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譯:文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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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低財政再分配是中共國相對較高的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驅動力。

西方專家對中共國推動更大程度的收入和消費再分配表示歡迎,但也將習近平的措施解釋為可能會向福利主義下滑和政權對私營部門的更大控制的跡象。但這並不一定如此。相反,中共國政權一直不願大幅增加福利國家的規模,盡管其經濟仍深陷任人唯親的泥潭。此外,在執政黨還控制著大部分經濟體的經濟體中,試圖重新分配部分國家財富並不一定意味著私營部門會收緊。

什麽是「共同富裕」?

但首先,讓我們來看看習近平所說的「共同富裕」是什麽意思。這個概念最初是由革命領袖毛澤東在 1950 年代提出的,目的是讓中共國同樣繁榮。難怪它沒有按預期工作。 1986年,改革派領袖鄧小平重提毛澤東的口號,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幫助別人趕上,更快地實現「共同富裕」。市場改革釋放了私人主動性,並引發了 30 年的無節制增長。在接下來的三十年里,中共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翻了40倍,超過了1萬美元,是印度同期水平的五倍。

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讓所有的船都擡起來了」,極端貧困已經消除,但經濟不平等也加劇了。中共國的基尼系數為 0.47,是世界上最高的系數之一,最富有的 1% 的人擁有該國 31% 的財富。因此,習近平決定將毛澤東的「共同富裕」重新放在議程的首位。習近平的主要信息是,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群體應該從國家新的繁榮中受益更多,享受更高的消費水平,更好地獲得公共服務,降低稅收,並有更多的社會向上流動機會。新制度還預見了更大的收入再分配,其中基於自願捐贈的所謂第三次分配發揮了重要作用。

因此,習近平似乎對鞏固中共國中產階級更感興趣,而不是對富人的澆灌更感興趣,而且還想展示中共國增長模式相對於西方「不公正資本主義」的優越性。據他說,後者導致了「中產階級的崩潰、社會分裂、政治兩極分化和普遍的民粹主義」。面對暴發戶的暴行,習近平想鞏固社會穩定,加強他作為普通民眾的代言人的身份。最近打擊私營企業和富人的浪潮也警告中共國的新寡頭不要挑戰政府的權威。在習近平宣布「共同富裕」之後,中共國最富有的商界精英們紛紛向公眾捐款。馬雲旗下的阿里巴巴集團、騰訊、小米、滴滴和拼多多等科技巨頭宣布進行價值數百億美元的投資和慈善捐款,為「共同富裕」計劃提供資金。

西方的反應

西方媒體批評北京對科技巨頭、富豪和私立教育機構的監管打壓。這些措施部分受到「共同富裕」計劃的推動,被視為回歸毛主義的收緊政府控制和破壞私營部門的做法。但這並不一定如此。在擁有並控制大部分經濟的一黨制政治體製中,中共國充斥著裙帶資本主義。控制腐敗和政治精英與不擇手段的私營企業家之間的勾結可能畢竟不是一種反市場措施。

與此同時,西方分析家對通過更大的收入再分配來增加消費和減少不平等的預期推動表示歡迎。這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多年來對中共國的政治建議。更具體地說,布魯金斯學會認為,通過「征收財產稅、更累進的所得稅或遺產稅等措施」,可以更好地推進習主席的社會平等目標。其他專家還認為,中共國的增長模式需要比「共同富裕」更徹底的轉變,以增加工資和家庭收入。據推測,收入分配不均的問題比家庭在國民收入中所占份額非常低的事實要小,比西方低 15 到 25 個百分點。因此,他們建議將公共投資占 GDP 的高比例重新用於社會福利項目。

事實上,主流評論家對中共國「不平衡」的增長模式有一點不滿。 「過低」的工資和消費水平使中共國在出口和增長動力方面比大多數發達經濟體更具競爭力。但他們並沒有承認西方臃腫的福利制度人為地將工資和收入保持在高位,抑制了經濟增長,並將資本驅逐到中共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而是指責中共國微薄的福利制度有問題。

