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彩虹

圖片來源:外交政策

5月13日,《華盛頓觀察家報》報導,雖然白宮官員和世界各國領導人週四聚集在第二屆COVID-19(中共病毒)峰會上,討論如何與該大流行病做鬥爭和預防未來再次出現的問題,但是,中國和COVID-19是如何產生的這一揮之不去的問題卻沒有出現在討論中。

因此,一些科學家和政治領導人抨擊美國政府的遺漏,認為如果不知道第一次COVID-19病毒大流行病的原因,就不可能防止另一場大流行。

羅格斯大學(Rutgers University)化學生物學教授理查·埃布賴特(Richard Ebright)說:“一個不解決COVID-19起源的國際COVID-19峰會註定是失敗的會議。一個不包括調查COVID-19的起源和不要求加強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監督的美國大流行病預防計畫,是對已經死於COVID-19的100萬美國人及其家人的背叛”。

文章認為,該峰會鼓吹需要新的支出,以便在世界各地提供測試、治療和疫苗,為下一次疫情爆發做準備,但是,卻沒有人直接提到中國或COVID-19的起源。

參加本次峰會的政府、企業和慈善機構包括來自歐洲、南美、亞洲和非洲的代表,以及比爾&梅林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克林頓健康計畫(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世界銀行(World Bank)。

峰會週四鼓吹的舉措包括在世界銀行設立一個4.5億美元的大流行病防備和全球衛生安全基金,總體目標之一是預防未來的衛生危機。

但是,斯坦福大學醫學院的史蒂芬·奎伊(Steven Quay)博士認為,對疫苗、測試和治療的關注忽略了一個最大的問題。

他說,“預防大流行病的第一步是要知道以前的大流行病是如何開始的。科學告訴我們,SARS-CoV-2具有以前從自然界中從未見過的特徵,而這些特徵也是(病毒)功能增強性研究的一個標誌。為什麼這次峰會忽略了起源的問題?是不是因為中國和美國在研究上進行了合作,他們一致同意掩蓋他們的罪責?”

同樣,來自爾灣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人口健康和疾病預防教授安德魯·諾伊默(Andrew Noymer)也表達了這些擔憂。

諾伊默說,“我們通常研究最近的大流行病,以便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準備。事實上,我已經不止一次地觀察到,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寬鬆程度導致我們對COVID大流行的嚴重性缺乏準備。鑒於對SARS-CoV-2(導致COVID的病毒)的來源存在不同的假說,(那麼)對下一次大流行的準備工作應該包括不遺餘力地研究COVID的起源。”

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病是如何起源的仍然是一個激烈爭論的話題,政府領導人和科學家呼籲對這個問題進行進一步研究。

而一些政治家不僅希望重新調查中國政府在新冠病毒(COVID-19)起源中的作用,而且也希望調查西方科學家的行為,比如調查彼得·達斯紮克(Peter Daszak),他獲得了美國納稅人資助的撥款,在武漢進行蝙蝠冠狀病毒的功能性增強研究,而COVID-19就是在武漢產生的。

4月份,由於《名利場》(Vanity Fair)的一篇揭露文章詳細描述了可能的掩蓋行為,眾議院冠狀病毒危機特別小組委員會的共和黨成員呼籲拜登政府啟動新的COVID-19起源調查。

責編:彩虹

新聞來源

Biden panned for silence on COVID-19 origins at pandemic sum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