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仁

胡秀正,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1968年8月被红卫兵关押期间,从5楼坠下身亡,至今死因不明。她去世时,唯一的女儿张卫红年仅5岁。自幼丧母的张卫红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而她的丈夫,则是现任中共疾控中心(CDC)主任、中共党员高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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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年底中共病毒肆虐全球以来,身为中共CDC主任的高福,一直处在舆论的中心。2021年4月10日高福曾在成都举行的“中国疫苗与健康大会”上,首次代表中共官方承认国产疫苗效率低下,并不能达到免疫的目标。他在演讲中说,”一定要关注mRNA疫苗,不能因为我国现在已经有了几种新冠病毒疫苗,而忽略了mRNA疫苗。需要创新思维,创造性地做出mRNA疫苗。” 他还罕见地指出“要考虑解决现有疫苗保护率不高的路径”,提出了几种不同技术疫苗交替接种的建议。高福的“国产疫苗效率低下”的讲话,一时在世界各大媒体上引起轩然大波。4月11日,高福在接受中共党媒《环球时报》采访时断然否认,称“这完全是误解”。

然而有关“中国疫苗效率不高”的报道,却是中共国媒体率先报道出来的。各大外媒只是转载而已。由此可见,《环球时报》不过是“奉旨采访”,而高福也不得不“奉旨否认”。

高福等人,作为学者,是中国人的骄傲!他们本该有学术界的地位和尊严,而他们却选择了和魔鬼共舞。为了金钱和权力,不惜出卖灵魂和人格。时隔一日,出尔反尔,为天下所笑。而可悲的是,他们在中共魔鬼的眼里,只不过是用来利用的工具。想想同样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张守晟,即便身在文明社会,也难逃死亡的命运。这和胡秀正女士–即高福的岳母–有什么区别吗?人们最大的悲剧,便是以同样的方式,踏进同一条河流!

谨以以下文献,提醒高福和众多的与中共魔鬼媾和的学者:历史,往往会重演!

胡秀正之死—-根据王友琴教授文革文献资料整理(部分删节)

胡秀正,1933年生,女,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化学教师。1966年9月,胡秀正和丈夫一起因其丈夫的父亲的“成份问题”被驱逐出北京并被打被斗。他们后来试图回到北京。1968年夏天,她被当作“清理阶级队伍”的“重点审查对象”,罪名是“企图翻案,反对文化大革命”。她先被大字报“揭发”“批判”,又在几十人的会议上被迫“交代”她的“问题”,后又被关在学校里不准回家,即当时所谓“隔离审查”。1968年8月11日,她被关在学校的学生宿舍中时,从五楼坠下身亡。她去世时35岁。

而胡秀正的“问题”,起源于她的丈夫的父亲的“阶级成份划分”。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是北京第八中学的物理教员。他们在1958年结婚。1966年,他们住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附近的教工宿舍里,他们的女儿当时三岁,全托在附近的幼儿园。

胡秀正的丈夫张连元的父亲,住在河北省固安县农村。在1964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被叫做“四清运动”)被划成了“漏网地主”,并被命令参加“坏蛋会”,也就是说,成了“阶级敌人”,成了“专政对象”。

张连元的父亲在1964年被划成“漏网地主“之后,他向他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报告了此事。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向学校所在的西城区区委汇报了此事。张连元阅读了共产党的有关规定,认为“阶级成分“应是按照1949年前三年的经济状况划分的。按照这个标准,他的父亲不应该是“地主”。张连元曾经给中共华北局写信,要求复查他父亲的问题。

1966年6月,文革的领导者下令所有的学校全部停课从事“文革”。1968年8月,红卫兵组织普遍建立并掌握学校大权,开始了大规模的校园杀戮。1966年8月5日,胡秀正所在的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副校长卞仲耘被红卫兵学生打死。8月23日,张连原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华锦被打死,语文老师申先哲被打后自杀,化学老师韩九芳被打成重伤,几乎死掉,后来终生残废,不能工作。红卫兵从校内打到校外,不但打学校的老师,也打社会上的所谓“牛鬼蛇神”,到张连元也被打的那一天为止,第八中学的红卫兵已经打死了八个校外的人。

那是1966年9月3日。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生产队的两个干部来到北京,要把张连原和胡秀正抓到他们的村子里去。他们的理由是这两个老师“反攻倒算”,为父亲“翻案”,“妄图翻‘四清运动’的案”。这指的士张连元曾在1964年后写信给共产党上级要求复查他父亲被划成“地主成份”这件事。这两个人到了北京第八中学,和八中的红卫兵取得联系。当时学校里红卫兵掌握大权。八中的红卫兵给生产队打了长途电话,证实了来人的身分。于是,初三(六)班的红卫兵把张连元叫到物理化学生物教研组的办公室里。张连元一进去就被劈头打了一顿。然后,从张父村子里来的两个人开始审问他。他们一边审问一边打他耳光。后来,红卫兵学生开始轮番用木棍、铜头皮带、绳子、扫帚等抽打张连元。

