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評:

在大流行突然暴發的緊急時刻,一切都停滯了。現在,一些醫生在組建全球一線重症監護聯盟,因為正常的隨機試驗需要兩到四年的時候,也許更長。必須做些事情阻止這個大規模傷亡事件繼續發生。新冠病毒是一種複雜的、至少是實驗階段的新型疾病,首先要使用藥物組合,就像對待艾滋病和丙型肝炎早期的做法,先尋找能夠減弱病毒複製的藥物,幫助治療細胞因子風暴,就有機會減少住院和死亡。否則,病人上了呼吸機就下不來了。大流行期間ICU的死亡率為30%,一些風險群體甚至更高。但是這種病毒的風險是分層的,80歲和20歲的人感染完全不同。因此,減少接觸,採取多種藥物治療。

羥氯喹是藥物治療方案中的一種藥,它已經使用了很多年,不需要緊急使用許可,但需要緊急使用授權。但是羥氯喹沒有被授權,《柳葉刀》和《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一些欺詐論文,影響了羥氯喹的推廣和使用。於是,直到今天,哈佛大學、杜克大學、梅奧診所這些標誌性的機構都沒有一個居家治療COVID-19的方法,以防止住院和死亡。

GTV視頻鏈接

視頻字幕:

主持人Chris:我只是不明白,在一個嚴重緊急的時刻,為什麼連基本的見解都要花這麼長時間才能在臨床上得以實踐,到底發生了什麼?

Dr. Peter McCullouhg:我們沒有快速交流的架構。作為一個心髒病專家,我認為我們的國家衛生研究院本可以在貝塞斯達舉行虛擬會議。你我都記得,當出現一個有趣的問題時,很多時候,會在馬里蘭州的貝塞斯達舉行會議,我們都來開會。學者、政府官員、製藥商,我們會把我們的研究經費放到這個問題上,找到解決方案。

在這場大流行中,一切都停滯了。我們都突然處於自由浮動的隔離狀態,這很荒唐。因此,我在Coracle網絡的工作完全獨立於Pier Corey和Paul Merrick,他們正在組建一線重症監護聯盟,該聯盟完全獨立於紐約門羅的Vladimir Zelenko和達拉斯的Yvette Lazano。我甚至不知道Yvette在做什麼。

我們在加州中南部有Brian Tyson和George Freed。在法國馬賽有Dideur Riolt,然後在南美洲有Barrentios博士,在南非有Chadi博士。我們都是獨立工作,這太有趣了。 Chris,積極地尋找文獻中的任何線索,了解我們如何進行這項工作。我告訴你,在我們小組中,我們的規則如下。

我們知道,大型隨機試驗需要兩到四年的時間。我們知道這將會很長。在大型隨機試驗之後,(行醫)指南將需要幾年時間。因此,我們不打算等待指南。所以我們實際上採取了所謂的預防原則。

這是一個大規模傷亡事件,我們必須做些事情。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大規模傷亡將繼續增加。我們必須做些事情,於是我們尋找任何有幫助的藥物。我們知道這是一種複雜的,至少是實驗階段的疾病。我們將使用藥物組合,就像我們在愛滋病和丙型肝炎早期的作法,我們甚至對複雜的細菌感染也是這樣做的。我們使用多種藥物,尋找能夠減弱病毒複製的藥物,幫助治療細胞因子風暴。例如你曾提到類固醇控制血栓。

我們認為,如果我們能夠把這樣一個項目放在一起,我們就有合理的機會減少住院和死亡。我們在醫院看到的情況確實令人震驚。病人上了呼吸機後,就再也下不來了。我加入了停止病毒疫情研究網(STOP COVID ),他們帶我去婦女醫院。因此,我們立即開始獲得數據,這很好。那是David Lee領導的,他這方面功勞很多。我們看到了大流行期間ICU的死亡率。

如果有人病得厲害進了ICU,30天的死亡率大約為30%。一些風險群體甚至更高。我們從多個機構了解到停止新冠的事,而且牛津大學的其他小組也了解到,這種病毒是風險分層的。也就是說,80歲的人和20歲的人的感染是完全不同的。因此,風險分層的原則,控制傳染的原則,減少病毒接觸的原則,然後多種藥物治療,形成我們在美國醫學雜誌上的第一篇論文。

