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倫敦喜莊園 – SilverSpurs7

89“六四”於我,是一個不願意提起的話題。一九八九年,我正在國內西部某城市上大學,可以說親身“參與”了前期的學生遊行活動。我甚至五月底去過天安門廣場,距離六四隻有三四個晚上!雖然我不是六四親歷者,但八九春夏之交在華夏大地發生的事,對於我是心理衝擊巨大和永生難忘的。即使時間過去三十多年,多數記憶模糊不清,些許片段還是長久留在腦海中。

當時胡耀邦突然辭世,坦率地說對於大學校園裡的我和大多數同學沒有什麼影響,畢竟當時大家都是在校學生,缺乏社會經驗,對國內外政治也沒有過多了解和興趣,那時候沒有互聯網,連手機也沒有,了解外部世界主要靠報紙和電視(中央台節目),了解流行歌曲時尚什麼的主要依靠來自南方的同學。

突然聽到班級裡同學說,其他高校有人組織集會了,要上街遊行,紀念胡耀邦。當時的我可以說是政治小白,不甚了解胡耀邦黨總書記的生平和理念,書本上讀過遊行罷工,但第一次參與遊行中,而且是學校學生會和班級組織的遊行,還是很有新鮮感的。

也不知道是誰製作了大量旗幟和橫幅,總之同學們比較聽話,很好組織,大批人集合就從學校大門走出去向市中心步行出發了。印像比較深刻的是有人帶頭喊口號,耀邦千古,永垂不朽之類,後來就有人喊出“反對貪污”,“打倒官倒”,也有民主萬歲,追求自由的口號。

那個時候我根本不懂什麼是“官倒”,甚至最開始聽成了“打倒關島”,還尋思怎麼不打中途島呢?後來看到標語橫幅,原來是如此“官倒”,就是打倒以權謀私投機倒把啊,官僚和腐敗,當然應該打倒,所有人都高喊口號,非常賣力,大半天下來嗓子就啞了。遊行秩序良好,最開始也沒有交通管制,依稀記得公交車上扒著窗戶望著遊行學生的市民驚奇的表情,偶爾有幾聲大聲呼應,伴隨著歡呼和大笑。

這樣的遊行在一兩週後規模就變得很大,因為那個城市的很多家高校學生聯合起來一起上街遊行,而且去到市政府大門前請願,靜坐,也阻塞了道路交通。遊行多是白天舉行,但有一天晚上我坐公車去到市政府那邊“看熱鬧”,看到相當多學生聚集,各個學校打著有自己學校名字的大旗,或喊口號或靜坐,也有學生領袖喊話要求與市長對話。總之那段時間的遊行活動,絕大多數同學都是被動參與者,也有好奇甚至好玩的因素,因為幾乎所有同學都參與了,大家都去,相當於集體參加活動。至少我個人心裡沒有想過這些遊行就可以將腐敗的官僚趕下台,杜絕腐敗,只是覺得這事情是對的,反腐是為了讓國家強盛,當時心裡並沒有所謂民主、自由的訴求,更不懂遊行示威是正當的法律賦予公民的權利。不怕大家見笑,那時候入學不久見識少,根本不了解什麼是人權,更不要提西方民主思潮了。

後來電視上看到,北京的學生運動起來了,規模更大,而且在天安門廣場紮營了。那個時候才聽到王丹、吾爾開希、方勵之的名字。後來看到李鵬和學生代表對話,好像還是直播。當時學生們最恨的人就是李鵬,還有個發言人袁木——給他起的外號叫“求魚”,來自成語緣木求魚,他們兩個傲慢的嘴臉真是醜到令人難忘。

五月下旬,已經有部分同學出發去北京了。那段時期已經沒有人有心思上課,好像學校也停了課。大家天天看電視和新聞,關注事態發展,然後聽說更多學生啟程去北京聲援。到了五月底,架不住幾個要好同學的不斷鼓搗,更禁不住“火車票不要錢”的誘惑,我和幾個同學搭伙結伴坐上火車去北京。記得車停鄭州站時,當地很多學生湧上車,車廂擁擠不堪,還有人從窗口爬上來,類似文革時期的“大串聯”。出北京站,沒有人檢票,大家歡呼雀躍就直奔天安門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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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抵達廣場的時間是傍晚。抵達廣場第一眼是極為震撼的:看不到地面,只有旗幟和人的海洋,到處是激情四溢興奮不已的年齡相仿的學生。人群之密集,差不多如上面圖片樣子。

天安門廣場我之前遊玩去過一次,這是第二次來到廣場,但有生以來從來沒有見過那麼多人。廣場中央是高高聳立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四周也是旗幟、橫幅和人的海洋,有高音喇叭,有金色的天安門,有夕陽餘暉,也有垃圾遍地。不同的旗幟下是不同學校或組織的聚集點,我們幾個人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盡快“找到組織”,要在成百上千的旗幟裡辨識自己學校的旗幟並非易事,後來看到我們所在城市其他高校的旗幟,讓我們歡呼不已。當我們終於找到自己學校的大旗,與一百來人小集團的“自己人”勝利會師,那種激動難以言表。

