但更重要的政治觀點是習近平與普京的公開和個人結盟。 現在離開莫斯科會引發對他的政治判斷力的質疑。 在中共國媒體無情譴責美國在世界上犯下的無數錯誤之後,習近平怎麽可能支持甚至默許美國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 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已經發展到如此程度 – 即使還沒有達到毛澤東主義的程度 – 以至於任何對他的信譽和智慧的挑戰都可能更廣泛地損害政治權威,尤其是在黨代會即將召開的情況下,總書記的任期很可能會延長。

習近平做了一個政治計算,認為他的地位和黨的地位需要一種反美民族主義,而俄羅斯是在國際上支持這種反美主義的重要因素。 扭轉這一決定,即使這樣的改變在外交政策方面是有意義的,也可能會破壞國內政治的穩定 – 而且,對習近平來說,國內政治處於主導地位。 他不會放棄在中共國不惜一切代價追求零 COVID-19 病例的日益適得其反的政策,他不會放棄在香港消滅公民社會,他不會放棄對普京的支持, 因為做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個都可能會損害這位絕對可靠的最高領袖的形象。

閻知道這一切,盡管在評估中共國外交政策時,他可能會就國內政治關註與全球權力平衡的相對重要性得出不同的結論。 然而,有說服力的一點是,他不能參與這種討論。 這樣做會使他招致批評 – 甚至可能更糟,正如持不同政見的學者許章潤的死亡所證明的那樣 – 甚至考慮到總書記的錯誤判斷。 他也不能直接批評已經死去已久的毛澤東大躍進饑荒和文化大革命的可怕失敗,這可能是反黨的“歷史虛無主義”。 取而代之的是,他對一個結構模糊的“困境”進行了籠統的分析,沒有涉及關鍵決策者習近平。

真的很遺憾,因為閻在其他著作中主張“人道權威”,間接暗示中共國需要在國內進行政治改革,然後才能將其權力施加到世界上。 他是一個微妙而專註的思想家。 但不是在這一刻,也不是在這篇文章中。 在這裏,由於獨裁力量的增長,他被簡化為將中共國對俄羅斯侵略的明確支持定性為“中間道路”,“平衡戰略”。

他說中共國陷入困境是正確的:支持莫斯科給北京帶來了經濟和外交問題。 但他不能說的是,習和黨的領導層之所以選擇這條道路,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是不計成本地在國內維持權力的最佳方式。

文章觀點僅代表作者本人,與Gnews平臺無關

文章來源:https://foreignpolicy.com/2022/05/17/xi-china-ukraine-russia/

翻譯:洛杉磯盤古農場 – WH

校對:洛杉磯盤古農場 – Mike Li

編輯:洛杉磯盤古農場 – 傻小子

發布:洛杉磯盤古農場 – 子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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