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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中筠(1930.6.22)祖籍湖南耒陽,出生於上海,中國翻譯家,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所長,《美國研究》雜誌主編。資中筠精通英語及法語,是國際政治及美國研究專家。

“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爲什麼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

過去皇朝時代,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

解放以後,導師和領袖“合二爲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

問:上世紀50年代,無數知識分子被“改造”過來了,包括許多大知識分子。到底是被迫的,還是自願的,或是出於功利的考慮?

答:從外部講,當時那種壓倒性的大氣勢沒法抗拒;從歷史講,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第一位的追求就是國家富強,共產黨訴諸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毛澤東一句 “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幾乎打動了所有的人。大家認爲,共產黨能夠救中國,共產黨能夠使得中國強大起來。在這種前提下,黨說我們需要改造,我們就誠心誠意接受改造。因爲廣大勞動人民是那麼苦,是他們養活了我們,讓我們享受優越的生活,所以我們都有一種原罪感,而且越來越自卑,只能老老實實的接受改造。

但總是給你一個希望,好好改造,沒準有一天就去除那個階級烙印了。另外,歷史上知識分子有私產,在封建社會不想從政可以退隱。到上世紀50年代,所有的私產都沒有了,沒有任何退路了,此時退隱完全沒有了可能。如果被認爲在政治上是有問題的,家庭、朋友都將以階級劃線,沒人理了。所以,人人緊跟潮流。有一句話非常打動我,就是毛澤東講的不要做“向隅而泣的可憐蟲”。如果不跟上潮流的話,將被歷史所拋棄。一般老百姓大概不特別在乎,可是知識分子特別在乎。於是,慢慢就形成了一種思維定式:不斷追趕潮流,試圖經過改造進行自我救贖;每一次運動都覺得自己跟不上,認爲一定是我錯了,於是在自責中更追求積極的潮流……我自己當年是 “無知青年”,一直追趕到“文化大革命”。

知識分子怎麼就變成這樣?在封建皇朝的時候,頂撞皇帝是要殺頭的,甚至要滅族的,但是那時還有人敢於據理力爭,面折廷爭,爲什麼到了上世紀5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完全犬儒化,喪失了人格,沒有了這種骨氣和氣節呢?由自己的經歷,我悟出一個道理來。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過去兩千年皇朝時代,雖然是定思想於一尊,獨尊儒家,但是,什麼是符合孔孟之道的?誰來繼承儒家之道?誰來解釋儒家?這個權不在皇帝,而是在一些儒生身上,這就是道統。

問:這就是說,雖然皇帝有生殺予奪之權,但是儒生有道統的解釋權和傳承權?

答:皇權是法統,儒家之道是道統,二者是分開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們是各自獨立的。所以儒生就有一份自信,他可以告訴皇帝,哪些事情做的是符合孔孟之道的,哪些是不符合的。所以儒生自認爲可以做 “帝王師”,可以教帝王怎麼做。如果據理力爭,即使被帝王懲罰,但是在“士林”會得到認同、尊重,甚至得到擁戴,殺了頭也能流芳百世。君和師沒有“合二爲一”,沒有“唐太宗思想”或者“宋太祖理論”。“士林”會以“道統”判斷是非。可是到了解放以後,導師和領袖“合二爲一”了,所有的理論都要出自權力中樞,這樣一來,就把判斷是非的能力給收繳上去了,知識分子也就喪失了自信。一個人如果不是認爲自己是正確的話,怎麼能夠堅持呢?“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要堅守,至少得自信主義是真的。

自信完全喪失了,因爲判斷是非的權力沒有了,這是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局面。這不是中國所特有的,是從蘇聯來的,列寧就是導師,斯大林也是導師。就是說,政治領袖必然是思想導師,所以知識分子就沒有自由思想了。沒有自由思想,何談獨立精神?這就是哈耶克所說的“思想國有化”,其實那時連審美標準也國有化了。

問:大張旗鼓地批評胡適運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在奪取“道統”的話語權嗎?

答:對,導師絕對不允許知識分子有任何的獨立思想,或其他的宗師。一切判斷都要來自一個腦袋,他說是黑的,就是黑的,他說是白的,就是白的。1958年,當時執政者說中國是“一張白紙”,“一窮二白”。中國有五千年的文化底蘊,有諸子百家的學說,有無比燦爛的文學藝術,包括古典的、現代的,怎麼就變成“一張白紙”了?因爲這千年文化的載體——知識精英——都被改造了、清洗了,精神上變成一張白紙,更不用說大批的文盲和半文盲了。在這張“白紙”上,是可以任憑一個人狂書亂畫,躊躇滿志的。

問:可是,爲什麼知識分子願意繳械,不要判斷是非的標準?