我們所在的位置位於廣場一角,基本上是廣場的邊緣,外邊挨著人行道。累癱的我們就圍坐在地上,驚異而興奮地看著廣場上的旗幟、橫幅和人群,也看著人行道上來來往往的北京市民。飢餓很快襲來,還有一點點冷,正當我們不知道該去哪裡買吃的時候,一個推著自行車的中年人停在我們的外圍,他問我們從哪裡來,什麼學校的,當得知我們當天才抵達北京剛剛來到廣場,他像變戲法一樣從自行車後座架子上的一個包裡拿出一大袋熱花卷,分給我們幾個吃。那是我記憶中吃過的最香的蔥香花卷。那個推著自行車的北京中年男人模糊的身影和他的熱花卷,在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友善而富有同情心”的北京市民印象——從那以後很多年,我對說話帶北京口音的人都友好相待。那一天是1989年5月29日。

當晚,我們幾個同學和大多數人一樣席地而臥,就睡在廣場上。我忘記了當晚還是第二天下過小雨,氣溫更低。第二天白天,我們就在廣場裡到處遊走,看其他學校的標語橫幅,聽演說,看紀念碑,和同一城市的學生交流,沒有相機,就用眼睛和腦子記下看到的一切。因為沒有住旅館,所以看不到電視新聞。30日當晚又在廣場露天躺了一晚。

31號早上,我們幾個同學腰背都酸痛到實在受不了,吃不飽肚子,天氣又冷,還沒有錢住旅店,北京也沒有親戚投靠,於是幾個人打退堂鼓,有同學說乾脆回老家算了,反正回學校也沒有課上,坐火車又不用花錢。

於是,5月31日中午,幾個同學一道離開了人山人海的天安門廣場,最後在北京火車站分別。我搭乘火車回了老家(確實沒有買票,出站口有檢票員但是放過了學生模樣的我),其他幾個同學也是各回老家,還有結伴去某同學家玩的,一同來到廣場的好像只有其他班的一個同學堅持留在廣場。

後來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開槍,坦克,流血,“暴亂”定性,六四成為一代人的黑色記憶。

我若是在廣場上再多停留三四天,結果可能完全不同,甚至可能沒有今天這一篇文章了。我承認,後來曾有過慶幸“逃過一劫”。但一想到我只是因為凍餓交加而從廣場“早退”,而和我一樣的許多年輕人和普通市民卻在幾天之後死去了,沒有留下一點痕跡,那一種夾雜難過和不光彩的負疚感,難以表達,難以啟齒。

我沒有和任何人分享過這段學生時代的特別經歷,在那個秋天學校重新開學時候沒有說過,畢業時候工作單位需要學校開相關證明沒有說過,後來遷戶口調檔案也沒有說過。是的,我撒了謊!

經歷過文革的父親深知那場學運對於參與者意味著什麼,共產黨秋後算賬他再清楚不過了。他給了我一個父親能給予兒子的所有保護,那一年秋學校重新開學,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坐飛機,從家鄉直接飛回學校而不是火車輾轉,後來無論是畢業、工作還是出國,涉及到政審或開工作證明調取檔案之類,老爸都在他能力範圍內給了我最大的保護和方便。

學校開學後,沒有人再提起學運,六四,甚至1989。幾乎所有人選擇性忘卻,或許只是不願意或無法公開提起。記得每一個學生都被要求寫一份書面材料,說明和報告自己在那段時間做了什麼。每一個人都說參加學校和集體組織的活動,每個人都不得不撒謊,我想是這樣。好在學校也沒有深究下去。記憶中,我們班裡只有一個同學自始至終沒有參加過遊行,當然更沒有去北京,他學習成績很好,但是多數同學逐漸疏遠了他。

我沒有資格說自己參與或親歷了八九學生運動,懵懂無知年輕的我只是和多數同齡人一樣,被動捲入那場被CCP稱之為“學潮”的運動大潮之中,但那場“學潮”和六四廣場喋血,卻成為中國現代歷史不可磨滅的一頁和一座無法跨越的紀念碑。

備忘「六四」 - 紐約時報中文網

六四真相,多年以後翻牆,才得以知曉更多細節。慈祥的老人,春天的故事,也驀然變得灰色肅殺。我早已記不起來那廣場花卷的味道,而六四的“人血饅頭”,直到今天還有人在吃。

當我們“拉長焦距”,我們才看得到那一條坦克隊伍有多長,我們才會驚嘆“坦克人”有怎樣的金剛無畏和非凡勇氣。

八九六四- Twitter Search

當我們“拉長歷史的焦距”,回看這些年的滄海桑田,我們才看得清“六四”之於中國人的意義。如果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和播種機,那麼“六四”是一顆火種,一座豐碑,一場宿命,它永遠改變了很多人和他們熱愛的國家的命運。

與逝去的人相比,我曾經狂熱的口號和短暫而令人羞愧的廣場經歷如此微不足道,唯有那位北京市民送到廣場的熱花卷,成為長存於我心底的溫暖,唯有“坦克人”,成為永恆的時代烙印和追求民主的勇者圖騰。

勇者安息,吾輩當自強,
六四接棒,新中國聯邦。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

編輯:【英國倫敦喜莊園編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