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聖易經聯

在中共国小时候念书,经常会学到语文课的某篇文章是鲁迅的杂文。后来注意到有人在社交媒体讨论胡适与鲁迅。比较认可这种评论:胡适的文章更注重制度之恶,而鲁迅则偏注重人性之恶。 总是通过引导人性之恶来统治民众,这种政权是邪恶的。而中共政权就是这类恶制度集大成的制定者,但它不愿意成为众矢之的而让人评判它的是非,所以引导大家都去关注人的阴暗面,于是课本里有鲁迅而没有胡适;引入鲁迅,还让学生们觉得共产党挺喜欢批判精神。原来这里面也有统治者深层的心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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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传统盗墓往往是关系密切的二人搭档,需分工协作:坟墓上下各一个人,在墓下的人打开墓穴递出宝物,上面的人盯梢兼借助绳子把下面的人拉上来。一旦贵重物品递上地面,总会发生上面的人抱着宝物逃离现场而下面的人被遗弃的情况。于是后来发展到以父子关系盗墓搭档,父在上子在下的制度规则,几乎完全避免了上述情况的发生。

而父在下、子在上的时候,竟又有父被遗弃的情况。这时鲁迅们就会评判人性之丑陋,而胡适们就会评判是制度规则之恶。诚然,在背叛的砝码足够大的时候,人性是经不起考验的。人性确有丑陋的一面:贪婪、懒惰、损人利己、妒忌……等等。中国历史上为了争皇位,争美女,不惜父子兄弟相侵相害的事情屡见不鲜。

秦朝商鞅的“连坐”制,5人一伍,一人有罪五人同罚,逼迫人们互相检举揭发。这就是利用人性之恶治国。所谓“经验”被各朝代研究、传承;ccp完全承袭了这些糟粕:中共的AB团、墙内土改,就是利用人性里的嫉妒心让流氓无产者带头去斗地主,利用色欲心鼓励斗地主者可以睡地主的老婆、女儿……文革时利用嫉妒心让红卫兵去批斗想打倒的官员和有钱人(当权派、走资派)。文革时期家庭成员之间都互相揭发,是连坐制的现代修订版。那时就连齐心都主动举报自己的儿子习近平跑回家拿吃的;薄熙来砸断他爸的肋骨……全是发扬人性之恶的制度之恶的事实。

扶老携幼本是人性之美;但那年的南京法官一纸恶判之后,大家都担心搀扶老人会被讹钱而不敢再对跌倒的老人伸出援手。这个制度之恶的影响大家犹言在耳吧。

在中共国内,往往深谙官商勾结、给回扣、送美女、拿黑材料(蓝金黄)手段的官员和企业家总是混的风生水起,而老实巴交做研究搞实业的人则往往贫困潦倒、混不下去。一方面是中共国内官场权力大无边,官员极易迅速致富(比如王岐山致富速度远超老实巴交的西方国家的大多数企业家);另一方面人人自危,所以趁机捞钱转到海外、及时行乐荒淫无度,个个毫无信仰。

如今,蓝金黄作为中共利用人性之恶的最有效方式,早已输出到国际上:它的一带一路,它布局美国和西方国家、全世界,靠这种规则开展行动。但转眼间全世界都因而乌烟瘴气——利用人性之恶的制度规则之恶昭然若揭。

我想说,一个国家大都是善于官场攻心,巧于逢迎行贿的小人得志,风生水起,那社会风气无疑就会各种败坏,民众就会附和这类人性:向歪风邪气同流合污,不愿辨别是非,或是对罪恶熟视无睹……

被以人性之恶虐达几千年的中国人,加上共产党其他邪恶因素的侵淫,终于导致中国人大概率与世界主流社会的格格不入。

制度之恶,造成人性偏恶,且遗害百年。

后中共时代,作为中国人,要如何除却被邪恶制度加持多年而多余的那份人性之恶呢?这是新中国联邦人需要思考的,更是一人一票选出的新政权将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编辑:五饼二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