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自由微信(河濱客廳)
採集:玫瑰新聞組

這個4月,與絕大多數在上海的人一樣,我們被困在房間裡,幾乎錯過了整個春天,想起古人有“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的詩句,直到逃離上海遠赴昆明,隔離結束之日正是昆明藍花楹滿街之時,詩句中的惜春之感在將要恢復自由的我讀來潸然。

避居異地的想法雖然一直就有,真的付諸行動還是女友提出來的。作為外國人,此時在上海反而更脆弱。一方面在上海缺乏資源人脈和社群,以及不熟悉這些中文APP小程式,很難能夠主動覓食,如果語言不通無法與鄰居抱團團購生存本身都不容易,如果年歲大了或者有孩子,再或者沒什麼本地中國朋友可以傾訴支援,處境尤為困難。在西方發達國家習慣了自由與免於匱乏,習慣了公共政策的可預期性,習慣了政府派錢賑濟,對於解封的遙遙無期,對於越來越嚴苛的隔離政策,對於毫無基本禮貌每天不分時段捶門的支弄堂大叔大媽帶來的惶恐,以及長期隔離的困頓,造成鄰里之間時常有情緒爆發,住在一樓的我們隔窗可聞,加之她又聽不懂中文平添擔心,如此下去幾乎無法再忍受。

總會想起,1931年1月,因為柔石等作家被捕,魯迅同許廣平攜海嬰避居花園序,除夕之夜只能托親戚“制肴三種,於晚食之”。

1932年1月30日,因為「一·二八」的戰火,魯迅全家“下午全寓中人俱遷避內山書店,只攜衣被數事”。2月6日,農曆正月初一,魯迅與周建人全家在這一天下午又“俱遷避英租界內山書店支店,十人一室,席地而臥”。在新年中逃難,這是有家室的責任。我有朋友玩笑「百囤不如一潤(Run)」,確實如此。

請注意:上海的「靜態管理」從未禁止離滬。這一點與武漢的封城略不同。即便身在上海的很多人,也從未瞭解離開上海是可行的,更沒有做過研究如何離開。比起移民,離開上海雖不容易,卻要簡單得多。

在朋友圈貼出離開上海的消息後,幾十個朋友來問我具體離滬的步驟,甚至有親人過世需要離開上海回鄉送別的。

第一步,找居委會申請離滬;

第二步,搞定票;

第三步,搞定去機場/車站的車(如果不想騎共用單車去),即便在封控區也可以走。

此外在機場/火車站需要48小時核酸,24小時抗原(如核酸24小時以內可以免抗原),目的地健康碼是綠碼就可以乘機。

其他準備工作:關注各個候選目的地,並電話諮詢目的地疾控部門或防疫指揮部的隔離政策,遵照當地隔離政策做好準備。通常是7天集中隔離+7天居家健康檢測起步,昆明的政策是14+7天,我們原本寄予期待很高的廈門是7+7天。

每一步都不容易,第一步的前提是你的樓沒有陽性,沒有被封或者硬隔離;搞清楚居委會能夠批准何種離滬理由。居委會要求上海解封及社區解封之前不要回來(申請回社區比申請離開麻煩多了)。

第二步,通過航班/高鐵等交通工具前往其他第三地隔離,或者自駕車(前提是有通行證)。

目前上海始發的高鐵僅兩趟上海-合肥的G7376和上海-北京G10,以及少量過路車,主要發往江蘇與浙江。不知是不是受諸如在蘇州有人搶票抵制上海人來蘇州(這類之前的傳聞很可能只是段子),更重要的原因是本身供給量比起需求量實在有限,離滬高鐵票很難搶,我分別在放票之前,加了最高60塊錢“光速”搶2趟全座位類型(從商務座到二等座)的高鐵票,居然都沒有搶到,一票難求可想而知。