答:就是前面所說的,一個是因爲愛國,相信它能夠把中國搞好;第二個是因爲“世界潮流”,認爲社會主義陣營代表未來,資本主義陣營代表沒落,當然要站在“歷史潮流”一邊。另外,就是中國知識分子本身的一種 “劣根性”。除了“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優良傳統外,中國知識分子還有一種對於君主的歌頌傳統,我稱之爲“頌聖文化”。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典型的話就是韓愈的“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不管貶到什麼地方,就算要殺我,皇帝還是“天王聖明”!到後來,前一個傳統沒有了,就只發揚了“頌聖文化”的傳統。中國的知識分子和西方的不一樣,即使是接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知識分子,仍然擺脫不了寄希望於“明君”的思想,總希望有一個“明君”出現可以救中國。所以,思想改造運動之後,“頌聖文化”就大大地發展了。

現在更糟糕的是,家國情懷淡薄了,除了我們這一代人還是忍不住的要憂國憂民之外,隨着年齡的降低,所謂的家國情懷越來越淡薄。因爲人們可以用腳投票,不一定非得終老於這片土地上,此處不合適,我還可以到別處去發展——全球化時代裏,全球人才流動是無可厚非的。可是這種選擇機會的增強反而助長了某些人的 “機會主義”、“實用主義”,和以前的那種愚忠不一樣了,現在就是心安理得地當兩面派,明知道是假的,沒什麼關係,我今天在這裏,就頌你一天,只要給我好處就行,明天我不在這裏了,到外頭去罵你也行。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市場經濟的興起,一邊是思想禁錮毫不放鬆,一邊是有利可圖的商業大潮,兩下夾擊,就造成“逼良爲娼”的效果,良知和骨氣都消解了。再加上目前中國的國際地位比任何時候都高,還可以自豪一陣子。現在沒有了過去的那種危機感,也自以爲不再需要學習別人的長處,更加願意粉飾太平,所謂歌頌盛世。現在的“頌”不一定頌個人,而是頌“盛世”。另一個極端的表現是誇大外部的威脅,所謂“XX亡我之心不死”,二者殊途同歸,就是矛頭對外來掩蓋內部嚴重的社會不公平和真正的危機。

問:現在知識分子的正義感是大大的降低了嗎?

答:當年那些知識分子反對國民黨,是因爲人們對正義的要求比較高,對國民黨的腐敗受不了,覺得社會非常黑暗。但是現在呢,大家都已經麻木了,正義感已經非常淡薄了,對過去不可容忍的事習以爲常。其實,在上世紀70年代後期和80年代,曾經有過一個“再啓蒙”時期,理想主義被喚起來了,人們思想活躍,留下一些寶貴的思想遺產。可惜,“再啓蒙”時期太短,90年代以後,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大大提高了。只要有點地位的精英,有名有利,說一些逆耳之言就意味着可能失去很多東西。一方面覺得犯不上,一方面也沒有信心。

所以,現在我感覺到沮喪和失望,我發現,最關心現實、最敏感的倒是80歲以上的人。如果不去想,本來大家都過得好好的,包括我在內。但是我們這代人都有這個習慣,非得去關心社會正義、百姓疾苦、民族前途不可,往遠處多想一點,就憂心忡忡。遺憾的是,這樣的人太少,而且形成不了一種共識和道義的力量。

現在還有一種現象很奇怪,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相結合,實際上是爲專制主義服務。在經濟實力增強之後,國學也熱起來,好像這樣就愛國了。其實,現在“國學熱”受到鼓勵是爲了抵制普世價值。一百年來都是這樣,每當改革到攻堅的關鍵時刻,老一套就又回來。接受了船堅炮利,接受了科技,接受了企業管理,包括某些生活方式都可以接受,但是需要向民主自由改革的時候,“國粹派”就出來了,反市場經濟的民粹主義也出來了,他們說,我們國家原來就是很好的啊,甚至有人說自古以來就沒有落後過。

問:您對現在的企業家階層有什麼看法?