中共國有競爭力的福利體系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說法,低財政再分配是中共國相對較高的收入不平等的主要驅動因素。財政政策對中國市場基尼系數的降低幅度很小,不到一個百分點。另一方面,在瑞典、丹麥和德國等恩​​惠經濟體,市場基尼系數(稅前和轉移支付前)與凈基尼系數的差值可高達 25 個點,將不平等程度降低近一半(圖1)。

圖 1:收入不平等和再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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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

綠色:絕對再分配(凈基尼和市場基尼之差)

紅色: 凈基尼系數(扣除稅收和轉移支付後)

藍色:市場基尼系數(稅前和轉讓前)

較低的財政再分配和社會福利意味著中共國的公共行政和社會支出相對於 GDP 也相當有限(圖 2)。中共國的社會支出占 GDP 的 8%,遠低於美國(20%)和德國(25%)。 1960年代,美國政府在社會問題上的支出也僅占GDP的7%左右,但經濟增長率也高得多。

圖 2:2019 年公共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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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從左到右依次排列的國家為:中國,韓國,日本,美國,德國,法國,經合組織

黃色:支出總額

藍色:社會支出

中共國有限的福利國家允許在其稅收體系中降低稅收負擔和累進性。 2019 年預算占 GDP 的 28%,遠低於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接近 GDP 的 42%。間接稅,例如增值稅和其他商品和服務稅,約占中國稅收的一半,而經合組織國家則為三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工作的稅收楔子要輕得多,個人所得稅 (IRPF) 收入約占總收入的 5%,而經合組織的平均水平為 25%(圖 3)。

圖 3:2014 年稅收收入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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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

淺藍色:個人所得稅

灰色:公司所得稅

深藍色:財產稅

桔紅色:商品和服務稅

黃色:社保繳納

綠色:其他稅種

中共國實行累進稅制,稅率從 3% 到 45% 不等,但實際上很少有納稅人繳納任何類型的稅,因為它只適用於非常高的收入階層。例如,最高邊際稅率僅適用於平均工資 35 倍的收入。因此,中共國預算僅從個人所得稅中征收 GDP 的 1%,而美國則超過 GDP 的 10%。養老金、失業和疾病保險的社會保障繳款 (CSS) 按工資的名義固定費率繳納,並以最高收入為上限。與 PIT 相結合,它們產生了一個累退的財政計劃,IMF 錯誤地批評該計劃懲罰了最低收入者(圖 4)。

圖 4:按收入五分位數劃分的 IPE 和 CSS 的平均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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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國對大型福利國家說不

「共同富裕」提高了福利國家大幅擴張的預期,但中共國無意掉入這個陷阱。習近平8月發表講話後不久,一名黨內高級官員出面澄清,「共同富裕」並不意味著「殺富濟貧」。 「先富起來」的人一定要幫助後面的人,但「共同富裕的最終途徑是共同努力」。同一位官員明確表示,中共國必須「避免落入福利主義的陷阱」,「不會支持懶惰的人」。

中共國也不想擾亂私營部門,因為它知道私營部門是其增長和就業的引擎。它強調監管政策和打擊針對的是非法行為,而不是私人或外國公司,同時將通過稅收激勵措施鼓勵慈善捐贈。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並沒有迂回地得出「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義」的結論。完全不是像一些西方媒體所誤解的那樣掠奪富人幫助窮人。

結論

預計中共國會走西方福利國家道路的主流分析人士可能會感到失望。在中共國領導人看來,「共同富裕」的新動力不是平等的收入再分配,而是為中低收入群體提供更好的經濟和社會機會。在任人唯親的制度下對非法收入和壟斷租金的壓制實際上可能會加強市場的運作。

言行總有差距,但有一點很清楚:為了保持高增長速度,趕上西方,中共國不能重蹈西方的覆轍,建立臃腫的福利體系,扼殺經濟增長。鑒於中共國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已經是經濟效率低下的主要來源,這一點很關鍵。

新聞來源 :[panampost.com] El amiguismo, no la beneficencia, es el gran problema de China


審核:螞蟻兄弟
校對:阿伯塔
發稿:Nuevo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