目前上海每天虹橋+浦東離港航班1-5班,通常為1-3班(窄體機)航班;無止境的航班取消,意味著要多買幾張機票,才有可能有一張成行。因此具體能去哪個城市,不是你的選擇,而全憑運氣。查詢近30天以來曾經執飛率較高的那些航班,再次執飛概率也較高。這一規律也無從保證,以我買的上海飛昆明FM9451為例,4月1號封城以來至今,上海飛昆明僅有14、17、19號3班次執飛,我僥倖買到了最後一班19號機票(撞上了10%的概率)。同機的一對近90歲來自昆明的老夫婦美國探親回國在上海中轉隔離,每人買了6張回昆明的機票,而另一位阿姨為了回昆明竟然買了10張不同的機票。不過她原本買到了4月17號執飛的一班,提前2個多小時到了機場,卻被告知必須提前5個小時值機,因此只得改簽19號。

我當時準備了3套方案,週二飛昆明(當時是取消率較低的航班之一,1周取消了5天,這一班與另一班飛北京的航班是當天虹橋機場僅有的2班離港國內航班),週四飛廈門(之前7天到週三全部取消),最壞週五上午十點高鐵去濟南(因為預計我們最後一次核酸是週三上午,虹橋機場不提供核酸,距離虹橋機場最近的核酸檢測點超過5公里,還要再找車前往,因此再晚的火車基本不能選)——真是如同疫情期間歸國的遊子們。

有朋友分享了多位計程車司機的經驗貼,以及通過其他慈善機構分享的司機的聯繫方式,比價之後,去虹橋機場14公里行程,400元包車已經算不錯的價格。有外賣小哥用電動車載我們一程,開價5000,因此網傳外國人花1萬多去浦東機場也並不意外。即便紀實攝影大師劉香成4月下旬去浦東機場也只得在外國記者協會微信群求助。

比我早兩天離開上海回國的德國女鄰居與我們彼此惺惺相惜,我們都想到了一本講1949年前後上海歷史的書,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我離開三天后,社區被“硬隔離”一周,柵欄把每條支弄堂攔在裡面,我和她又不約而同想到這如同當年二戰時期的猶太隔離區(日本侵略軍於1943年5月在德國方面壓力下在虹口用鐵絲網設立猶太難民隔離區,離開必須持有日軍所發的通行證),慶倖能夠及時離開。

我們一早不到六點半出發,2位睡眼惺忪的門衛把門,一位是物業的保安,另一位看起來像是下社區的幹部,說並沒聽說居委的准許,我只得出示了我和居委的聊天記錄。

以洋房別墅區和精品咖啡館、西餐廳集中而聞名的愚園路,地面飄散著垃圾,所有店家都大門緊閉,一路蕭條。往日時常堵車的延安高架內環以內路段,幾乎看不到車影子。聽司機說他載客從來沒被攔下來盤查過,而且他有跨黃浦江的通行證。

通往虹橋機場T2航站樓的高架出口被封,因此司機只能把我們放在虹橋高鐵站再步行去航站樓,幸而並不遠。

清晨六點三刻高鐵站外幾乎沒什麼人影,前後不足10位同行的乘客下車步行前往航站樓,偶爾還能看到騎著小藍單車一路騎過來的旅客,後來聽一位同機從事地產仲介的楊先生說,他騎了40公里到機場。除此之外還有一兩個在休息的保潔人員。航站樓外的分類垃圾桶,儘管旅客每天估計只有兩三百,垃圾依然溢出,還有殘餘液體順著垃圾桶在人行道流淌。

比起網上分享的浦東機場的圖片,虹橋機場大廳19號早晨沒有那麼多滯留打鋪蓋過夜的人,只有持當天機票的人才能進入,早七點左右大概只有十幾個人帶著被子坐在大廳椅子上,而且沒有看到有自助售貨機,真不知道如何解決一日三餐。

詭異的是大廳幾乎沒有服務人員,也沒有其他旅客(所有的旅客都是同一航班的),沒有任何商鋪營業,如同災難片中規模宏大的廢棄建築。僅有機場入口、辦理登機、安檢以及登機口有服務人員在崗,僅有一個E入口開放,一排辦理登機的櫃檯,一個安檢口加上一個登機口還在運營。自助值機設備都沒有開,所有人都需要通過櫃檯,VIP貴賓室均不開放。除了進入機場大廳要檢查48小時核酸,24小時抗原;排隊辦理登機牌時候,也被航司服務人員要求首先填寫資訊獲取雲南健康碼,雲康碼只有是綠色才能登機,似乎有一位女性乘客因雲康碼問題被攔下。