答:我原來曾經寄希望於民營企業家。我認爲,民營資本有了一定的經濟實力之後,他們的自然訴求一定是要推動建立健康的市場體系和公平正義的法治。其實,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許多民族資本家都是有理念的,而且他們以實際行動推動中國前進。本來我曾經認爲,等到民營資本壯大起來之後,也會往這方面做。而且第二代的民營企業家好多是“海龜”,應該有一些現代理念。可是現在我發現情況令我失望。他們要生存,非得跟權力勾結不可。那些勾結不上的,就沒有安全感,不想好好發展,而是想趁着政策還允許,賺一大筆錢,看情況不妙就逃了,連創品牌的志氣都沒有。

爲什麼我父親對國民黨那麼有意見?因爲國民黨利用權力與民爭利。例如他最好的朋友範旭東是被宋子文氣死的。抗戰勝利後,範旭東恢復他的企業“久大”,要進口一批美國淘汰下來的設備,需要中國銀行擔保外匯,宋子文提出來的條件是他要控股,範旭東知道被控股就完了,一下子得了腦溢血,去世了。

現在出現不少“奸商”。每一個社會都有。但是一個法治健全的社會鼓勵多數人做好事,使做壞事成本很高,風險很大。我們現在相反。有的企業家想捐錢自己搞基金會,做公益事業,要合法登記很困難,政府鼓勵捐錢,甚至攤派,但錢只能捐給政府和官辦的基金會。這一輪的國進民退,又威脅、打擊了好多比較有思想的企業家。想收購就收購,想控股就控股,民營企業家能有安全感?沒有安全感,能有長久的事業心嗎?雖然也有個別的企業家在努力尋找空間做事,但是難啊,有人感嘆說,他們是在“鑽空子做好事”。

中國需要再啓蒙

問:中國經濟在不斷髮展,而國際上在這方面又問題不斷,您的觀點是什麼?

答:我認爲,美歐的經濟還是會起來的,不會就此一蹶不振的。我們也不可能永遠優越下去的,遇到一些困難,一些人的腦筋可能會清醒一些。

現在國家主義或是極端民族主義特別嚴重。其實我覺得看問題需要新視角,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真正的以人爲本,片面的國家主義以犧牲廣大國民的實際福祉來滿足某種虛榮,推向極致就會導致法西斯專政。

問:一個是全球的角度,一個是人的角度,遺憾的是現在對此沒有共識。您認爲中國人真正站起來了嗎?

答:可慮的正是沒有這種共識。一天到晚喧囂叫嚷什麼 “中國站起來”,前提好像現在中國作爲整體在外國人面前趴下了似的。一些人不知道哪兒來一股氣,覺得好像現在中國人太窩囊了。其實作爲中國對外國而言,早就站起來了,現在經濟上有了實力,比什麼時候都站得直。好像中國對美國總在那兒說“是”,其實我們在外交上不是常常說“不”嗎?外交的本質就是在實力對比現實的基礎上,儘可能維護自己國家的利益,但也必須有一定的妥協。其實儘管毛澤東時代反對“帝修反”調子很高,但在實際行動上對外還是懂得妥協的,打開了中美關係,沒有搞軍事冒險主義,這是中國人之幸。另一方面,中國老百姓個人對內部權勢而言,確實還沒有完全站起來,基本權利常常會受到侵犯。還有我剛纔說的“頌聖文化”就是在精神上還沒有直起腰來。

所以,需要轉變思維方式,從“前全球化時代”的思維方式轉變到全球化時代思維方式,在這個意義上,中國需要新的思想啓蒙。

問:在這樣的時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應該怎麼做?

答:金錢能夠收買人,也能夠腐蝕人,知識分子也不例外。比起上世紀80年代來,許多知識分子的思想是倒退了。從傳統來看,很多中國知識分子似乎都有參政議政的願望,“帝王師”當不成,就當謀士,用時髦的話叫做“智囊”,或“思想庫”,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往往爲求見用而迎合,還是不能獨立。我認爲,中國知識分子最好改變眼睛向上,先擺脫更加獨立地去好好考慮一些問題。

當前我們需要再啓蒙。有人認爲“啓蒙”是某些人高高在上去教育別人。其實“啓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矇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啓蒙,也可以相互啓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自我啓蒙,在這過程中也受到過許多人的啓發。當然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後”,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首先,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聖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衆,特別是青年學生,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一個人的力量是很有限的,但是每個人都要紮紮實實地去做,現在空間還是有的,有多少空間利用多少空間,盡人事聽天命。現在畢竟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社會已經思想多元化了,有好多亮點,能夠看到這裏那裏經常出現一些好文章和思想,問題是怎麼樣能夠把這些亮點連成一片?這就是啓蒙。所以,現在是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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