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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大山jimi
编辑:翼族

图片来源:FT

香港

首先,请允许我向香港人民致敬。

过去的两年中,香港在对抗中共暴政的同时,数百万人井然有序的和平游行向全世界展示了香港人令人震惊的优良素质,没有一个国家能做到象香港这样自发组织的、有序的和平游行,彻底击穿中共宣传所称的“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的谎言。事实并不是中国人的素质低,而是素质低的人在统治中国。当我们再次重温那些让人热泪盈眶的画面——香港,令人油然起敬。

新中国联邦的发起者郭文贵先生曾说,香港将是中共倒塌第一张多米诺骨牌,笔者深以为然。

2019年,香港政府推动《逃犯条例》修订,从而引发香港示威的浪潮从夏天持续到第二年。尽管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已经正式宣布撤回条例修订,满足示威者的一个诉求。但“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呼声仍不绝于耳。

无条件释放被捕示威者、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调查警民冲突、取消对抗议者“暴动”的定性、尽快实现立法会与行政长官选举的“双普选”,余下的这四个诉求中,“双普选”无疑是分量最重的一个。

不论香港主权移交前后,普选问题一直是讨论香港民主时绕不开的议题。同时这个问题也成为不断撕裂的中港关系的缩影。因“反送中”引发的示威抗议再一次令“双普选”问题成为焦点。

随后中共在香港强推《国安法》,逮捕杀害无数无辜青年学生和市民,等于彻底砸烂香港,东方之珠从此蒙尘,荣光不再。

“真普选”与“一国两制”矛盾吗?

引起2019年夏天风波的《逃犯条例》修订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9年2月,香港政府提议修订《逃犯条例》,即便在6月9日主办方宣布有100万人参与的反对此举的大型示威发生之后,香港政府仍坚持推动法案的二读。

“越来越多香港人知道,行政长官一个比一个差,原因是行政长官都是北京选定的,他们不对香港人民负责,”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说,“香港人想要的特首是一个可以真正把香港人想法告诉北京的人,而不是一直只会把北京的意志灌输到香港的人。”

于1997年7月1日生效的《基本法》中指出,2007年后特首的产生方法如需修改,需要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以及人大常委会批准,而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则简单一些,立法会三分之二通过、特首同意后,报人大常委会备案。

“如需修改”这四个字给了很多人想象的空间。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撰文表示,根据这一规定,特区成立之初香港普遍认为,2007年的行政长官选举,与2008年的立法会选举,会是“香港最早可以实现‘双普选’的时机”。

但2004年,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释法,将特首与立法会产生方法的修改程序增加到五步 ,需先由特首提出报告,经人大常委会确定后,再由特区政府提出相应修改提案。中共人大还称,2007年特首选举,与2008年立法会选举,不实行普选。

这一安排给了中国政府“限制香港民主化进程与空间”的主动权,香港政治改革机制已经与很多人原来的设想相距甚远。

2007、2008“双普选”期望落空后,建制派政党民建联于2005年又提出2012年“双普选”计划,但这一时间表也被北京拒绝。这次北京给出了一个新的时间表:2017年行政长官选举实行普选,之后的立法会选举,也实行普选。

而在时间表确定之后的2014年8月31日,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审议香港政改报告,公布简称“八三一决定”的决议。其中对负责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提名委员会的组成、限定特首候选人人数等,列出明确规定,让不少香港人认为真正普选已成泡影,触发了香港更大的政治危机。

这个行政长官, 提名委员会,由1200人的选举委员会组成,候选人只要得到当中601人的支持,便可以当选,整个过程和香港的民意没有必然关系。许多港人都认为这1200人并不能代表所有的香港人,因此要求改变选举制度。然而人大常委于2014年8月31日的决定却表示,日后就算实行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参选人也一定要先同样由这1200人出任的提名委员会筛选,要得到当中的过半数支持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换言之,香港人争取普选是因为觉得这1200人没有代表性,后来改革的方案不单没有换走这1200人,反而给予他们更多的特权,香港人感到被忽悠了。

这1200人的正式名称是选举委员会,而人大常委则决定要让他们成为普选行政长官时的提名委员会。这1200人的代表性是当时争议的其中一个核心。

首先,香港现时有超过350万选民可以在立法会,和区议会选举当中投票,可以直接参与产生选举委员会的选民却不足24万。也就是说,一开始就已经有300多万人是这个选举委员会所不能代表的。

再细看选举委员会的组成,则发现它的代表性是极不平均的。举个例,委员会当中有30人是教育界的代表,由中小学的教职员选出,而登记在教育界的选民共有81831人。委员会当中又有60人是渔农界的代表。香港是一个现代城市,渔农业只占人口和经济产量很少的部分,现在只有4千多人的工作是和渔农业相关的,但渔农界的代表却竟然比教育界多一倍。

更大问题的,是这4千多名渔农业工作者其实是没有资格投票选出那60个代表的,只有政府认可的158个“投票人”才有资格。为什么选举委员会的代表组成要这样分配,谁才有资格成为“投票人”,基本上都是上届政府说了算,这点就足以决定这个委员会的组成不可能是公平的。

选举委员会当中有不少界别是以行业划分的,例如饮食界、旅游界和出版小组等等,但这并不代表从事这些行业的人都可以参与,而是只有这些行业的老板可以参与。

这种安排产生了两个问题。首先,有意得票的人可以给钱开设很多间的空壳公司,便能够增加在选举委员会的影响力。第二,选举委员会明显地向商界倾斜了,参选行政长官必须要先讨好商界而不是香港市民。

发布:翼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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