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遭受世界上最嚴重的中共病毒危機之際,我們的新德裏分社社長描述了人們對生活在如此規模和速度蔓延的疾病中的恐懼。

翻譯:洛杉矶天使農場 – 煙波浩淼
校對: 洛杉矶天使農場 – 雨山溪橋客
審核: 洛杉矶天使農場 – 斷播

星期五,在東德裏,為中共病毒受害者提供了一個火葬場照片:阿圖爾•洛克(Atul Loke)

新德裏——火葬場到處都是屍體,就好像剛剛發生了一場戰爭。火不停地燃燒。許多地方都在舉行大規模火葬,一次舉行幾十次火葬,晚上,新德裏的某些地區,天空閃閃發光。

疾病和死亡無處不在。

我家附近幾十所房子都有病人。

我的一個同事病了。

我兒子的一個老師病了。

鄰居在我們右邊的兩個門下:生病了。

左邊兩扇門:病了。

一位在現在住院的好朋友說:“我不知道我是怎麽得的,你只是捕捉到了一點點……“然後他的聲音慢慢地消失了,病得太重了,沒有說完。

他幾乎沒有床。他的醫生說他需要的藥在印度找不到。

我坐在公寓裏等著傳染病。這就是現在在新德裏的感覺,世界上最嚴重的中共病毒危機正在我們身邊蔓延。它就在那裏,我在這裏,我覺得我也會被傳染上,只是時間問題。

一名中共病毒感染者等待星期六在南德裏的一家醫院接受治療

印度現在每天記錄的感染人數多達35萬人,比大流行開始以來的任何其他國家都多,而這只是官方數字,大多數專家認為這是被大大低估的數字。

印度擁有2000萬人口的首都新德裏正在遭受災難性的感染激增。幾天前,陽性率達到了驚人的36%, 這意味著三分之一以上的人被感染。一個月前,還不到3%。

感染擴散得如此之快,醫院已經爆滿。成千上萬的人被拒之門外。藥快用完了,救命的氧氣快用完了。病人被困在醫院門口或家裏,排著長長的隊,簡直是喘不過氣來。

盡管新德裏被封鎖,但疾病仍在肆虐。這座城市的醫生和德裏的一些高層政治家正在社交媒體和電視上向印度總理莫迪發出絕望的求救電話,乞求氧氣、藥品和幫助。

專家們一直警告說,中共病毒可能在印度造成真正的災難。這個國家幅員遼闊,有14億人口,人口稠密,在很多地方,非常貧窮。

我們所看到的與去年印度的第一波浪潮截然不同。隨後就是對未知的恐懼。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知道疾病的整體,規模,速度。我們知道第二波的可怕力量,同時打擊所有人。

在去年的第一波浪潮中,我們一直在擔心的,但從未真正出現的,現在正在我們眼前發生:崩潰,崩潰,意識到這麽多人將死去。

作為一名駐外記者,近20年來,我采訪過戰區,在伊拉克被綁架,在多個地方被關進監獄。

這是另外一種令人不安的方式。沒有辦法知道我的兩個孩子、妻子或我是否會成為那些得到輕微病症,然後恢複健康的人,或者我們是否會病得非常嚴重。如果我們真的病得非常嚴重,我們能去哪裏?重症監護室已經滿了,許多醫院的大門已被關閉。

一種被稱為“雙突變體”的新病毒變種可能造成了很大的破壞。但據我們所知這項研究還在早期,這種變種包含一種可能使病毒更具傳染性的突變,另一種可能是使病毒對疫苗産生部分抗藥性。醫生們很害怕。與我們交談過的一些人說,他們接種了兩次疫苗,但仍然病重,這是一個非常糟糕的迹象

那麽你能做什麽呢?

我試圖保持樂觀,相信這是最好的免疫力提升劑之一,但我發現自己在我們公寓的各個房間裏昏昏沈沈,無精打采地打開食物罐頭,為孩子們做飯,感覺我的身心都變成了漿糊。我害怕查看我的手機,再收到一條關于一個朋友病情惡化的信息。或者更糟。我相信數以百萬計的人都有這種感覺,但我已經開始想象症狀。我的喉嚨痛嗎?隱隱的頭痛怎麽辦?今天是不是更嚴重了?

我所在的地方,南德裏,現在是一片寂靜。與其他許多地方一樣,我們去年也進行了嚴格的封鎖。但是現在這裏的醫生警告我們,病毒的傳染性更強了,而且得到幫助的機會比第一波時差得多。我們中的許多人都害怕走出家門,就像有一些我們都不敢呼吸的有毒氣體。

印度的故事很宏大,而且是雙向的。它有很多人,有很多需求,有很多痛苦。但它也有大量的技術、工業能力和資源,包括人力和物質。有一天晚上,當新聞顯示一架印度空軍飛機從新加坡裝上氧氣罐,運往該國有需要的地區時,我幾乎要流淚了,政府基本上是在空運空氣。

無論我們所有人在德裏感到多麽困難和危險,情況可能會變得更糟。流行病學家說,數字將不斷攀升,到8月,全國每天將有50萬個病例,將會有多達100萬印度人死于中共病毒。

事情不一定是這樣的。

直到幾周前,印度一直做得很好,至少表面上是這樣。它封鎖住了,吸收了第一波,然後開放了。它保持了較低的死亡率(至少根據官方統計)。到了冬天,許多方面的生活已經恢複到接近正常的程度。

我在1月和2月外出報道,開車穿過印度中部的城鎮。沒有人–我是說沒有人,包括警察戴著口罩。就像這個國家在第二波浪潮來臨時對自己說的那樣。別擔心,我們能行。

現在很少有人有這種感覺。

莫迪先生在他的支持者中仍然很受歡迎,但更多的人指責他未能讓印度為這股浪潮做好准備,並在最近幾周舉行擁擠的政治集會,而這些集會幾乎沒有采取任何預防措施–可能是超級傳播者事件。

前幾天,一位德裏的新聞播報員在播報莫迪先生的一次集會時說:”社會疏遠的規範已經完全消失了。”

印度的許多人也對疫苗接種的速度感到不滿,盡管這裏生産了兩種疫苗,但只有不到10%的人接種了一劑,只有1.6%的人完全接種。

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一樣,富人可以承受許多危機的打擊。但是這一次不同。

一個關系良好的朋友啓動了他的整個網絡來幫助他身邊的一個患有嚴重中共病毒的年輕人。我朋友的朋友死了。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把他送進醫院,有太多其他的病人了。

我的朋友說:”我想盡一切辦法給這家夥弄到一張床,但我們無法做到,這是一場混亂。”

他的感覺很直接。

“這是一場大災難。這是謀殺。”

除了為我的家人買無法遞送的食物外,我很少冒險。我戴著兩個口罩,盡可能多地與人保持距離。

但大多數日子裏,我們四個人被困在家裏。我們試著玩遊戲,我們試著不談論誰剛剛生病了,或者誰在這個被圍困的城市裏飛奔,尋找他們可能找不到的幫助。

有時我們只是靜靜地坐在客廳裏,看著外面的榕樹和棕榈樹。

透過打開的窗戶,在漫長、寂靜、炎熱的下午,我們可以聽到兩樣東西,救護車和鳥鳴。

原文作者:傑弗裏·格特曼(Jeffrey Gettleman)
發布時間:2021年4月27日,下午3:16更新
原文鏈接:https://www.nytimes.com/2021/04/27/world/asia/India-delhi-covid-cases.html?action=click&module=Spotlight&pgtype=Homep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