在登機口前的休息廳,人們主動分散各處保持社交距離,然而臨近登機時間,又擠擠挨挨排起了隊。登機口的航司服務人員大聲喊著,昆明隔離21天,似乎想要提醒並勸退逃難一般離開上海的旅客。

同機有不少拖著大箱小箱剛回國的遊子,離境回國的九九八十一難之後,上海的解除隔離報告並不管用,來到昆明視為從疫區來,不得不繼續隔離。有一位臺灣大叔3月20日左右入境上海,解除隔離之後,遲遲買不到離滬的機票,已經事實上在上海隔離了1個月。

不少人全副防護裝備,拒絕一切機餐和飲品,不上廁所,全程躲在防護裝備下。同機有香港人、臺灣人,也有藏胞,女友可能是惟一一個明顯的外籍人士。年紀最大的有參加過解放戰爭與抗美援朝的老兵,已經近90歲(在隔離酒店他的血壓高壓一度超過210,他在微信群開玩笑沒死在朝鮮戰場卻困在了隔離中);最後登機的是一位獨自離滬的老奶奶,幾乎無法自己走路,空姐一路把她攙扶到經濟艙第一排的空座位休息,直到飛機起飛平穩之後,再把她攙扶到後排的座位,不知為何她一人獨行,而且她要像我們一樣隔離14天,不知如何能照顧自己。

全機128個座位,商務艙8個座沒坐滿,有人希望升艙到商務艙,但POS機壞了,乘務員沒法收錢。除去前排2個用於工作人員座位,及疫情以來一般後三排預留的隔離觀察區,乘客一共約100。這麼算來除了國際航班,每天能乘坐國內航班離滬的最多也就300個左右幸運兒。據出色WSJ中文版報導,「在(虹橋)火車站,每天會在下午2點左右放票,每個班車有40余張,但據張華目測,他到火車站的時候,滯留人數已經超過200人」。

我們坐在經濟艙第二排,恰好靠窗的座位空出,給人帶來莫大的安全感(事實上,14天之後,我們航班上幸而沒有一例陽性)。每次有人上洗手間,乘務員都會花幾分鐘時間徹底消殺。飛行全程約3個半小時,乘客們都很安靜。

機場降落又是約1個小時的漫長等待,通知是等待防疫人員的準備,後來知道行李車直接開到停機坪上裝卸行李,等待直接開往隔離酒店的大巴,一共3輛大巴車我們上了第一輛。很多人原本訂了在昆明轉機的票,跟司機與防疫人員理論,結果只能是退掉下一程乖乖在昆明隔離。

之後又是漫長的等待,連大巴司機都說不知道將開往哪個酒店,說會有車帶隊,直到快出發,才有同行的乘客傳出是哪一家酒店。我們地圖一看,距離機場80公里的石林縣,著實在荒郊野外。

全封閉的旅行巴士,司機與乘客之前被透明塑膠膜隔開;大概由於擔心空氣流通,司機既不肯開空調,也不肯開車門,漫長的等待中車內一度悶熱,進一步激化了不少乘客的情緒。

最終等來帶隊的,是警車,一路兩輛警車開道和斷後。14天結束隔離後,再度帶我們離開的是公路局的車而不是警車。隨著大巴的開出,車上氣氛逐漸活躍起來,儘管大巴空氣也不流通,卻不同於在機艙中的安靜,不少人電話與家人朋友報平安,與公司溝通。一路上,乘客們操著全國各地的口音分享各自的遭遇,如何買到飛昆明的票,以及隔離之後的計畫,有同行旅客原本打算辦妥了工作從上海回深圳,家裡還有先生小女兒,然而飛深圳的航班一直取消,從未執飛過(另據消息轉機來深圳行程卡凡帶上海星號旅客會被勸返)。