9月3日,张连元被打了一整天。红卫兵不给他吃饭,硬逼他把一块已经变酸发臭的外乾里稀的馊窝头吃下去。他试图拒绝,但是没有办法反抗。到了晚上,不准他回家,把他关在了学校里。他想他大概也要被打死了,就象已经被打死了的同事华锦和那些他不知道姓名的校外的八个“牛鬼蛇神”一样。但是,打着打着,打他的红卫兵住了手,说:“别打死了。留给贫下中农去打吧。”因为八中红卫兵决定把张连元交给从农村来“揪”他的人,所以张连元未被打死。

那一天,红卫兵也抄了张连元的家,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把他们的户口迁出了北京。第二天,9月4日,他们用张连元的钱叫来了一辆卡车,把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二人连同他们的全部家具和衣物等都弄到了张连元的父亲所在的地方,河北省固安县牛驼公社五村生产大队。到了那里后,大队干部又强令他们交出随身带有的一切财物,现款、手表、钢笔。

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有十万人在被斗争被游街被抄家被打以后,又被迁出户口,被扫地出门驱逐出北京,像张连元和胡秀正夫妇一样。他们中有些人在北京的火车站上或者在离开北京的火车上又遭到毒打,甚至在车站和火车上被打死。这是文革领导者的重大行动之一。这一行动大大清洗了北京城。尽管被驱逐的人数有十万之多,尽管比例达到北京人口的百分之二,这一事件确一直未被报告,这一数字也只在“内部”知道。我们现在很难找到有关的文字记载。我们可以看到的只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发布的一项关于这一行动的一纸“通令”,以及7个月 之后,1967年3月18日的“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这一布告重申肯定1966年夏天的“遣送”行动。这两个文件很简短,但是造成了十万人的悲惨遭遇。 这些文字材料导致的后果,

到了村里,张连元和胡秀正被分别关押,不准见面说话,全天有人看守。在那儿,他们被打,被游街,被体罚,在斗争会上被斗。胡秀正也曾经被戴了高帽子游街。他们并且被威胁:“再不老实,就把你们交给中学的红卫兵。”当时,中学红卫兵打人最凶,而且最无顾忌,可以不经任何法律手续便打死他们所认为的“阶级敌人”,最多不过被批评是革命中难免的“过火行为”而已。张连元和胡秀正没有办法,只好按照生产大队干部要求的口径写检讨认罪。一星期后不再有人全天看守。他们和其他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但是仍然没有行动自由。张连元的父亲被打得更厉害。他被施以一些残酷的刑罚。有一次,他被强令在立起的板子上跪了一整夜,不许动一动,也不许上厕所。老人被折磨得几次要自杀。

张连元和胡秀正有个三岁的女儿,被留在托儿所里。他们被长期扣留在村子里,不许他们看望孩子。直到这一年的11月3日,也就是两个月之后,在一再请求之后,胡秀正终于被允许回北京看孩子。随后,她把她的户口要了回来并在北京上上了。这时,她开始设法要把丈夫从农村弄回北京。她曾经去高级权力机构的“人民来访接待站”请求帮助,未有效果。她又想别的办法。在现存的材料中,有一张1976年1月13日由北京邮电医院门诊部开出的诊断书。胡秀正给生产大队的两位共产党支部书记写信,说她生病,她的母亲病重住在医院里,她的孩子也病了,学校里的老师们都忙于文化大革命,她无法要求学校里的同事帮忙。胡秀正以这些为理由,请求书记准许张连元请几天假,回北京一趟,把女儿带到村里去。经过多次交涉,张连元得到五天的假,回到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张连元没有再回农村。但是他的户口还在农村,他的全部家具衣物也在那里。那边拒绝给他户口,也不还给他从他家运去的家具衣服等东西。

这时候,文化革命的大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半年以前能有权打死人的不可一世的红卫兵,由于其领袖人物多为高级干部的子女,这时随着他们的父母被冲击清洗,在名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运动中,他们失势了。在老红卫兵遭到批判的时候,他们在1966年夏天的残暴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也被批评了。中共北京市委11月发出指示,不准私设公堂打人,私设拘留所关人。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些在1966年夏天被驱逐出北京的人,试图以按照政策他们不属于应被驱逐出北京的人为理由重回北京。他们在1966年夏天在北京饱受折磨,被驱逐到农村后,作为“阶级敌人“也无处安生。他们的境况十分悲惨。可是,紧接着,1967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出了一份“布告”,(这时军事管制委员会执掌很多政府机关的权力),再次肯定1966年 红卫兵的遣送行动,不准被遣送的人返回城市。这份布告说:

“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对于反动派,必须‘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

“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在物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一批坚持反动立场的地、富、反、坏、右和社会渣滓遣送会农村监督劳动,这对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近几个月来,有些被遣送走的地、富、反、坏、右份子私自返回北京,有的妄图翻案,无理取闹,进行破坏活动,扰乱社会秩序。

“为了加强对敌人的专政,维护首都的革命秩序,根据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特颁发‘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遣返后返京人员的处理办法’,希一律遵照执行。”

北京的街上到处贴着这张“北京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布告”。这时候, 张连元住在北京没有户口,地位岌岌可危。到了五月初,张连元所在的北京第八中学宣布动员张连元遣返。张连元去北京公安局西城分局第五科,谈他的情况,交了材料,要求不走。分局强调他的户口不在北京,就应该离开。

在被二次“遣返”的可能性的威胁下,1976年5月间,张连元写了一份材料,诉说他们的不幸遭遇。这份材料由张连元和胡秀正两个人署名。他们在材料中尽可能使用了一些当时可以找到的“理由“。他们的行动后来被叫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其实他们所作的,只是试图翻他们自己的案,他们试图说明他们不应该受那样的惩罚,而不是要否定文革的定案的标准。但是,从五十年代初开始,这种申诉就可能给申诉人带来惩罚。

1967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文件,编号为“中发(67)325号”,标题叫做“中共中央关于不准地、富、反、坏、右乘机翻案的规定”。这个文件说:“目前有一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到处申诉,无理取闹,趁机否定过去的罪行。中央重申过去的规定,不准地、富、反、坏、右在文化大革命中趁机翻案,个别错案,确实需要甄别的,也要放在运动后期处理。在押犯人,在劳改工厂劳改农场的犯人,一律照旧看管,不准乱说乱动乱动。”在那以后,“翻案”正式成为罪名。

1968年春天,一个新的运动开始了,名叫“清理阶级队伍”,简称为“清队“根据当时的指导性文件,“清理阶级队伍”的预定目标是“挖出”“隐藏的”“阶级敌人”,重点是审查干部和教员。“清理阶级队伍”是文革中迫害人最多最狠,时间也最长的一次运动。之所以能这样,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个运动是由上而下相当有组织地进行的。在上面,毛泽东亲自批发了一系列通知和文件,详细指导如何搞这一运动。1968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姚文元送上的一份材料上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次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再加批语发出,在握看过的同类材料中,这件是写得最好的。

毛泽东  5月19日

姚文元送的这分材料标题为“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来作为“中发(68)74号文件”下发。这份报告里,就提到了这个厂的数十个“阶级敌人”。后来,毛泽东的中央警卫部队还整理了一整套“经验”,下达到每个基层单位,包括农村的生产大队。全国的每个单位都进行了这个运动,各地在文革中成立的新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掌管审查谁,关押谁,开斗争会斗争谁,以及最后的“定案“和“处理”。毛泽东给“革命委员会“命名并明确制定了“革命委员会“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也就是说,共产党和政府不分,行政和立法和司法部门不分。在文革前这些部门就不分,但是从来没有像文革中那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合成一体。一个中学,就可以关押它的教员和职工。

就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68年春天,张连元和胡秀正因为“翻案”在各自的学校中被攻击。胡秀正被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革命委员会“清队”的打击对象 。胡秀正在学校被贴大字报。大字报攻击她“为反动地主翻案”,“翻四清运动的案”,“翻文化大革命的案”。一如1966年夏天,她的丈夫受他父亲的牵连,她又受她丈夫的牵连,成为新一轮整人运动的靶子。除了要接受“专案组”的几个成员的反复盘问之外,她还被要求去学生的班里一次又一次地“交代问题”。当时学生依然不上课,正在等待“分配”。学生中的积极份子成为“专案组”成员,一般的学生则被组织起来一上午一上午地听被“清理”对象的交代。胡秀正的“交代”,不断被听众高喊的“胡秀正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打断。