我們在5月、6月把想法整理好,然後進行總結。我們有很多的作者。來自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作者Emery,在達拉斯的我,來自錫耶納和米蘭的意大利人。協調這一切需要很大的努力。我們準備發到《英格蘭醫學雜誌》,老實說,我們開始在《英格蘭醫學雜誌》以及《柳葉刀》中看到一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包括偽造欺詐論文,我們一會兒會說到這些。我說,算了吧。我還是發到美國安全的雜誌《美國醫學雜誌》。

我和編輯Joe Alpert談過這個問題。我們得到了非常好的同行評審。我們在《美國醫學雜誌》上發表了這篇論文。這篇論文的標題是:COVID-19早期門診治療的病理生理學原理。那篇論文迅速成為《美國醫學雜誌》存檔的下載量最大的論文。事實上今天,它仍然是一年來下載量最大的論文。他們每週都會出版。

論文原文鏈接

所以我可以告訴你,在整個過程中,我們經歷暴風雨,也經歷了春天。我記得白宮的納瓦羅給我打電話,彼得說:聽著,你能幫我嗎?我們這裡有硫酸羥氯喹的供應,卻被布萊頓和政府內部的一些人阻撓。他說,我需要一些幫助。有什麼辦法可以讓我們就羥氯喹的緊急使用授權向FDA提出上訴?

我所了解到的是,羥氯喹是我們治療方案中的一種藥,不是唯一,但是是其中一種。問題是,羥氯喹需要緊急使用授權。它已經在市場上了,不需要緊急使用許可。所以緊急授權是一個限制,而且最初只限於住院病人使用。

隨後《柳葉刀》上的一篇來自Surgisphere的欺詐性論文,事實上,是哈佛大學的一些作者暗示羥氯喹在醫院裡有危害。這是一篇完全虛假的論文,引用數據庫都不對,說醫院有40多歲的人,住院的人沒有40多歲的。順便一說,在《新英格蘭醫學》期刊上也有一篇類似的關於血管緊張素轉化酶抑製劑的欺詐性論文,也是來自同一個小組。因此,《柳葉刀》和《新英格蘭醫學》已經明顯表現出發表虛假數據的欺詐性論文的傾向。

Chris,我可以告訴你,作為一名編輯,我已經做了20年的編輯,這在我眼皮底下從來沒有發生過。我們開始可以看到醫學文獻的可信度完全崩潰,所以我們選擇了《美國醫學雜誌》。我和編輯非常認真地工作,我們發表的這篇論文成為該雜誌上下載次數最多的論文。

我開始和納瓦羅一起工作。我寫了一封信,試圖讓我們在羥氯喹符合緊急授權法,我想把它跨過障礙,但是被拒絕了。接下來,我開始與參議院參議員Ron Johnson和一些相關參議員、美國醫生和外科醫生協會合作。

然後到了2020年秋天,我們有了一個門診治療方案,經過同行評審並發表。在出治療方案同時,我們還有病人指南。我們開始組織遠程醫療網絡,因為沒有站出來治療病人的醫生。

然後我們曾建立了現在美國歷史性參議院的證詞。我是第一個做證的。在11月19日,我聯繫了Pierre Kory和JJ Roster,Roster實際上對伊維菌素有最多的經驗。他在12月8日於參議院作證,這些證詞基本上向美國和世界宣布了我們可以用組合藥物治療COVID19的消息。很有趣,早期來自法國的Didier Rio,紐約的Vladimir Zelenko以及達拉斯的Brian Proctor(的研究),所有這三項研究表明,包括我們最早的方案,與合理的對照組比較,早期治療可以減少85%的住院率和死亡。

無論他們是代表沒有接受治療的群體,還是來自Cleveland診所的風險計算,是根據計算住院的風險得出的。它們不是隨機試驗,我們沒有時間進行隨機試驗。甚至兩年後,你知道沒有一個COVID-19大型的、多藥物的隨機臨床試驗計劃。

今年早些時候,我上了Tucker Carlson的節目。我告訴他,我說:Tucker,你知道嗎?直到今天,哈佛大學還沒有一個治療方案,杜克大學沒有一個方案,梅奧診所沒有方案。這些標誌性的機構沒有一個有居家治療COVID-19的方法,以防止住院和死亡。

字幕:雨中漫步 | 聽寫:雲嶺 | 翻譯:致良知| 校對:Roberts| 簡評/文字整理/編輯:胖丁


免責聲明: 本文只代表編譯、作者觀點, 與 Gnews 平台無關。

編輯:【英國倫敦喜莊園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