臺灣大叔與我同車在同一排右手邊,他剛好有朋友在之前上海飛昆明的航班上,因此向周圍人分享了不少有用的關於隔離情況的資訊,雖然據說酒店服務沒有效率且時常一問三不知,同一個需求要重複很多次才可能有回復,但至少相對心安一些——可以收快遞,有酒店超市可以選購東西送上門,這兩點比當時只能依靠團購和政府救濟的上海好很多了。

大約有32名同行乘客申請回戶口所在地,約占總旅客的1/3。他們只是將昆明作為回家鄉的中轉站,大體可以想見,疫情期間急於離滬返鄉的比例,其他乘客則有來雲南公幹的,如大企業採購、技術人員甚至基層政府公務人員,然而都要隔離21天才能投入工作,來昆明旅行的反而很少,原本是昆明的旅遊旺季和最美的時節。

下了大巴車依然是漫長的等待,在酒店一進門的停車場等待一車一車乘客排隊,填表——明明填表這個事情可以前置在大巴上進行。從飛機落地約中午12:10到入住酒店已經是下午5:30,其間除了1小時車程,剩下的時間都花在等待與各種程式上。

接待我們的分為酒店服務團隊與防疫人員兩隊人馬,防疫人員隸屬于地方應對新冠疫情領導小組指揮部,又具體分為醫療組、轉運組、資訊組、核算組等。一個個穿著防護服,對著我們從頭到腳以及行李都拿著噴霧消殺一遍;然後通過一個個桌子就不同表格簽字,付款,領取毛巾,消殺藥品及體溫計等(這些都屬於強制性購買),領取房間門卡。我們航班旅客分住在3層、5層、6層和8層,與前序的2個航班具體分區情況不太清楚,但有所交叉。一旦有一個房間出現陽性,則周圍6個房間的住客從下一次核酸陰性開始新的14天。酒店為每一個航班開了微信群,在微信群裡提交需求,以及每天兩次體溫測量結果。資訊組要收集所有住客的需求,一開始3個航班有300人左右,他們時常被海量資訊淹沒而漏過需求資訊。

酒店空調是中央空調因而不能使用,剛到的時候天還有些冷,我燒了熱水,把礦泉水瓶做熱水袋裹上毛巾。原本是地毯的地面被鋪上了裝修用的防水塑膠布,如同居住在內裝未完工的房間,除此之外我們的房間對著天井,只能見得到太陽的反光,如同是環形敞視的監獄(按照高德地圖這家酒店在全縣排名第一,然而酒店採光方面的設計本身有很大問題)。結束隔離回到居家住處第一次出門在外覺得特疲憊,已經需要適應陽光對眼睛的刺激。

自費隔離的收費,如果是一人一個單間,14天約4800元每人(含三餐與水,洗浴用品,紙巾等基本用品,以及7次核酸和大巴車等費用),一家人可以申請共同隔離,按照房間算+多出一人的三餐和核酸等費用。我和女友兩人一共付了5828元住標準間,每天約416,這個價格在石林縣相較我們獲得的服務不算便宜了。離開石林縣的5月3日,正是五一黃金周,偌大石林景區竟然很少有旅遊大巴進出,選擇成為隔離酒店,也不失為一種理性的生意。雖然距離石林景區近在咫尺,由於全程閉環,沒有一個同行的旅客能前往石林。離開酒店依然需要提交接收的街道/社區的工作人員電話,由指揮部電話確認之後,從酒店派車送往機場高鐵站或者長途汽車站,對於回昆明市區的旅客則由大巴送達社區由社區簽字領人。

到了第十天左右,不少鄰居的耐心似乎到了極限,時常能聽到有人在吼叫,也有女鄰居一展歌喉,還在住客群中獲得打賞。

最後一天,大家似乎都很興奮,相繼在隔離酒店群裡分享結束隔離告知書,似乎成了一種儀式。

中共的邪惡本質和邪惡機制已經在不知不覺中變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們對此早已習以為常。我們需要打破和逃離這個機制,才能改變新中國。

新聞來源:

封城陰影之下如何離開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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