由于张连元那时不能跟胡秀正见面,张连元无法知道她所受到的“斗争”的细节。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知道,有一次,学生被学校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织起来斗争这个学校的副校长胡志涛48个小时,学生轮流睡觉休息,胡志涛被连续“斗争”了48个小时。这样的“斗争会”,在当时是被当作功劳和成就来宣扬的。和1966年不同,1968年的“清队”一般没有在大庭广众之下把人活活打死,但是这类长时间的“斗争”和“审问”,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另外,在关起来的门背后,大量使用体罚如罚站罚跪等等,也是公开的秘密。夜半审人是常常使用的被认为可以逼出口供的有效办法。还有个特别的名词叫做“熬鹰”。有两位老师,被逼得没有办法,只好承认了所有要他们承认的罪状,甚至还添枝加叶说出种种故事,如他们如何当特务,如何搞破坏等等,终于被允许睡觉,然后,这些他们再来“翻供”,说这些故事都是编出来的。这个学校的一个19岁的女学生参加这种深夜审讯时,虽然是审讯别人,也因劳累和恐怖气氛而昏厥倒地。在1968年6月,张连元写了检讨,检讨他没能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检讨他给上级写信的“动机和目的”。胡秀正也写了几份很长的检讨,承认自己的过错:不该对于她丈夫的父亲的生产队做的政治结论有疑问,不该在被揪到村子里以后对此心存不满,不该写信要求帮助。她一再表示认罪,一再检讨自己的“阶级立场错误”。这些检讨写得非常认真细致诚恳。她忍耐了那么多的侮辱和折磨之后,又做了极大的努力,试图把自己改造成为那些斗争她的人要她变成的那样。但是,她的努力没有被接受。对她的斗争继续升级。

先是她的丈夫在北京第八中学被“隔离审查”。8月初的一天,张连元终于获得准许回家了。但是,他刚能回家,紧接着胡秀正又被“隔离审查”了。他们的一个邻居,也是胡秀正学校里的同事,晚上来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不能回家了,要张连元给粮票和钱,带给胡秀正在学校里买饭吃用。

8月12日下午五点,北京第八中学的领导通知张连元说,胡秀正自杀了。他们说胡秀正是在8月11日自杀的,是从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学生宿舍的五层楼上跳下来的。

张连元在妻子死了一天之后才得到死讯。他抱着孩子去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胡秀正的尸体已经被从宿舍楼旁边移到了围墙边的一个僻静角落。她的身上盖着一片旧草袋,一只脚露在草袋外。张连元从来不相信胡秀正是自杀的。他说他只是找不到明确的证据。他当时根本也不可能有机会去寻找证据。

胡秀正死之后,张连元在北京第八中学被一直关到1969年春天。 在他被关押的时候,他写了无数份检讨,认错,认罪,诅咒自己。最后,为了被释放,他还要“感谢党和毛主席”。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胡秀正之后,有两位教师自杀身死。他们是语文老师周学敏,历史老师梁希孔。在北京第八中学,青年教师高家旺被当作“现行反革命”关起来,在1968年秋天自杀。清华大学附中的体育老师赵晓东跳楼。北京第六中学的历史老师焦庭训在被关押时,以头扎入贴大字报用的浆糊桶身死。在北京第四中学,语文老师刘承秀用剪刀自杀。在北京第一女子中学,校工马铁山自杀,副校长王玉珍和丈夫一起自杀。在北京二龙路学校,物理教员张放上吊自杀。 在北京景山学校,语文老师于共山和季新民自杀。在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图书馆管理员李洁被打死, 炊事员王厚跳河自杀。在北京第三女子中学,两个女教师孙历生和方婷之老师自杀。

自杀,在“清队”是被叫做“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被诅咒为“死有余辜”。死后还被开“斗争会”批判。胡秀正的幸运只是她的尸体未被弄到会上来再次“斗争”,但是有的地方就有这样的事情。

指导“清队”的中共中央文件,都有毛泽东的批示或者“圈阅”。这些文件详细知道如何“斗争”,“传达”到基层。但是在文革后的此类“平反”文件中,按照统一口径,都说成死者是“受林彪‘四人帮’反动路线的迫害”。这个决定甚至也没有说“当时”迫害胡秀正的“决定”的内容到底是些什么。实际上,“当时”甚至也没有给胡秀正的家属一个正式的书面的说法。“当时”的种种做法害死了胡秀正,却未留下任何记录。

文革以后,在一份“内部”材料中,说,在“清理阶级队伍”中,在北京市,有3,000人自杀,200人被打死。没有给出准确的数字,也没有给出受难者的名字。而且,也从来没有让普通的人们或者历史学者了解这个数字。3,200人的死,是一个巨大的数字,而且,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个数字的数量级是缩小了的。

从现在找到的一些单位的局部的死亡密度来计算,在北京一地,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死亡的人的总数可能比三千二百多得多。胡秀正,是这一文革中最大规模的整人运动的千千万万受难者之一。


编辑、发稿 文锦