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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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3日,《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虽然白宫官员和世界各国领导人周四聚集在第二届COVID-19(中共病毒)峰会上,讨论如何与该大流行病做斗争和预防未来再次出现的问题,但是,中国和COVID-19是如何产生的这一挥之不去的问题却没有出现在讨论中。

因此,一些科学家和政治领导人抨击美国政府的遗漏,认为如果不知道第一次COVID-19病毒大流行病的原因,就不可能防止另一场大流行。

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化学生物学教授理查德·埃布赖特(Richard Ebright)说:“一个不解决COVID-19起源的国际COVID-19峰会注定是失败的会议。一个不包括调查COVID-19的起源和不要求加强生物安全和生物安保监督的美国大流行病预防计划,是对已经死于COVID-19的100万美国人及其家人的背叛”。

文章认为,该峰会鼓吹需要新的支出,以便在世界各地提供测试、治疗和疫苗,为下一次疫情爆发做准备,但是,却没有人直接提到中国或COVID-19的起源。

参加本次峰会的政府、企业和慈善机构包括来自欧洲、南美、亚洲和非洲的代表,以及比尔&梅林达·盖茨基金会(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克林顿健康计划(Clinton Health Access Initiative)、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

峰会周四鼓吹的举措包括在世界银行设立一个4.5亿美元的大流行病防备和全球卫生安全基金,总体目标之一是预防未来的卫生危机。

但是,斯坦福大学医学院的史蒂芬·奎伊(Steven Quay)博士认为,对疫苗、测试和治疗的关注忽略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他说,“预防大流行病的第一步是要知道以前的大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的。科学告诉我们,SARS-CoV-2具有以前从自然界中从未见过的特征,而这些特征也是(病毒)功能增强性研究的一个标志。为什么这次峰会忽略了起源的问题?是不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在研究上进行了合作,他们一致同意掩盖他们的罪责?”

同样,来自尔湾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的人口健康和疾病预防教授安德鲁·诺伊默(Andrew Noymer)也表达了这些担忧。

诺伊默说,“我们通常研究最近的大流行病,以便为下一次大流行病做准备。事实上,我已经不止一次地观察到,2009年流感大流行的宽松程度导致我们对COVID大流行的严重性缺乏准备。鉴于对SARS-CoV-2(导致COVID的病毒)的来源存在不同的假说,(那么)对下一次大流行的准备工作应该包括不遗余力地研究COVID的起源。”

COVID-19(中共病毒)大流行病是如何起源的仍然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政府领导人和科学家呼吁对这个问题进行进一步研究。

而一些政治家不仅希望重新调查中国政府在新冠病毒(COVID-19)起源中的作用,而且也希望调查西方科学家的行为,比如调查彼得·达斯扎克(Peter Daszak),他获得了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拨款,在武汉进行蝙蝠冠状病毒的功能性增强研究,而COVID-19就是在武汉产生的。

4月份,由于《名利场》(Vanity Fair)的一篇揭露文章详细描述了可能的掩盖行为,众议院冠状病毒危机特别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呼吁拜登政府启动新的COVID-19起源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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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 panned for silence on COVID-19 origins at pandemic summ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